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出生的黄飞立是我国著名指挥家、音乐教育家，少时习琴，青年留学耶鲁，1951年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执教，1956年参与创办指挥系，三十余年间桃李天下。这本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是他的口述史，词句幽默扼要，极富欣赏价值，还穿插了许多亲人朋友的往事追忆，如小提琴家向泽沛、唐敏南、马思聪的妹妹马思琚、指挥系教授吴灵芬的口述等。
遍观全书，黄飞立一生中最大的快乐，大概凝聚在了他老师欣德米特临行时分的赠言：做一棵中国音乐的常青树吧。
在那一代音乐人的生涯里，“常青”二字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黄飞立最初在沪江大学念的是生物，毕业后想过做食品调料买卖，但时逢上海沦陷，父亲也失业了，所以几位好友一合计，开始为电影配乐录音。离沪后经介绍，他迢迢千里来到国立福建音专，但发觉“音乐家们”的境况是这样的：“永安是福建的战时省会，音专就在永安郊区的上吉山上，风景很大，但是校园没有围墙。一位女生在练习贝多芬奏鸣曲时，忘记了关门，不知哪里的一头水牛伸进脑袋来看，吓得她几乎昏过去，扶回去大病了一场……那时我才二十六七岁，身体很好，翻几座小山不成问题，去小贩那里买没有脱粒的米，然后找山后的农民替我们舂，而学生每顿都是糙米饭配盐水煮毛豆，顶多勺上两勺酱油。可是，没有人觉得苦，倒是整天挺高兴。宿舍里常见老鼠乱跑，据说有一次在唐敏南的琴盒里下了一窝仔。”基本生活尚且这样，乐器、教材与谱子方面就更不用说了，何况在资源有限的音专，老师还不应当与学生争。和几位个性十足的老师共事时，黄先生尽力凡事考虑周全，最后不得已才一怒走人。
寒俭时节里，物质与精神的二重考验无疑是巨大的，特别是结婚前后，钱都放入了柴米油盐。撤退时期，一行人从赣州到西南方向的龙川逃亡，抛锚与修补轮胎之类那是常事，抵达龙川时正是大年夜，一碗葱炒肉片姑且当作最好的年夜饭；“坑尾头”山沟里的水产学校偏偏发不出工资，他干脆就静下心来记背起贝多芬的协奏曲；到了广州后条件略好，他说，基督青年会还能经营起像样的话剧、唱片欣赏会与独奏演出。
至于1948年底，从香港前往耶鲁大学的面试，黄飞立竟记叙得相当之轻松。师从作曲家欣德米特的经历，如今看来是大部分音乐学生可望不可及的事，可我们完全读不出半分他对优越环境的留恋与贪着。要知道上世纪中叶是美利坚经济文化崛起的大时代，与国内的环境一比，怎会不觉着反差？
1958年到了天津音乐学院后，他惊讶地得知管弦系都做起了木工活，而指挥系办起了造纸厂，是为了“教学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即便如此，黄飞立依旧乐呵呵地随着师傅观察炉子，用砂轮磨刀具，无有半句怨言，就跟他孩提时在童子军集体里学习打各种绳结时的快活劲儿一模一样。六十年代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时，住的是教室改用房。“已经很不错了，只有主任或教授才有这般待遇，别人都是三四口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每天在楼梯拐角集中做饭，你烧你的煤球，我烧我的蜂窝煤。”他的学生段平泰提起黄先生，满是尊敬，说他既不伶牙俐齿（甚至一口广东味的普通话），也从不苛令学生什么，但班上极少出现旷课、迟到和早退，人人服帖。
最艰难的文革中，他的心态依然是向上的，不仅很快就能宽容别人，还想出不少小妙招帮助集体与朋友，譬如打通人事关节将钢琴运送到被下放的河北清风店，就是一则兵法般的运筹帷幄。至于将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对外喊作阿尔巴尼亚革命歌曲，也是从别人那儿习得的窍门。或许，温暖互助又随机应变的悠游，才是一位外表并不强悍的小提琴家熬过数十载大风大浪的诀窍所在。
儿时在上海帮着人家单位打鼓庆祝时，小小黄飞立琢磨着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没有了我们，这个世界也许会太安静了吧。”他最初想学的是长笛，而父亲呢，偏偏弄来一把小提琴——这便是本书书名的来由。但掩卷许久之后，我隐约意识到那把小提琴并非别人或上苍的青眼，而是他内心的快乐藏留。留学、任教，抑或下放与逃亡，在遍寻不到乐器和乐谱，粮食都不好找的时节，岂料真正的音乐家反而破茧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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