诗歌在中国诸种文体中一直备受尊崇，但在西方早期，诗歌的地位就相当曲折了。苏格拉底要把诗人赶出城邦，柏拉图要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而亚里士多德则明确主张“打开门，让诗歌进来”。这种赶出、驱逐与迎接，看上去是两种矛盾的态度，其实都是建立在对诗歌特性的深刻认知上。诗歌的自由、奔放、激情，与哲学、历史当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学者的立足点不同，对诗歌、诗人的看法便也截然有异。但诗歌与诗歌之间，其实相差很远。南朝钟嵘以上、中、下三品论诗人品第，持以为高下的基准正是诗歌本身。那么，到底什么样的诗歌会成为经典，堪称上品？也许答案各有不同，但我赞同莎士比亚的说法：只有表现美智的诗才会不朽。自由、激情与美智的结合构成了诗歌独特的魅力，而爱情则是诗歌中最动人心魄的内涵了。
《问世间情是何物》 杨雨 著 商务印书馆
诗歌与爱情的结合，正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最璀璨的风景。杨雨教授《问世间情是何物》一书，于诗歌爱情大含细入，十首诗歌，十个爱情故事，自汉武帝、卓文君、李白、元稹、李煜以迄苏轼、秦观、李清照、元好问、柳如是，无论是帝王、官员，还是百姓，也无论是文学巨匠，还是平民女子、青楼歌妓，那些被记录下来的、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杨雨教授择其经典，于追源溯流间，拷问人性，权衡中西，既有迷离感性的爱情故事，又有抽象演绎的爱情观念，不啻沐浴文学异彩，也是触摸人性之光。
以前读白居易的《长恨歌》，读至“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当然知道他以汉喻唐，矛头对着的其实是唐玄宗。但我也总是很有感慨：如何堂堂一个汉武帝，居然重情如此，将多年心思放在寻找一个倾国倾城的美女身上！事实上，陈鸿的《长恨歌传》便果然批评唐玄宗在位多年后，“政无大小，始委于右丞相，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但无论是白居易，还是陈鸿，他们把立于政治立场的批评与本于爱情角度的赞美往往混在一起，使得诗歌主题隐约难明。这也给后来的文学研究带来了许多障碍。再看看文学史上的其他诗人，批评同样很隐蔽，而写韵事则很传神。如刘希夷《公子行》有“倾国倾城汉武帝，为云为雨楚襄王”之句。李商隐的《汉宫》诗云：“通灵夜醮达清晨，承露盘晞甲帐春。王母不来花朔去，更须重见李夫人。”何以一涉爱情，诗人便态度模糊了呢？杨雨教授在第一讲用了很多篇幅讲述汉武帝与李夫人爱情故事的过程，将汉武帝的渴望、幸福、痛苦、追思一一叙来，我觉得这从本质上是在一种对历史的基本勘察和合理想象中来展现人性的魅力。
当然，所谓经典的爱情并非都是甜蜜的。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诗人往往更多地带着浪漫不羁的个性，这让爱上诗人的人或许会平添烦恼、忧愁，甚至会时时处于绝望的境地。读李白的《别内赴征》诗：“王命三征去未还，明朝离别出吴关。白玉高楼看不见，相思须上望夫山。”李白这次当然是从庐山应“王命三征”而辞别宗夫人，但像李白这样任性的人哪里是阻止得了的呢？他注定不能完全属于家庭，也注定爱情不可能成为他生命的全部，甚至不能成为主体。所以对于宗夫人来说，既然被李白的绝世才华所吸引，则爱情与牺牲的关系，她自然是透彻地了解的，包容和成全也就必须成为她对待与李白爱情的基本态度。
爱情的形态各异，当然也各具神韵。杨雨教授花了大量精力去勾勒诗歌背后的故事，扣紧时代、经历和个性，集中地展现出中国式爱情的整体特点，读来饶有兴味。对于诗人来说，妙笔著华章，乃是从爱情中来，到诗歌中去；而对于读者来说，知人且论世，则是从诗歌中来，到爱情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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