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形影》，董炳月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月版
鲁迅，在国人的心目中其形象如之何，或可各异，不过假如有一出戏剧，让秋瑾女侠和鲁迅谈起恋爱，并婉曲哀怨：“你是怎么也不会为了我而改变想法啊？……说到‘爱’，对于像男子一样的我，而且是随时准备去死的我，你绝对不会有那种感情的。可是，你难道就不能可怜我，到绍兴来吗？”云云，我想多数人是接受不了的。其实这是日本剧作家霜川远志所写《戏剧·鲁迅传》中的“悬想”，所谓“霜川鲁迅”是也，乃日本民间于鲁迅形象的投影之一种。
学者董炳月的新著《鲁迅形影》，阐述鲁迅之“形”与“影”：“‘形’即‘原形’的‘形’……可以置换为‘本体’，鲁迅之‘形’即‘鲁迅本体’，类似于日本鲁迅研究专家伊藤虎丸先生的‘原鲁迅’概念”；“‘影’，即‘形’的投影。一切对于鲁迅的理解和阐释，对于鲁迅思想和精神的实践，皆为鲁迅之‘形’的次生品，即鲁迅之‘影’”。如霜川远志之《戏剧·鲁迅传》中的某些情节，固然在我们看来未免匪夷所思，但仍是“形”之投影，“在日本人的伦理观念中，‘多情鲁迅’式的行为并不构成罪恶”，有着剧作家对鲁迅的独特理解，探究是中况味可发现一个更丰富的鲁迅。
所谓“形”的追索，可见于某些“神话”的探源。如鲁迅在仙台的留学生活，存在着鲁迅记忆中的藤野先生与现实中的藤野先生之区别，这早经人说，而在鲁迅笔下，另一位中国留学生施霖的“缺席”同样耐人寻味。《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等，均予人印象仙台仅鲁迅一个中国留学生，而事实上，留学名录和照片都显示，仙台还有一个叫施霖的中国浙江籍学生。鲁迅为何会绝口不提此人，董炳月这样分析：“既然青年鲁迅去仙台留学是为了逃避清国留学生，那么施霖的出现首先意味着鲁迅逃避的失败”，“在当时同一校园仅有的两位清国留学生中，鲁迅努力证明中国人的能力和尊严，而施霖却有意无意地证明着中国人的低能———同时证明着日本学生‘疑惑’的合理性。对于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鲁迅来说，这无疑是痛苦的”，人对于不愉快的经历会有趋避心理，鲁迅亦不例外。对藤野先生的某种“拔高”(可对比藤野严九郎的自述)，摒除另一中国留学生施霖的存在，“仙台神话”的诞生大致如此。
另如鲁迅晚年的孔子观，研究者众说纷纭，有不同意见。董炳月以1935年年底的小说《出关》和1936年年初的《〈出关〉的关》等文本为中心，考察这一时期鲁迅对孔子的看法，“如果把‘孔子’分为政治、道德、人格三个层面来认识，那么鲁迅重构并表示认同的‘孔子’主要是第三层面即人格层面的。这种孔子观与鲁迅早年建立并一生坚持的‘立人’思想一脉相承。鲁迅批判的是扼杀个性、侵犯个人权益的儒教思想与儒教制度，肯定的是有助于张扬个性、符合现代人格的儒家现实主义精神与进取精神。对于鲁迅来说，重构孔子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政治传统乃至中国传统知识人本质的过程”。五四时代，启蒙者们对孔子及其徒党做不遗余力地攻击，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同样，时代更迭之后，对孔子与儒家思想做重新估定，亦是时代的要求。
在“影”的投射一面，可让我们以多视角看到“鲁迅”的空间与可能性。如前述霜川远志的《戏剧·鲁迅传》，对“多情鲁迅”的塑造似有些荒诞、荒唐，但这并非无源之水之胡编乱造，而是根源于鲁迅自己的观点：“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不必讳言要吃饭。”霜川远志只是在鲁迅观念的基础上，“在食欲与革命、性欲与恋爱之间建立其直接联系”。这种“杜撰”可以说是一种戏剧的结构方式，而非对中国这位伟大人物的“解构”。
董炳月曾翻译过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这样一部微观文学史，就更是鲁迅之“影”的投射。如仅仅一个“碗碟偷窃事件”，即聚讼半个多世纪，纠结于盗窃者是杨二嫂还是闰土。事情虽小，但自小切口却牵涉出太多意蕴，“对‘碗碟事件’的重新解释将促使人们重新认识《故乡》这篇小说的意义结构与‘五四’时期鲁迅的思想体系”，自非虚言。
能够探究鲁迅的“形影”，必是以一种平视的角度，这说易也易，说难也难，只要稍稍翻检近一个世纪的研究史即可看到。而阐释空间之大与可能性之多层面，既反映了鲁迅的伟大，或亦透露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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