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淮海中路1285弄的张元济故居上方花园
出版史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的边界是相对开放的，其研究领域吸引着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学者不断加入。历史与出版史有着天然的“亲子关系”，社会史、教育史、文化史、文学史、经济史都与出版史有着难以割舍的“手足情谊”，这些学科的理论养分能够为出版史所用。生活史是当今国际学术界一种比较前沿的研究视角，在教育史和社会史领域运用得比较充分；而在出版史领域中，虽然有少量的文献曾对此有所涉及，但深度和广度及学理的自觉性都还远远不够。我们今天讲张元济、讲商务印书馆、讲近现代出版史，有可能、也很有必要适当运用生活史的方法与视角。
一、什么是生活史？什么是出版生活史？
出版生活史既是一种研究视角，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同时还是一种史学理论。生活史是出版生活史的主要学术源头，要想了解出版生活史，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生活史及其研究进展。
生活史的概念来自西方，最初运用于文化人类学中。早在20世纪初叶，西方的人类学家就尝试进行生活史方面的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后来被引入社会学领域，美国芝加哥学派（讲传播学经常要提到它）在上世纪30年代就进行过生活史的探索，汤姆斯、兹纳涅茨基合著的《身处欧美的波兰移民》，运用生活史的方法，立足生活史的视角，研究波兰移民在欧美的生活情况。此后，日常生活、物质文化、人际交往等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视野。到20世纪80年代，生活史更加广泛地运用到教育学研究中，欧美学界教育生活史方面的成果日渐丰富，影响越来越大。
这种生活史的研究后来得到社会史、新文化史、微观史学研究者的积极呼应，形成了从传统的宏大叙事到当下的日常取向的转变。史学家们越来越注重“从那些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历史和文化的有意义的内涵”。着力于微观史学领域的生活史研究意在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如金兹伯格的名著《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1976年），利用宗教裁判所保存下来的详细记录资料，研究一位生活在16世纪意大利北部偏僻山村经营磨坊的农民；他因有一定文化水平并持“异端邪说”而被宗教法庭起诉，在经历十多年的审讯后被处死。作者力图从一个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个人遭遇来反映时代的脉搏，“通过研究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通过建构一个小磨坊主的心灵史，解读当时的社会、宗教和文化”。同样是利用宗教裁判所的历史档案，法国的勒华拉杜里在其《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2007年）一书中，“以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再现了600多年前该村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以及14世纪法国的特点，从一个微观世界映照了宏观世界”。美国学者达恩顿的书籍史、新文化史研究著作如《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三联书店，2005年）、《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2006年），在研究路径、价值取向上皆有相同相近之处。这种研究在西方仍呈方兴未艾之势。
中国近现代史学产生于20世纪初，明显受到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了《新史学》一文，号召掀起“史界革命”，将历史研究的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移向社会。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生活史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但生活史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教育史家就曾明确提出研究教育史，必须研究生活史。而舒新城著《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中华书局1941年版），更是直接标举“教育生活史”的旗帜。因为舒新城不仅是著名的教育家，还是杰出的编辑家、出版家，在民国时期长期担任中华书局编译所长（即总编辑），在教育出版领域贡献卓著；因此，他的“教育生活史”无疑附着有“出版生活史”的意义。
