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在她105岁的时候，平静地走了。根据她生前遗愿，后事从简，没有开追悼会，也没有告别仪式，最后送别她的只有极少数戚友。杨先生一生为人低调，不慕荣利，喜欢安静。后事的安排，体现了她一贯的行事风格。
尽管杨先生和她的戚友们刻意保持低调，但她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媒体还是做了铺天盖地的报道。也有记者打电话来要我谈谈与先生的交往，我都婉拒了。我想把对她的纪念珍藏在心里。同时在她的去世成为媒体热点、记者们四处捕捉新闻的时候，我也不愿意跟风而上，冒充知己。
和杨先生相识，是沾了我所在的出版社的光。
他们夫妇都是我社的重要作者，平日里免不了要打交道。大概2000年前后，我刚参加工作不久，钱先生的《宋诗选注》重印出版，责编弥松颐先生要给杨先生送书，问我有没有兴趣一起去见见。我当然乐意去，只是心里有些忐忑，怕在老人面前说话露怯，所以见面的时候略微有些紧张。那天具体谈了些什么，如今都记不清了，印象中聊得还算愉快。话题似乎一直围绕着钱先生和他的学术，中间好像也问过我一些问题。杨先生大概觉得我还不算很外行，后来提出说有个东西要给我们看看。说完就从里屋抱出一本手工装订的大厚册子，封面题签写着“复堂师友手札菁华”的字样。册子里贴的全是晚清著名学者和词人谭献的友朋书信，其中很多作者都是政界显要或文化名流。老人说这原本是她公公的藏品，后来给了钱锺书先生。这批东西共有八大册，拿给我看的只是第一册，其中包含着有关晚清社会各个方面的丰富信息。我想它们如果能被整理出版，对于研究晚清社会和学术文化都有重要意义。于是试探着向杨先生提出了出版的建议，她说将来可以考虑，还答应会交由我们出版。
那次见面以后，转眼三年多过去了，我无缘再去登门拜访，出版《复堂师友手札菁华》的事也没什么进展。虽然不好继续追问，心里却始终不能放弃。
一次去看望吴学昭老师，听说杨先生已准备将一些文物捐赠给国家博物馆，我立刻想到了这批东西。我的态度是，文物交给国家固然是最理想的归宿，但考虑到大陆博物馆与图书馆的普遍做法，捐赠的文物和图书一旦入库，往往侯门一入深似海，很难重见天日，其所承载的文献价值与文化价值也会因之埋没，有负捐赠者的初心。所以我主张在把文物交给国家的时候，应考虑把文化留给大众。吴老师性格豪爽，有极强的文化责任心，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她也认为对于珍贵的纸本文献，出版是最好的保护，所以慨然答应帮我促成此事。有了她的帮助，这件事很快就定下来了。
就具体操作的问题，杨先生特意约我上门谈了一次。这次见面谈得很轻松，主要就该书的出版提了两点要求。一是为了文物安全考虑，她希望我们制版时能到她家里来扫描，免得把原件带出去发生丢失或损坏。二是她不要求我们付任何报酬，只希望将来出版时，书的定价不要太高，好让更多的人购买使用。这都是合情合理的建议，而不要底本费则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令我既意外又感动。
我们商定扫描工作只让一个技术人员来操作，免得人多给老人的生活带来不便。但杨先生希望我能每天陪在那儿，以便有问题随时交流。她还客气地说，如果只有你，午饭就在我这吃，但有个工作人员，我就不留你了。我笑说若要吃饭，就是给头上脸了，她听了大乐。
这一次，我们就这批书札有了较多的交流。它们其实原是谭献的家藏。1911年春，袁昶夫人六十大寿，谭献之子谭紫镏托当时的无锡图书馆馆长徐彦宽介绍，请钱基博先生为撰寿序。钱先生序成而不受润笔，谭氏即以这批书札相酬。书信涉及作者一百多人，近五百余通。钱基博先生对之做过精心整理，并为部分作者撰写了小传，与书信一起粘贴在毛边本上。前面还有一篇题记，系他口述，钱锺书先生笔录，详细介绍了这批书信的来源、内容和价值等。杨先生要我把这个念给她听。题记的最后一段说：“余常患儿子不谙世故，兀傲自喜，诋痴儿不解事。今读袁昶书，曰子弟能有呆气方能读书，今儿辈皆有软熟甜俗之韵，奈何!辄欲以此为诸儿解嘲，何如?”杨先生听后笑了，给我解释说：“‘软熟甜俗’其实是指他的宝贝小儿子说的，不是指钱先生。”我听了心下暗乐，钱老太爷明明说的是“皆有”啊!但又不敢和她争辩。同时忍不住私自好奇，生性幽默的钱先生，在听到其尊公的这番议论时，会是何样的表情呢?
