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道湾十一号》,黄乔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6月第一版,44.00元
三联书店新出版的《八道湾十一号》,是一部以学问做根基,以史料为依据,兼具思想深度、文化内涵和现实关怀的学术专著。书中摄取的家族影像,传递的历史信息,涉及的现实话题,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该书作者黄乔生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早在2009年,作者就撰写过一篇题为《八道湾十一号剪影》的长文,文中设问:“鲁迅的崇高地位早已确立,周作人的凄惨结局也已定格。可是,八道湾十一号,这所两个大文豪居住过的、承载了兄弟恩怨、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四合院的结局将会怎样呢?”作者的担心是有根据的,长期以来,八道湾十一号面临着“拆与保的争论和较量”,只是由于舆论的反对声和鲁迅的威望,才免于被拆毁的危机。对于这个牵动着许多人神经的热点话题,作者在文中如此设想:“将这所院落保护起来,或作社区图书馆,或作新文学成就的展览馆,或作北京文化研究基地,都是可供考虑的选择。”这一设想既超前又合理,事实证明,有关部门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将这所院落规划在北京第35中学新址院内,作为校内文物保留的。作者长期关注院落修复进程,参与论证院内景观设计,并为“周氏兄弟旧居”这一命名贡献了意见。因此,《八道湾十一号》一书,实际上完成了从“剪影”到“全景”的过渡,起到了代言这所院落的文化名片的功能。如果想了解“八道湾十一号”的来龙去脉和人文价值,该书是再合适不过的媒介了。
该书是第一部从人与物的关系即人文地理角度入手,综合研究周氏三兄弟与八道湾十一号的命运互动的著作。作者不厌其详地描述了这座院落的总体格局、房屋分布和三兄弟的居住情况,意在说明,这里的居住环境、生活状态对周氏兄弟的创作和思想产生过极大影响。
鲁迅在此创作了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这篇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为鲁迅赢得了国际声誉;周作人在此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家,并收获了小品文大师的美誉;三兄弟在此一起办过文学合作社,出版过“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过了一段兄弟怡怡的日子。不仅如此,五四时期的许多文化名人,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雁冰等,都与八道湾主人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互动,这其中还包括青年毛泽东。这些人都曾以自己的方式,影响过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进程。所以,八道湾为人们认识曾居住在这里的两位新文学大师及其人际关系提供了最具体可感的物证。
该书的重点落墨之处,在于突出人与物互训共生的命运。对于鲁迅来说,八道湾十一号寄托了他中兴家业的希望,见证了他经历兄弟失和的痛苦心境。对于周建人来说,八道湾十一号无疑是一个梦魇,他是带着屈辱、为着解脱离开这个院落的。对于周作人来说,自兄弟被迫离开之后,八道湾十一号就成为他“自己的园地”。这里既留下了他赏苦雨、品苦茶、闭户读书、自得其乐的文坛“智者”的形象,也见证了他落水附逆、被捕系狱、寿则多辱的人生低谷和尴尬处境。正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言:“过去有这样一种观点:周作人留恋北京八道湾‘苦雨斋’宁静、安逸的生活,是导致他走上叛国投敌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居处所在,环境熏陶,会引起人的思想性格的变化,正所谓居移气,养移体。周作人在八道湾的安居,与鲁迅在厦门、广州、上海的游动、租房居住及建人在上海等地打工的生活状态,其间的异同是很明显的。”这是对人地关系的一个非常到位的说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也是第一部专题为八道湾十一号立传的信史。
说它是信史,是因为作者提供了不少与传主相关的新颖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比如关于兄弟失和的原因,历来争论纷纭,莫衷一是。周丰一在1989年2月20日致鲍耀明的信(收入明石书店2012年10月初版《鲁迅——海外中国人研究者讲述的人间》)中,是以其舅舅羽太重九的说法来解释的,虽难以确证,但颇易引起误解。作者引用日本学者中岛长文《羽太重九看见了什么?》一文中的考证,来证明羽太重九的说法是“攻击性的流言”,不足采信。
该书是第一部全方位多视角考察八道湾十一号的文学和文物价值的专著,具有扎实厚重的文化和史学品格,典型地承继了文史不分家的学术传统。这一传统是依靠大量文学事件和历史细节填充的。书中强调:“八道湾十一号周宅在地产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代中国,能幸存下来,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鲁迅的杰作《阿Q正传》。人们在陈述这个院落应该得到保护的理由时,排在最前面的一项,是这里诞生过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也就是说,鲁迅的威望和《阿Q正传》的文学价值,是支撑八道湾十一号的文化和文物价值的主要因素。在该书的《阿Q正传》一章,作者旁征博引,如数家珍,将这部现代文学名著的诞生过程、主要内容和艺术价值、国内外评价和反响娓娓道来。
作者不仅把八道湾十一号作为一个家族聚居的地理标志,更视为新文学史上一个巨石重镇般的文学场域。这样,周氏兄弟个体的文化选择和命运变迁,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史和家族史,而上升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化思想史的层面,甚至上升到整个民族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选择和命运变迁的历史层面。作者串联事件和细节的手法是,以时间为经线,以事件为纬线,形成纵横交错、纵贯全书的脉络主干,再在每一个经线和纬线的交汇处点缀铺排必要的细节,形成发散式的结构状态,使全书既丰富又明晰。全书尤多细节描述,如八道湾十一号的房屋结构、居住分布、宾客交往,以及兄弟失和、周作人遇刺、子女情况等等,正是这些细节,使得八道湾十一号具有不同寻常的文学、文化和文物价值。
作者既了解八道湾十一号的过去和历史,也熟悉这所院落的现状和动态。他精心结撰该书,既是对历史的回溯,也是对现实的回应。因为该书的历史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八道湾十一号,即周氏兄弟旧居,将因为该书的出版而永恒地定格在北京文物保护史和中国鲁迅研究史上,定格在广大读者的文化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