当前，“生活史”在全世界也包括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不断吸引着不同领域的学者加入，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成果。仅最近20年中，国内就涌现出了一批有分量又各具特色的研究专著（含部分译著），其中有忻平著《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美）卢汉超著，段炼等译《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朱鸿召著《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严昌洪著《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李长莉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王迪著译《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周洪宇著《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教育活动史研究引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张钻友等著《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刘训华著《困厄的美丽——大转局中的近代学生生活（1901—1949）》（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周洪宇著《平凡的伟大：教育家陶行知、杨东莼、牧口常三郎的生活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等等。这些著作，还有数量更多的文章，从生活史的视角审视我国近现代以来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多个侧面，创获甚多，令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
在国内这些有关生活史研究的成果中，相当一部分关涉学者文人、编辑记者、出版家，它们间接或直接构成了我们今天出版生活史的一部分。这些成果包括鲁湘元著《稿酬怎样搅动文坛——市场经济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红旗出版社，1998年）、陈明远著《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王敏著《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许纪霖等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叶中强著《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清秋子著《张爱玲私人生活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刘群著《时局·饭局·书局——新月社研究》（武汉出版社，2011年）等。
比较直接从生活史角度研究知识分子的论文屈指可数，其中有：张敏的《晚清新型文化人生活研究：以王韬为例》（《史林》2000年第2期）、王敏的《严复的私人生活》（《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5期）、胡悦晗的《朋友、同事与家人：家庭生活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以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分子为例（1927—1937）》（《开放时代》2012年第11期）等。上述成果构成了我们出版生活史研究的“前史”和重要学术资源，但它们多属不自觉地选取或关涉到“出版生活史”话题，有的甚至主要还是停留在名人轶事、书业掌故层面，较少进行跨学科研究，也大多没有方法论自觉。众多关于社会生活史、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论文，只有少数篇目是自觉运用生活史的方法来探究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如金圣灏的《1912-1927上海出版人的职业生活与人际网络》（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叶舟的《“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蒋维乔在上海（1903—1911）》，实属凤毛麟角。