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传》，[美]彼得·盖伊著，龚卓军、高志仁、梁永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第一版，168.00元  

正是从对弗洛伊德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中，盖伊得出了弗洛伊德是启蒙运动传承者的结论。……构成弗洛伊德职业伦理的并不是什么生命的激情和主观臆想，而只是理性这一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产物。

在这部长达810页、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传记中，彼得·盖伊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既圣且凡”的弗洛伊德画像。书中有大量篇幅论及弗洛伊德思想的形成、理论的发展、学术地位的显赫和国际影响的扩大，并详细分析了弗洛伊德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和最有代表性的心理治疗案例。由此，一位开拓者、奠基人、巨擘乃至先知的形象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另一方面，盖伊也为我们描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童年充满紧张和焦虑，对家人饱含关心和慈爱，满足于富足但乏味的中产阶级生活，评教授时屡屡受挫，固执己见而与同行交恶，晚年备受病痛折磨。

不论是刻画伟人弗洛伊德，还是讲述凡人弗洛伊德，盖伊的笔端下都处处流淌着一种对传主深切的“了解之同情”。用盖伊的话说，写下此书的目的“既不为谄媚奉承，亦不为纠举指责，而是为了理解认识”。这其中虽有作为一位优秀历史学家的人文主义自觉，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要从盖伊个人的经历中来挖掘。

盖伊1923年出生于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原来本姓弗勒利希（Fröelich），德语的意思是“快乐的”。1939年，原本快乐的弗勒利希一家想必是经历了不少磨难，辗转古巴迁往美国。这一年恰逢流亡英国的弗洛伊德在伦敦溘然长逝。1941年，像一些流亡英美的犹太人将其拗口的德语姓氏入乡随俗地改为当地姓氏那样，盖伊直接将Fröelich按字面意思翻译成英语的Gay，并成为美国公民。

同为犹太人，同是流亡者，同样来自德语文化圈，这大概是盖伊将其未来的学术旨趣“移情”于弗洛伊德的一个重要原因。1978年到1993年间，除了这本《弗洛伊德传》之外，盖伊还撰写并主编了其他六部与弗洛伊德相关的著作，分别是：《弗洛伊德、犹太人和其他德国人：现代主义的大师与受害者们》（1978）、《写给历史学家的弗洛伊德》（1985）、《不信神的犹太人：弗洛伊德、无神论与心理分析的形成》（1987）、《弗洛伊德读本》（1989）、《阅读弗洛伊德：探索与消遣》（1990）、《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艺术：其个人的文物藏品》（1993）。不仅如此，为了能够深入体验并领会心理分析的实践和方法，已是耶鲁大学教授的盖伊，在53岁时又进入西新英格兰心理分析研究所学习，前后达七年之久。

对弗洛伊德长久的兴趣乃至仰慕，以及在心理分析领域所拥有的专业知识，使盖伊成了撰写一部弗洛伊德传的不二人选。但这种知识或研究上的话语权，并没有让盖伊因此失去客观公正的态度。盖伊始终强调，尊重弗洛伊德与盲从弗洛伊德是两回事，哪怕是弗洛伊德本人的某些言论，也要放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加以综合考量和判断，而不是仅作孤立的解读。正是出于这一目的，盖伊不仅阅读了弗洛伊德的所有著作，也参阅了他数千封尚未发表的信件。作为伦敦弗洛伊德博物馆国际声援运动委员会成员，盖伊比普通人有更多的便利接触到这些原始资料，进而能够从中钩沉索隐、披沙沥金，发掘出大量极有价值的材料。显然，信件中所展现的弗洛伊德，比学术著作和日常生活中的弗洛伊德更具多面性和多义性，也有着更多的理解和阐释的空间，从而有助于还原一个更真实的弗洛伊德。同时，对材料所持的审慎态度，使盖伊在有关弗洛伊德的某些传言上并不妄下定论，比如弗洛伊德与其妻妹敏娜的暗通款曲，与莎乐美的特殊关系，在盖伊的书中绝不会找到任何博人眼球的记述。因为盖伊相信，在有说服力的证据出现之前，这些传闻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盖伊的这种严谨性，也可以在书后所附的那份全面而翔实的文献综述中得到印证，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盖伊的基本立场，也能够找到大量对立观点的材料。

