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绚隆：编辑四大名著既要专业性也要定力

四大名著的出版工作不是不断颠覆的过程，而是持续提高、不断精益求精的过程，这需要编辑的专业性，也需要编辑的定力。

四大名著珍藏版。四大名著汇聚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镇社之书。四大名著在20世纪50年代由人文社整理出版，此后不断修订再版，成为风行60余年的经典国民读本。

提到四大名著，我们先将时间拉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之初，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业待兴，整个社会对于优秀的文化作品十分渴求。人文社的首任社长冯雪峰提出了“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办社方针，在这个思路指导下，人文社对自己的出版板块进行了周密布局，优秀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整理出版被首先提上了日程。1953年，人文社出版了《水浒传》，它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的开始，《人民日报》在头版对此作了报道，将其当成重大文化新闻来看待。之后《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陆续出版，四大名著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它们也成为人文社的金字招牌。

四大名著的出版绝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不断修订、打磨的过程，这就需要编辑不断跟踪学术发展，深入研究版本和文献，把学术和文献研究的成果及时反映到最新的版本中，尽可能给读者提供最好的读本。这份工作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也是一个薪火相传的工作。身为人文社副总编辑的周绚隆正拿着这个“火炬”，带领着一批人深耕于此。在他看来，四大名著的出版工作不是不断颠覆的过程，而是持续提高、不断精益求精的过程，这需要编辑的专业性，也需要编辑的定力。

扎在故纸堆里做案头工作

1997年，周绚隆从山东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毕业后，来到了人文社。他最初的想法是成为专家学者，在人文社的头一年，他在工作之余发表了3篇论文。不过随着工作量不断增加，再加上他对工作的严格要求，这个梦想就慢慢地搁置了。

幸运的是，周绚隆从事的是自己喜欢的工作，也幸运地遇到了四大名著。不过在他工作之初，他没有直接负责四大名著的编辑工作，而是围绕着品牌做了不少工作。比如编辑出版了《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一个重点项目。

为了这个项目，周绚隆扎在故纸堆里，将1906年到1949年各类期刊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全部提取出来，挑选出了300篇进行排列加工。周绚隆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坦言，做这个工作很是枯燥繁琐。他说：“民国时期的很多报刊字迹都模模糊糊，而且还有不少错别字，工作量巨大。”在周绚隆的努力下，这个项目得以顺利出版，对红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周绚隆认识到了编辑案头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处理文献的能力。在他看来，提升文献的处理能力是编辑的基本功，这是需要不断训练加强的。“这是一个实践层面、技术层面的东西。我最初也不行，然而这些年在出版社，提高了很多。老辈人讲勤查书，我们记忆力没有钱钟书好，查10次只能记住两次，那么就要多查，慢慢积累，很多问题无非出在典故、典章制度等不熟悉上面。在长期编书的过程中，经常翻，就会熟悉。”

周绚隆认为，保证文本内容的正确，是编辑最基本的责任。为此他在带新编辑的时候，会让他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稿子的每一句你都看懂了吗？“如果看不懂，有两种可能，要么你知识储备不够，要么书稿有错。你先在各种范围内查，如果查不到，那么有可能是作者抄错了，有可能是断句错了，总会找到问题的原因。”

周绚隆自己也曾因疏忽差点出了问题，有一次他写的书稿里有一个词叫“伏殴刀”，他当时懒得查，就望文生义地解释为打架时挨了一刀。快要交稿的时候，他感到不踏实，还是查了一下《汉语大词典》，发现这个词的意思是伏法受刑。他当时惊出一身冷汗，以后遇到不认识的词都会老老实实地查文献。

精益求精编辑四大名著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后，周绚隆成为人文社的古典文学部主任，开始负责四大名著的出版工作。当记者问起他对四大名著出版工作的感受时，他用了“精益求精”4个字来形容。在他看来，出版工作并不是抛弃过去的积累，每次都推倒重来，而是要跟随着学术的研究进程让作品趋于完善。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四大名著的版本，对此周绚隆很是无奈：“很多出版公司都说不出自己所选用的版本是什么，图书的质量可想而知。”在周绚隆看来，判断四大名著的出版质量有两个标准，一是版本，二是注释。

那人文社又做了哪些工作呢？据周绚隆介绍，人文社出版的四大名著不仅在底本选择上很严谨，而且在整理工作上也十分扎实，不仅做好了校勘、分段、标点等基础工作，同时还为四大名著增加了必要的注释。据粗略统计，《红楼梦》注释2350条，《水浒传》注释510条，《三国演义》注释571条，《西游记》注释727条。他说：“凡典章制度、名物、典故以及难解之语词，均尽可能地做了注释。书中的诗、词、曲、赋、谜语、酒令等，必要时还做了串讲。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或观点，也做了说明，以备读者参考。通过注释，可以让读者更好地进入四大名著的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周绚隆坚持的原则就是要对读者负责。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曾经有个出版社的领导，说他们修改作者的注释稿，一般只删不改，也不替作者增补注释文字，理由是那样就把编辑的劳动创造白白送给了作者，人家还不一定领情。

“从著作权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从出版的角度就讲不通了。作者把书稿交到我们手里时，还只是作品，我们经过加工制作才成了产品。出版社卖给读者的是产品。只有认真打磨好了，作为编辑才不会留下遗憾。”周绚隆说道。

做书做出了感情

在工作的这些年里，有高校向他伸出橄榄枝，周绚隆犹豫了一下还是选择继续待在社里，按照他的说法，“做书已经做出了感情”。

这份感情也反映在他的工作态度上。周绚隆曾经和一个编辑就书稿的加工发生过争论，最后那个编辑认为应该“文责自负”，意思是即使出现差错，也是作者自己的责任。周绚隆听到这句话后，语重心长地告诉她：“文责自负是对作者说的，但我们是图书的制造者和生产者，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产品负责。”

周绚隆觉得编辑要有一定的牺牲精神，“因为图书是文化商品，包含着文化品质，所以不能简单地当成一般产品看待，这就需要编辑投入大量的心血，也需要一定的牺牲精神。”

同时周绚隆觉得编辑也要经得住诱惑。2006年，刘心武在《百家讲坛》讲解《红楼梦》，掀起了新的一轮“红学热”，市面上马上出现了各类关于《红楼梦》的图书。但那个时候，周绚隆坚持不跟风出版：“我们没有参与这种喧嚣，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比如我们对普通读者很难接触到的《红楼梦》古抄本进行了影印普及，反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还推出了‘红学经典丛书’，意在告诉读者，真正的学术应该是怎么样的，阅读《红楼梦》应该坚持怎样的立场和方法。”

周绚隆表示，目前人文社四大名著的出版，除了延续一贯的高品质外，还在进行一些创新尝试。比如已经出版了精装插图本，马上还要出大字本和做相关的文创产品等。“我们也会根据需要进行不断调整，这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