因此，笔者提出“出版生活史”的概念，提倡进行“自觉的”、“跨学科的”、以“生活史”为理论工具和研究视角的出版生活史研究，仍是十分必要的，有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提出出版生活史概念后，本人在上海、北京讲过几次，引起学界关注，比如洪九来教授就积极响应。2017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洪九来直接呼应了笔者提出的出版生活史概念及研究方法，提交了题为《1949年前后一个商务代理人的日常生活变迁——基于<史久芸日记>的考察》的论文，明确意识到：“对商务人丰富的日常生活进行探究是深化商务史研究的一种可行路径，商务资深的管理者史久芸及其留下的日记资料就为商务出版生活史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样本。”
生活史到底是什么？其内涵和外延如何？迄今仍众说纷纭，尚缺乏一个权威定义。在欧美学术界，“生活史更多被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来运用，其英语表达有lifehistorymethod;lifehistoryperspective;lifehistoryapproach;lifehistorymethodology等。我国学者翻译为生活史方法、生活历史法、生活历史研究和生活史研究等，意义相同”。经过一段时间后，大家普遍接受和使用的是“生活史研究”这个提法。在国内学术界，对于“生活史”、“日常生活史”、“社会生活史”几个概念也并没有进行严格区分，大多数时候名异而实同。我们讲生活史研究也不作严格分辨，只是更偏重于普通民众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生活。通过梳理生活史研究既有文献，可以发现学界已形成一些基本共识：生活史研究历史上人们除了生产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之外，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物质、精神及社会交往需要的活动及其变迁，其研究内容主要是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交际生活等。由此可知，生活史主要研究的还是与个体生存直接相关的日常生活史。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这种日常生活史与西方世界的所谓私人生活史有一定联系，但也有明显的不同。
那么，出版生活史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出版生活史是指一切与出版生活有关的历史，它的核心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主要研究出版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生活。我们这里所谓“出版人”既包括那些著名的出版家、编辑家、发行家，也包括为数众多的普通编辑、校对、发行人员、店员，以及其他从事出版工作的一般职工。只是历史上这些普通出版人留下来的资料比较难以搜集到。他们才更应当引起出版生活史研究者的特别关注。
可见，所谓出版生活史更多地是记述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活动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等的日常生活史。“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领域非常宽泛，对其关注范围只能模糊约定为‘日常行为’，包括工作行为和非工作行为两大类”。“按照这种界定，衣食住行、人际交往、职业与劳动、生与死、爱与憎、焦虑与憧憬、灾变与节庆，都属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内容；而日常行为所牵涉的所有制关系、财产继承、人口变化、家庭关系、亲族关系、城市制度、工人运动、法律争讼等等，也可以作为背景进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范围”。日常生活区别于非日常生活的特性在于，“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因此，在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史中，传统、习惯、经验等因素占据着重要位置，而衣食住行、休闲娱乐、人际交往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内容虽然面很宽，内容很繁杂，但主要可归纳为日常生活的经济（物质）和交往（精神）两个方面。而出版人休闲娱乐方面的也属精神生活的内容，也当是题中应有之意，同样值得关注。这里我们不可能全面系统地探讨出版生活史，探讨作为出版家的张元济的全部个人生活史，只是从一个小的侧面、甚至是一个点来予以观察和分析。