接下来的十多天，我每天早出晚归，陪着那个负责扫描的技术员守在杨先生家里，顺便也看看带去的稿子或书本。我们工作时尽量轻手轻脚，不弄出响动来，怕影响老人的作息。杨先生每天上午和下午精神好的时候，常出来与我聊聊天。时间一久，彼此慢慢熟悉了，谈话的内容就多了起来，从历史到时事，都会涉及，有时也谈到一些人事。多数时候是杨先生谈，我听。记得有一次谈到社科院文学所的往事，提到的许多老人我都熟悉，听来颇为有趣。这次谈话还大大改变了我对几个人的印象。对我来说，这几个人是前辈，是我仰视的对象。但论年龄和辈分，杨先生又是他们的前辈，所以看到了我不曾看到的一面。有一次谈到现实，她说年轻人应该努力学习，多读书，不要浪费光阴，要对未来有信心。由此提到社科院一位颇受思想界尊重的已故领导，她说自己曾与之交流过想法，并当面提醒他说：“你这样会害了年轻人的。”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
有一天，不知怎么谈起了先秦诸子，她讲了自己对《论语》的印象。末了，问我有没有大字本的《左传》，想借来看看。第二天，我把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影印的《春秋左传集解》带给了她。这书字大，但没有标点和注释，杨先生说她看没问题。多年后，我读她的新作《走到人生边上》，发现里边对《论语》和《左传》有大量引用和分析，意识到那次谈话时，她可能就在对一些问题进行思考。
我们的扫描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每扫完一本，会提前告诉杨先生明天要哪一本，好让她早点准备出来。扫描到第五册的时候，那天早晨刚一进门，她的保姆就对我说：“这次多亏了奶奶心细，不然就冤枉好人了。将来都说不清楚啦。”这话让我有点莫名其妙。杨先生紧接着也从屋子里出来，见我就说：“周先生，我们差点就要犯错误了!”见我一脸茫然，他们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她一开始觉得对我们并不是很了解，为防发生意外，在把每一册交付扫描前，都要提前和保姆在每页做上记号。说着她把第五册上已标的记号指示给我看——其实就是用铅笔标的页码，很小的阿拉伯数字，写得很轻。她不提醒，我确实未曾注意。她们前一晚在给第五册做标记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中间有许多页被人齐根剪掉，出现了空缺。杨先生说，这套东西曾被某机构借去用过，还回来时钱先生未再过目，她过去又从来不看，没有想到东西早已失窃。她笑着说：“要不是我们这次清点时提前发现，将来一定会怀疑到你头上，那就是冤案了。”这倒确实出乎我的意料。随后她表示，要就这些信札的失窃问题写个启事，让我们印在书中，这就是后来收入书中的《手札若干纸失窃启事》的写作缘起。
扫描工作完成后，我曾发愿要对这批书札做释文和注解。但工作刚开了个头，就感到困难重重。因为要想对这批信札做深入整理，必须得对谭献的交游做全面研究，还得对涉及的每个作者有较深的了解，否则若对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不甚了了，很难不出错误。出版社本身的工作从那时起又日重一日，平时几乎很难静下心来投入大量时间做研究。最后只好知难而退，决定只做影印。我们最初从节约成本的角度考虑，准备只印单色。但版制好了，又觉得这样做有些可惜，既不能显示书札的原貌，也对不住杨先生的美意，一时下不了决心开印。这样一拖就是数年。杨先生虽然始终没催，但我却无颜再去见她。这中间我因用眼过度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杨先生听说后还以为是为了整理这部稿子造成的，通过吴学昭老师向我表达关切，更令我无地自容。
最后，为了保证不失真，我们决定还是改用四色印刷。于是废掉原来的方案，对书稿重新编辑处理，也重新制版修版，经过无数折腾，到2015年初终于印了出来。书出来了，杨先生却因病住院，不能马上送到她手中。到了5月份，听说她已出院回家，遂约定12号上午和同事小胡去给她送书。
多年不见，杨先生身体已大不如从前，而且听力下降严重，我跟她说话都得用手写。她那天精神很好。我见面就给她道歉，说书没能很快出来，一直没脸来见她。她笑笑说没关系，我们做事她放心，说这话时眉眼中全是慈祥。她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令我颇感惭愧。然后提到自己的身体，说眼睛看东西不行了，验光配镜很费事，但换了新眼镜还不理想。我把新出的书拿给她看，她表示满意，但指着封面上钱基博先生的题字做了个鬼脸，捂着嘴直笑，说：“这是我公公的字，就是烧成灰我也认得。他写得不好看。”我故意逗她，在纸上写：“诋毁公公，在过去犯七出之条。”她大乐。谈话久了，怕她累，我们提出告辞。她说：“我当然不能指望你常来看我，但我信任你。”
那次告别以后，一直还想找机会再去看看她，但隐约听说她精神不好，很快又住院了。我给她保姆打电话，了解了一些情况，知道医院里也不便探视。到了今年5月底，突然传来了她去世的消息，悲伤之外，是无限的怅然。
我因工作上的这点事偶然认识了杨先生，全部的交往也都是围绕着这本书的出版。但因为有了一点交往，所以对她产生了好奇。嗣后的日子里，陆续读了她的一些新作，对其人生和家庭才有了较多的了解。最初知道她是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读了《干校六记》《将饮茶》和《洗澡》。真正了解她的过去则是通过读《我们仨》和吴学昭老师的《听杨绛讲往事》。《杨绛全集》出版以后，我又借机重读了她的全部创作。关于其在创作和翻译方面的成就，学术界早有定评，无须我再饶舌。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走到人生边上》和《坐在人生边上》，它们是了解杨先生晚年思想状态和人生态度的关键篇章，极有思想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杨先生一辈子活得明明白白，走得也干干净净。她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全部动荡，又经受了中西两种文明的洗礼，早已修炼得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但她不肯曲随阿世，虚掷光阴，更拒绝无聊的周旋与应酬。在近百岁高龄的时候，还不断在叩问人生的本质，思考生命的意义，保持了一位智慧老人永不放弃的求索姿态，这使其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作家和学者的高度。
