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中华书局转型为以古籍整理为主的专业出版社。我当年12月进入中华书局，编的第一本书是《王船山诗文集》。古籍出版整理工作对我来说是考验，也是机遇。因为这项工作需要一定的专业背景，而我所学的语文专业，并不完全对口，只能从实践中学习。之后编了《海瑞集》，通过编辑这本书，我学习了很多古籍整理的知识。当时，我去北京图书馆看了很多善本书来校勘，因为各个版本不一样，要从中整理适合的版本。除了尽量做到全面，我还试着从他的墨迹中寻找线索，辨别是否是海瑞自己的诗。这是我学习古籍整理的开始。
1961年，我们文学组承担了编辑出版《徐渭集》的任务，由我来负责。我发现很多徐文长的书都是不全的，编辑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曲折。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期交办的两个选题很快出来了，而我这边一直在改，压力很大。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等编得更精准些再出，因为古籍整理就应该这么做。1965年《徐渭集》打出了清样，由于种种原因，到1983年才印刷出版。编书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要抓住机会。我自己基础不好，就借此向专家老师们学习古籍整理的基本功。从个人来说，我的教训是做编辑做古籍力戒浮躁。
对编辑来说，要取法乎上，一开始就取法乎中，不会有好的结果。要精益求精。虽然慢工出细活并不一定对，但太快往往会出问题。我们刚开始转型搞古籍出版的时候，计划定得很大，但是组稿不理想。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浮躁。另外，对待外来稿，编辑退稿也需要谨慎，否则容易错漏有优点的稿子。在我主持编辑室工作时，一般同事看过的退稿，我都会再拿来看看，也会写些意见，不少时间都花在写退稿信上了。这恐怕是不足为法的，但对作者的劳动一定要尊重。精益求精，也体现在重印时的修订工作上。这不意味着第一版可以放松，而是在取法乎上的第一版基础上再作一次加工，如有错误，知错就改，举一反三。
为读者服务，为作者服务
编辑工作，第一是为读者服务，第二是为作者服务。首先是为读者服务。为了保证书稿质量，编辑有时对作者会苛求一些，提意见，甚至退稿。因为编辑首先是为读者服务的。其次还是要为作者服务；作者有时候会出些疏失，但编辑作为第一个读者，发现问题就要提，要帮助作者出主意。我们当时的总编辑金灿然先生说过，“编辑是理发师，人家有点乱，你给他整齐一下，修饰一下。”有人说编辑没有知识产权，出了书也是作者的知识产权，这是工作的分工问题。编辑的本职工作就是为作者做这方面的服务，有时候责任往往比作者负的要大。虽然说作者文责自负，可是编辑要是没有把关，责任编辑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对于现在的编辑工作，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要提高质量，培养人才。编辑的成长一定要安心，安心学习，学中干，干中学。干中学的时候，你的能力就能提高，至于能不能成为学者，那是自己的努力和机遇问题。
品牌在外，致力创新
中华书局这个品牌已经106年了，这是几代人积累下来的成果。老店有老店的优势，毕竟品牌在外，但还是要创新。所以，我对中华书局的古籍数据库很关心。因为古籍整理的传统方法和先进技术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数据库如果能搞好，就有很大的意义和作用。但是读者希望更多更快，数据库只能注重数量的扩大，来不及兼顾质量的提高。从顶层规划来说，到底是不是数量越大越好，这是需要考虑的。我在2012年给国务院提建议的时候就谈了，古籍数字化要加强统筹工作。从顶层设计来说，需要避免简单重复。我很赞赏电子数据库这个事，但也不是越大越好，不要单纯追求速度，要提高质量。同时有原书图像，就可以放心引用。所以对中华书局来说，把这个数据库做好是件好事，我希望多花力量在这里，这个力量不仅花在技术上，还要花在学术上。
让古籍活起来，是一个创新的工作，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研究。想让它活起来，就需要做转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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