二、饭局是研究出版生活史一个很好的“点”
近读前面提及的刘群所著《饭局·书局·时局——新月社研究》一书，觉得书名取得颇有点意思。掩卷而思，不免引发起种种联想。中国现代新闻出版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书局确实与饭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政界人物、上流商贾往往热衷于在私人俱乐部搞聚餐会，或为联络感情，或为培植势力。聚餐会的雅兴由上而下并由点到面，很快流播到其他社会阶层人士中间，尤以大学教师这个群体最活跃，其中又以欧美留学生表现得最多姿多彩。他们的聚会地点多在酒楼，不时也会外出踏青登高，郊游野炊中吟诗作赋；也不乏定期集会聚餐，或邀人演讲，或讨论问题。这类“聚餐会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恰恰为‘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言说渴望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公共言论空间”。这种聚会形式，带有一些西方沙龙的印记。此期新月社的聚餐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一来作为知识分子业余生活的点缀，增添生活趣味，消磨时光，再者也是他们互相交流观点、沟通信息、深化思想、剖析玄微的公共领域。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归国的美英留学生一般具有比较浓厚的关注国家时政的兴趣，表现出知识分子讲学复议政、以理性解释社会的特性。”聚餐会最热心的张罗者，也是新月社最早、最主要的发起人当属著名诗人徐志摩。我们甚至可以说，倘若没有饭局（聚餐会），就没有新月社的成立、《新月》杂志的创刊，也就没有后来新月书店（书局）的开张。正可谓：壶中乾坤大，醉里日月长。
办书局离不开饭局，开报馆同样也离不开饭局。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饮食从来就是人们生活中的大事；饭局还多与时局相关，往往和一些知名人士的公共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30年代初期，尤其是“九．一八”之后，申报馆老板史量才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组织，公共生活十分丰富。“史量才在九一八之后短短几年间，参与创立或支持的民间组织数量之多，活动涉及抗日、人权、地方自治等不同层面，可见他在公共领域的活跃度。”“而参与组织活动的形式又往往离不开饭局。”“不断的饭局，不断的会客，或谈时局，或为了公益慈善，或为了共同事务，或为了《申报》事业的拓展，或是帮扶他人的事业，史宅几乎整天都有人来人往。”
其实，我国一向是很讲“吃吃喝喝”的，“饭局文化”源远而流长。下文要重点讲的我国现代第一大书局——商务印书馆——先期掌门人张元济先生20世纪10年代的饭局即可为证。办书局离不开饭局，饭局本身成为了书局工作的一部分。在饭局中联络感情、集聚人脉、结交朋友，了解各种信息，进行选题策划与运作，讨论经营管理，如此等等，内容十分丰富。民国时期开明书店的“酒会”正是在编辑、作者之间举行的，那时很有影响。据吴岩说，开明的酒会，“参加的人不多，大多是开明的同仁和一些关系密切的作家们。或在‘马上侯’之类的酒店里，或在某一个人的家里，不备什么山珍海味，大家主要是品酒和欣赏饮酒的情趣，彼此很少敬酒，更不拼酒，各人怡然自得地慢悠悠地喝着，以尽兴、适量为度。”而曾在开明书店工作多年的钱君匋回忆章锡琛时则说得更加具体：“章老友人中，能饮绍兴酒5斤以上有的是，他们就自愿结合成一个‘酒会’，每逢星期六晚上聚餐饮酒，他们是叶圣陶、郑振铎、王伯祥、周予同、丁孝先、夏丏尊、丰子恺、范洗人、章锡珊及章老诸公，有时也临时邀请几人参加，我只能略饮3斤半的酒，章老说‘君匋可以参加，放宽一些尺寸请他来’，于是我也参加过几次酒会。并曾记得章老与振铎打赌雁冰能否背诵《红楼梦》之笑谈。”
当年那些文人雅士、出版同人，工作追求“意义”，生活追求“意思”，让人怀想。说起这些老辈的饭局酒会，当代出版家沈昌文曾说：
读前辈文人日记，每有某人招饮于某处的记载。其后知道，某些重大的文化规划往往产生在此类饮酌之际。五十年代初，犹见杂志的老编于发稿之余，与同事们小酌一番，席间谈笑风生，感情融洽，新进者当时之受益，直可与费老年轻时听马凌诺夫斯基喷烟斗、发高论相比拟。一场三反、五反，结束了此种情境。连几位德高望重的老编，也亲见他们作了痛切的检讨。整个六十年代，只有在初期，以胡愈老地位之尊，还能为《知识丛书》的编辑工作邀宴一番。而这事到了“文革”，则又成为“罪行”一桩。