现实中许多人怀着各种目的去接近她，杨先生对此自然不能不有所戒备。她不愿拂别人的面子，但对过分的要求也绝不答应。不求名利，也不愿被人利用和欺骗。她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请别拿我做广告”（遗憾的是，杨先生刚一去世，坊间立即冒出了一本所谓“经杨绛先生亲自审阅”的《杨绛传》，公然绑架了故去的老人欺蒙读者）。
老人做事非常讲原则，和我们合作多年，从来没有就任何一本书的起印数和版税率提过什么要求，但对个别人假出版社之名谋取私利的行为，却十分“计较”，一点也不宽容。有的人因个人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对她有怨言，说她不好打交道，其实都是罔顾事实的狭隘之见。她在自己生前捐出了全部收入以资助母校的贫寒学子，又向国家捐献了所有家藏文物，这些东西的总体价值如今已难以计数。
我想，只有修得了大自在的人，才能把名利二字看得如此透彻，摆脱得如此干净。
杨先生说：“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这是她百岁高龄时的自白。在我看来，人性的培养永远离不开文化的熏陶，而文化的传承则需要人的坚守。中国近代以来几乎每次重要的历史转折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这种依赖暴力的倾向也深深影响了文化界，在思维模式上形成了偏执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定式，使大众的文化选择和价值评判极易流于简单和粗暴。
杨先生去世后，虽然没有举行任何追悼仪式，但各类媒体还是自发地以不同方式表达了纪念和哀思。这期间偶尔也出现过一点不友好的声音，代表性的意见不外乎两点。
一是认为杨先生对他们的“文革”遭遇写了不少，而他们其实并不是受害最深的人。持这些观点的人似乎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他们毕竟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难道只有让他们受尽折磨，才能令太平年代挑剔的批评者们称心吗?
另一种对他们不满意的意见是，他们虽然位高望重，却对苦难和社会不公保持了沉默，缺乏担当的勇气和斗争精神。20世纪的中国是与苦难相伴的，生于斯长于斯的知识分子，能历尽劫波而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需要极强的定力和韧性。在这个问题上质疑她的人，应该认真看看《走到人生边上》这本书。杨先生夫妇立志贡献一生于学术文化，要达此目的必须保持内心的自由与宁静，所以他们有意与外部世界保持了一定的疏离。为了追求内心的宁静，她凡事选择了忍让的态度。她说：“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完全来自于对文化的贡献，而不是通过攀附权力或借用公共资源制造出来的。对此感到不忿的人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事实。文明的社会既需要斗士，也需要智者。而实际的情况是做斗士易，做智者难——我是指真正意义上的智者，以自私为本质的世故和油滑不算。
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杨先生常与衰病相伴，她说：“我孤独一人已近十年，梦里经常和亲人在一起。”为了表达对亲人的思念，她以无比坚强的毅力，从容地打扫干净了他们一家三口曾经生活过的空间，完成了亲人们未能做完的事情。同时，还在不停地锻炼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探究生命的本质和终极意义。她说：“老人的前途是病和死。我还得熬过一场死亡，再熬过一场炼狱里烧炼的苦。老天爷是慈悲的。但是我没有洗炼干净之前，带着一身尘浊世界的垢污，不好‘回家’。”为此，她写下了自己晚年最重要的两篇作品——《走到人生边上》和《坐在人生边上》，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卢梭的《忏悔录》和《漫步遐想录》。我相信这里面也有杨先生对自我的拷问。她说：“了解自己，不是容易的事。头脑里的智力是很狡猾的，会找出种种歪理来支持自身的私欲。得对自己毫无偏爱，像侦探侦查嫌疑犯那么窥伺自己，在自己毫无防备、毫无掩饰的时候……捉住自己平时不愿或不敢承认的私心杂愿。……一个人如能看明白自己是自欺欺人，就老实了，就不偏护自己了。这样才会认真修身。”这段话简直就是她的夫子自道了。过了三年，她又写道：“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这就是她的人生。我曾无数次地推荐身边的年轻朋友读杨先生的这两部作品，特别是《坐在人生边上》，其中有很多生活的智慧，值得人们精神迷茫时参考。
我与杨先生的接触并不算多，但自从认识她以后，一直在远距离观察她、阅读她，多少算是有点了解，对于一些问题也有点自己的看法。虽知交浅须防言深，知己不容谬托，仍愿用以上的文字，表达对她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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