作为思想史家，盖伊以两大卷《启蒙运动》蜚声史坛。该书的一大特点，就是将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与早期思想史研究只注重思想家的经典文本不同，盖伊走的是思想史研究的语境化或脉络化路径，这与政治思想家昆廷·斯金纳倡导的“语境主义”和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宣称的“观念的社会史”不谋而合。在这部弗洛伊德的传记中，盖伊并没有只沉浸在大量相关的原始材料中，而是将视野投诸弗洛伊德所处的环境、社会与世界。比如，对弗洛伊德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的剖析、对19世纪布尔乔亚家庭生活的描摹、对勃兴时期欧洲心理学界的介绍、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的讨论。在《弗洛伊德传》一书的前言中，盖伊有一段文字颇能体现他文本和语境并重的研究理念：“我在探索弗洛伊德的生命史时，便尽情用他的发现、他的方法，然而，我却不曾因此让我的注意力被垄断。身为史学家，我将弗洛伊德及其作品置入种种相应的脉络，他搞颠覆革命的精神医学专业，这个无信仰的犹太人、非传统的医师被迫生活其中的奥地利文化，其生涯过程中饱经战争创伤、极权独裁统治的欧洲社会，以及整个西方文化，这个文化对自身的认识，经过弗洛伊德的扭转，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再也无法回头。”

正是从对弗洛伊德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中，盖伊得出了弗洛伊德是启蒙运动传承者的结论。这与直至盖伊那个时代公众以及一些受过教育的人士对弗洛伊德的评价是针锋相对的。在不少人眼中，弗洛伊德就是一个骗子、庸医和变态者，人们甚至将心理分析驳斥为伪科学和性欲情结。在中国，开明如鲁迅者也曾对弗洛伊德作过片面和尖刻的评论。在写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听说梦》一文中，鲁迅这样说道：“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而在盖伊看来，弗洛伊德与大多数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并无二致：单调、乏味、守成、怀旧、固执，他几乎一辈子生活在维也纳，除了工作、学术交往就是家庭。构成弗洛伊德职业伦理的并不是什么生命的激情和主观臆想，而只是理性这一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产物。在一封写给斯蒂芬·茨威格的信中，弗洛伊德强调心理分析的根本任务就是以“冷静审慎的方法”与魔鬼角力，让非理性的魔鬼降服，成为“科学上可理解的对象”。遵循着理性法则，人们就可以一探心灵未知领域的真相。弗洛伊德在给桑多尔·费伦奇的信中坦言：“对我来说，真相乃是科学的绝对目标。”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重申：“我总是尽可能说出真相……这根本就是我的职业。”

但是，这位冷静的理性主义者，也有让人为之动容的一刻。1939年9月23日，由于不堪口腔癌的折磨，弗洛伊德选择以注射吗啡的方式，带着尊严死去。对弗洛伊德而言，死亡固然可怕，但若能将死亡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则仍不失为一件幸事。在流亡英国之际，弗洛伊德就说过自己要死于自由。这一次，在摆脱了政治生活的不自由后，弗洛伊德终于摆脱了病魔的禁锢。盖伊曾援引弗洛伊德1900年致好友威廉·弗里斯的信，信中正值生命壮年的弗洛伊德自称为“征服者”，执迷于“追根究底”，却又“肆无忌惮、顽冥不化”。现在，这位征服者在征服了无意识领域、人性的禁忌、西方文明的伪善之后，最终以征服死亡的方式征服了自己。

盖伊这部公正严谨、充满敬意的传记有一个副标题“ALifeforOurTime”——“写给我们时代的弗洛伊德传记”。盖伊采用这一措辞有何用意呢？他是想说明这是一部不同于以往而具有新的时代含义的弗洛伊德传，还是要借助这一隐喻来表达弗洛伊德对“我们时代”的意义呢？盖伊对许多事件和现象不作争论和无意引申的笔法，让我们在书中很难找到确证，但序言中的一段文字似乎可以作为这部传记的题解。在这段文字中，盖伊指出，弗洛伊德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必须面对文明的困境。因为文明既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又是人类最大的悲剧。从盖伊撰写这部传记的20世纪80年代到当下，生活在“我们时代”的人类在持续享受现代文明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不断面临着现代文明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包括各种全球性危机，也包括各种加之于个体身上的不确定性。而这些危机和不确定性，正在一点点地销蚀着人类从过往经验中所获得的对未来的信心。不论人类试图以何种方式打破现代文明的悖论，走出现代文明的困境，对自我——既包括作为个体的人，也包括作为集体的族群和国家——加以控制都是必须的。因为各种失控、无序、混乱乃至灾难的原因，有一部分则来自人类的内在和无意识。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弗洛伊德对于“我们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