到了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文人雅士、老总小编们的饭局之类似有“死灰复燃”之势。比如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范用就是一个典型。业界人戏称范用为“范老板”，有作者则给他取了一个“三多先生”的雅号。有篇文章这样写道：“发现他家书多，书房、客厅，桌上、地下，一眼望去尽是书，真正坐拥书城；再就是酒多，客厅的酒柜与书柜比邻，占了半壁江山。黄永玉送他一幅‘酒仙’大画，题字是‘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再一个就是朋友多，男女咸备，老少并蓄，巴金、冰心、钱锺书、萧乾，叶浅予、启功、黄永玉、丁聪……鉴此，我没大没小，给范用起了个诨号：‘三多先生’。”庄浦明在《往事历历忆范用》一文中也写道：“范用当年还经常与一些老朋友相聚喝酒，参加者有吴祖光夫妇、杨宪益夫妇、黄苗子夫妇，还有启功、王世襄，有时还有丁聪、叶浅予，等等。他们谈的大都是文化信息，有些书稿和选题就是从饭局中产生的，如新凤霞的几本书。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书稿也。”在京城，诸多小酒馆都留下过范用及其文人学者朋友的身影，或他请作者，或学者作家艺术家朋友买单，真个是“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还在三联工作期间，范用与老友漫画家丁聪时常一起外出“反饥饿”：“当时东四一带的小馆子几乎被他们吃遍，两人还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以西单到西四的马路为界，去路西的馆子，丁聪掏钱，去路东的馆子，范用掏钱。有时人多，就远征到丁聪家楼下吃烤牛肉；要是碰上叶浅予，就吃叶老的。”只可惜，如今斯人皆故去，流风余韵难再。
范用与书店同事，也常有饭局，不过那是融洽、适意而简朴的。范用的老同事和属下，当年《读书》杂志的几朵“金花”之一杨丽华在《范用先生的书房》一文里这样说：
那时我们常常下午去范用先生的书房喝咖啡，有时中午也去他的书房，用北京人话说，去那儿“蹭饭”。
在范用“那绿树成荫、丁香盛开的院子”里，“范用先生拿出女婿从德国带回来的小型摇面机做混沌皮，很快就给我们端来一碗碗鲜美的小混沌，清清的汤，上面漂浮着细细的紫菜丝、榨菜丝和碧绿的葱花，香气扑鼻，是我至今吃过的最美味的混沌”。这大概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饭局，但不是饭局胜似饭局。三联书店的另一朵金花叶芳在《我想让他说……》的回忆文章中，也深情地记述了范用是如何频繁地“和他那些著名的朋友在一起”，且“通常是在饭桌上的情形”；叙说了范用即便是在退休之后仍旧如何“一直坚持每月去三联书店和老三联的同志见面聚餐”。范用的继任者沈昌文总结自己的出版工作经验是“三个第一”，即文化第一，质量第一，人脉第一。他说，所谓人脉第一，“就是人际关系。编辑工作是个奇怪的职业，自己不生产，这边是作者，那边是发行，那边是印刷厂，你在中间。这就要求你要做到人脉相通，当然首先是作者了，这样才能生产出好的读物来。你不是直接生产者，你只是组织生产的人，这中间，自然要和生产要素搞好关系嘛。”而要搞好关系，饭局就十分很重，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主张吃的。跟文化人，或者思想家要搞好关系，我没别的手段，只有一条——吃。因此到哪里去吃，最重要的是我要了解他喜欢吃什么。饮食便于进入主题，就有话可谈了嘛。”这确实是经验之谈。但我们这个时代的出版人、文化人的饭局，似乎比民国时期的那些饭局跟时局的关系显得疏离一些，似乎反映出的个人格局也要逊色一些。然非个人器局所限，乃时势之故也！
傅国涌把时局、饭局、格局三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来谈史量才的公共生活。他指出：“透过这些零碎的材料，支离破碎的历史碎片，我们努力寻找史量才留下的公共生活痕迹，他与那个时代的关系，对那个时代的影响，这个脉络还是清晰的。他们搞组织，发通电，做演讲，大量的公共交往，利用各种饭局来讨论公共事务。我试图把这些整合在三个词里面，那些组织、演讲、交往都是因应时局的需要，在许多时候他们都通过饭局来讨论时局，这当中，呈现出的是史量才和那一代人或者一代精英的格局，这里面还包括了杜月笙在内。”接下来我们要重点探讨的张元济，无疑也属于那一代人中的社会名流、文化精英和商界巨擘。他的饭局其实也紧紧与时局相连，同时也折射出一代大家的人生格局。
三、张元济日记中的饭局
研究张元济的饭局，有一个很方便之处就是他自己的日记。张元济的日记先后有过三种版本，一是1981年商务版的《张元济日记》（全两册），这是最早的本子，由陆廷珏、汪家熔等整理点校，特点是原汁原味；二是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的《张元济日记》，厚厚的两大本，由张元济嫡孙张人凤整理，内容比1981年版有所增益，且进行了详细的校注，收入“近世学人日记丛书”；三是《张元济全集》本（商务2008年版），是全集的第六、七两卷，前面附有“出版说明”，基本是沿用的河北教育版内容。我们这里引用张元济的日记处，皆用全集本，不一一加注。
