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读者出版集团时殷殷嘱托，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出版者的期望和要求，也是出版者应有的本分和自觉。
出版的使命是服务阅读。我以为，其关键环节有两个：一是内容选择，二是对接需求。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所期望和要求的、我们所追求的高质量出版，也必须在优化内容供给和准确对接阅读需求两个方面下功夫。
优化内容供给的“三板斧”：明方向、调结构、做减法
华文出版社1987年10月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创办，其办社方向是明确的，即“服务统战工作，做好统战出版”。而2010年与中共中央统战部脱钩、归入中国出版集团旗下，则意味着我们要开始真正面向公共市场，二次创业。
首说“明方向”。创业的首要问题是明晰方向，其间少不了艰辛探索，但每一步前行都是有益经验。到“十三五”开局之年，我们在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终于形成了以统战出版和“大传记”出版为主的战略方向。这样一个战略方向的选择，我们的考虑是：第一，我社属于中小型出版社，编辑力量有限，只有集中于一两个图书细分类，才可能通过积累形成某一局部的竞争优势；第二，只有专注才能专业，只有专业才可能出精品，才可能形成品牌，而只有品牌企业才能长盛不衰。
次说“调结构”。方向既明，在结构上要与之适应。一是在组织结构上，砍掉了偏离主攻方向的部门，将人力向统战和传记两个战略板块集中。二是在产品结构上，首先确立“本版书立社”理念，通过提高合作门槛，大力压缩合作选题比例，同时引导合作选题适合我社发展方向；其次是调整本版书结构，不断强调各编辑部门的主攻方向，强调“产品线”概念，有步骤地压缩和淘汰不符合产品线规划方向的选题。
再说“做减法”。一是大力压缩年度出书品种数量。这既是近几年来宏观政策的导向，也是实现精品生产的先决条件。2019年，我社出书总品种413种，同比下降22.66%；其中，出版新书181种，同比下降15.42%。二是在总量控制中，确保本版书数量不下降，优先保障重点本版书的出版，而对合作类选题数量做大幅度削减。2019年，我社本版新书的品种数量同比有小幅增长，造货码洋上升69.73%；本版重印书品种数量基本与上年持平，造货码洋同比上升99.41%。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无区别地一律做减法，其中也有加法，主要体现在本版书数量和占比上，体现在提高单品效益上。经过几年努力，以往那种靠“广种薄收”维持生存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过度依赖合作出版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转。
经过“明方向、调结构、做减法”这“三板斧”，明显感受到的效果就是“集中”——集中资源和精力于本版书，集中资源和精力于重点产品线，集中资源和精力于重点产品。而市场、专家和读者给我们的反馈是，华文出版社“逐渐有了自己的产品”，其产品越来越有“识别度”。
准确对接需求的新尝试：借助新媒体，让读者找到作者
出版的本质是“传播”，好的传播，就是让优质的内容准确便捷地找到它的读者。传播的媒介和渠道很重要，对于新媒体，出版从业者既要积极了解，也无需迷信。积极了解，是因为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内容的选择和呈现形式要与之适应，否则不能达到最佳传播效果；无需迷信，是因为再新的媒体本质上也只是一种传播工具，而且它一定会被更新的媒体取代，而无论工具如何迭代，都少不了对内容的需求。所以，做好内容，既是我们的本分，也是生存的基础和保障。
同是试水新媒体，我想作为出版者，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借助这个传播媒介，更准确、更广泛地找到自己的读者，发掘潜在读者，并与之进行更直接、有效的沟通。比如抖音和快手是近年来兴起的以视频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新媒体，全国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也先后有了自己的抖音号、快手号，华文出版社也在其中。我们先后做了几个抖音号，其中以“阎崇年说历史”和“南门太守盘三国”效果最好，粉丝量最高，而以“华文出版社”冠名的抖音号粉丝量最低，故而得出的结论是：定位很重要，主播很重要，内容很重要。
相比于以社名命名的抖音号，“南门太守盘三国”抖音账号（目前粉丝近20万）、“阎崇年说历史”抖音账号（目前粉丝近73万）被广大网友认同，我们认为根本上还是因为定位于内容分享。这样的定位使得网友不排斥，愿意来体验，在体验过程中，在交流互动中，粉丝黏性越来越高，雪球越滚越大。
准确定位之后，内容和作者的选择就是关键环节。在内容选择上，我们突出了历史方向，因为在这个方向上，有着深厚的民族传统和广泛的受众，也与我社选题方向和内容积淀相匹配；在历史这个大门类中，则优先选择了热度很高的三国史和明清史。在作者选择上，阎崇年先生自不必说，不论在清史学界还是《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中，都是旗帜性的人物，号召力强。南门太守老师数十年醉心于三国史研究，这些年来累计出版了几十部有关三国的著作。两位先生的共同点是实力雄厚，又愿意跟大众交流，能够持续不断地提供新的优质内容，因此抖音号的粉丝量越来越大，黏性很高。
我们通过新媒体找到了读者，形成了若干“社群”。在社群里能做些什么？从已有的实践看，我们至少做成了两件事，一是宣传营销，二是形成新的内容生产方式。
先说宣传营销。今年是北京故宫建成600周年，阎崇年先生写出了献礼之作《故宫六百年》。因为突发的新冠疫情，线下活动几乎完全无法开展。在此情形下，“阎崇年说历史”抖音号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通过这个号发布相关信息，其到达率和精准度是以往任何媒体不能相比的，加上粉丝群的扩散效应，使得作品甫一上市就有了热度。同时，这个具有73万粉丝的社群也是具有旺盛消费需求的市场，我们在推出大众版之前，先推出了回馈抖音粉丝的限量专版，10000套（上下册）短时间内抢光。
再说内容生产方式的变化。以抖音号“南门太守盘三国”为例，起始阶段“讲什么、怎么讲”还主要是由作者和出版社编辑商定，随着粉丝参与度越来越高，更多的问题其实是粉丝提出来的，作者主要工作是答疑和参与互动讨论。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内容产品，某种程度上说，其实是作者和粉丝共同完成的。这个内容产品颇具出版价值，因为它真正反映了读者需求。今年内，我社将推出一本南门太守著、名为《三国冷知识》的图书，就主要是在上述过程中形成的。这与传统出版那种作者和编辑先形成产品再推荐给读者的模式，确实有着某种革命性变化。
所以我认为，面对新媒体，简单地拒斥或放弃自我优势的所谓“拥抱”，都是不可取的。传播媒体越进步，大众获取和选择内容越容易，“内容为王”的真理性就会越彰显。只有不断增强对优质内容的选择力和判断力，不断增强根据新媒体属性和特点进行传播的能力，才是真正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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