张元济的35册日记，原件是表格式的，举凡如公司、职员、编译、收信、发信、杂记、纸件、分馆、印刷、用人、同业、发行、文具、财政等项按栏目填写，属于备忘性质，难免有流水账的味道。“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践履务实、沉潜担当的出版家而不是一介清谈空言的书生文人的角色特征。”《张元济日记》中有一个不一定是每天都有、但无疑是出现频率极高（1916年以后）的栏目——“应酬”。请客、做客、陪客，是“应酬”一栏最经常、最重要的一项内容。
《张元济全集》第六、七两卷收入存世的张元济的日记，包括三个部分：1912年至1923年商务印书馆馆事日记，1937年生活日记残本和1949年9月至10月的赴会日记。本文探讨张元济的饭局，重点以馆事日记为依据，看看这位中国现代出版大家如何通过饭局处理书局事务，参与公共生活，当然也包括开展私人交谊。仔细阅读张元济1912年至1923年的馆事日记，我们注意到这十年真正非常完整的是1917年、1918年、1919年、1920年四年，比较完整的是1916年、1921年，其他年份短者为一个多月，长的半年多一点。后面，我们将重点以1917年为观测点来梳理和分析张元济的饭局问题。
在研读张元济1917年日记的饭局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他此前日记中的相关记录。1912年的日记起于5月22日，终于12月21日；1913年的日记则起于1月18日，终于7月21日。这两年的日记均为标准的工作日志，较为简略，栏目也很少，没有设置“应酬”一栏，也不见饭局之类的记载。当然这并不表示张元济这个期间没有饭局和其他应酬。1914、1915年的日记是空缺。从1916年开始，接下来的几年日记栏目增多，内容更加完备丰富。1916年的日记开始于2月23日，终于12月30日。他最早关于饭局的记载出现在这年的3月2日日记中，“杂记”一栏有：“巴纯贸易纸公司派来代表，系容闳之子。约王病山、朱古微、俞恪士、寿丞、刘聚卿、徐积余、郑稚星、刘翰怡、张石铭、李悔庵、郑苏龛在一家春晚饭。”这里的“一家春”还有下文的“一品香”、“一枝香”等均是当时沪上较有名的饭店，以后常出现在张元济的日记中。3月9日“公司”栏下出现了有关饭局的第二次记载：“昨晚约范静生、戴懋哉昆仲在一品香晚饭。叔通亦在座。”之所以放在“公司”一栏，从下面所记内容看，此饭局全为与中华书局代表商谈公务而设。这也是后来日记已设“应酬”专栏，还偶尔有把饭局记到“公司”或其他栏目名下的缘故。6月16日，张元济则一日两个饭局：“纸件”栏云“翰卿约丁斐章榕及余至一家春午饭”；“分馆”栏记有：“徐积余约在万家春晚饭。”此后，3月18、3月21均在“杂记”栏记有饭局。4月18分别在“编译”、“印刷”栏记载有中午、晚上的饭局。自4月27日起，日记设“应酬”一栏，当日所记为：“许静仁、龚梦张、曾载帱、秦亮工来。”次日“应酬”栏内容为：“答往许静仁于梦澜[渊]旅社。未晤。”5月1日“应酬”栏内容略多，转录如下：
偕拔翁赴广东银行，贺开张之喜。晤李煜堂及黄朝章。昨午约英文部同人及邵裴子、周朋西、童弼臣在青年会午餐。邵未到。晚约范秋帆、林子忱、王中丹、刘铁卿、陈乐书、董季通、邵裴子、庄伯俞、李拔可、杜亚泉、高梦旦在家晚饭。
这大概是张元济在日记中把饭局记入“应酬”的起点。此后，他迎来送往、请客做客陪客的若干饭局，超过百分之九十皆记载于“应酬”一栏。
张元济“馆事日记”所记最后一次饭局是1923年11月29日的。是日“应酬”栏记载：“李星衢又招饮于其家，今夕五时。已谢。后来邀，仍去。张顺发、张文炳来，文炳在香港印字馆。在李星衢处晤黄强、马育航、金章、翁君、陈君。皆陈炯明部下。”他的“馆事日记”截至1923年12月2日。
四、1917年张元济饭局之分析
1914年，商务印书馆收回日股。也就在这一年，创办人、总经理夏瑞芳被刺身亡，由印有模（锡章）继任总经理。次年，印有模也不幸去世，总经理一职由高翰卿代，后正式接替。张元济是在1916年担任经理职务的，相当于副总经理，实质上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和把舵者，编辑事宜更是由其主导，其他事项也无不操心。
1917年，《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1897—1997）》记载的事情有这样几件：“华字部工人组织集成同志社（商务印书馆第一个工人群众组织）。”“办东文学社。”“蒋梦麟进馆。”“吴研因进馆。”“编辑《植物学大词典》（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专科词典）。”“出版茅盾《中国寓言初编》，署‘编纂者桐乡沈德鸿，校订者无锡孙毓修’。”作为中国第一大书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作为有若干兼职的沪上文化精英，同时又是点过翰林、当过京官、有着广泛人脉资源的社会名流，张元济的1917，无疑是十分繁忙而充实的。出版活动、私人交往、公共生活，多重社会角色的担当也赋予了他的饭局多样的功能和意义。张元济日记记载他在1917年的大小饭局是143次（平均约2.5天1次），其中有11次因病或因事未到。因年代久远，所请之人或请客之主有好些我们已经不太熟悉。当然其中一些著名人士大家还是耳熟能详的。
1.1917年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饭局
这年的第一次饭局是在元月3号。是日日记“应酬”栏记曰：“请水楚琴甘肃省教育会副会长，乃弟名玬，号季梅，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在一家春晚宴。并为蒋竹庄、黄任之两人饯行。时有斐利滨之行也。”这是一次典型的公务活动，迎来兼送往。同日的“杂记”记载了水楚琴来商务所谈之公事以及张元济的建议：“水楚琴甘肃人来商该省设分馆事。告以难行。因该省同业不过专购教科书。劝其设一图书馆，可送廉价券。遂赠与章程一纸。并拟通融办法。交伊带甘商议。稿交通科，并属仲谷酌送通俗教育书。”水楚琴即水梓（1884—1973），字楚琴，甘肃广河人。早年入读京师法政学堂，返回甘肃后，着手筹组甘肃省临时议会。历任甘肃自治筹备处处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甘、宁、青考铨处处长，中央考试院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甘肃省委会副主委、甘肃省政协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17年他是以甘肃省教育会副会长身份（同时还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拜见张元济，商谈在甘肃设立商务印书馆甘肃或兰州分馆事宜。而张元济当晚同时送别的蒋竹庄即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是1903年进馆的商务高级编辑，辛亥革命后曾到教育部任秘书长，1913年回馆。1916年又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1917年与黄炎培等6人组成教育考察团，前往日本、菲律宾考察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状况。水、蒋等晚宴主宾或为张之新交，或为故旧，但都是当时教育界名流，对于以教育出版为重要支撑的商务印书馆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资源。把两拨人放在一起招待，也还比较合适。
1917年12月29日的午餐是张元济这一年最后的一次饭局。日记“应酬”栏记载：“与拔可在小有天公宴曾霁生、李石芝、胡子清、林鲁生、沈爱苍、郑稚星等。午刻。”拔可即李宣龚（1876—1953），字拔可，与张元济、鲍咸昌、高凤歧合称“商务四老”；李是商务高管，后来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经理，兼任发行所所长。这次请客到底为什么原因，没有交代。张元济所说“公请”可以理解公家或公款请客，也可理解为与李拔可两人“合请”，吃请费用两人分担，这一点我们从他日记别处详细的付款记载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后面还将探讨。
2.张元济三种不同功能的饭局
饭局设在家里还是饭店，吃山珍海味还是粗茶淡饭，往往不是问题的关键；最为关键的是你请谁吃，或者谁请你吃，或者你去陪谁吃。有社会学者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成情感性、工具性和混合性三种类型；而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饭局也就是要满足不同关系参与者的不同需求。这里我们也尝试从此视角来看看张元济1917年的各种饭局。
情感性的人际关系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构成者或为家人，或为亲戚，或为好友等等，其主要的功能在于加强联络，维护感情。夫妻周末外出就餐、家人节日聚餐、朋友同学设宴相邀等，皆属此类。张元济的往来应酬之中，有些完全是出于新朋旧雨间的情感交流。1917年4月9日，“应酬”栏记载：“昨苏龛开赏樱宴。遇陈容民，询知寓鸿兴坊二弄十四号。”苏龛也就是郑孝胥（1860—1938），字苏龛（又字苏堪、苏戡等），这个后来出任过伪满洲国总理的沪上名流其实是个颇为复杂的人物；他那个时候正寓居上海，兼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多年，与张元济交情甚深。郑孝胥4月8日设赏樱宴，带有文人雅集之趣。查《郑孝胥日记》同日所记，则有：“邀衡甫、菊生、允民、鲁山、竹君、剑丞、梦丞（旦）、拔可来午饭。”前一天，郑的日记载有“桃花盛开”之语，记曰：“伯平来。与伯平、小乙俱游龙华，桃花盛开，斜日映射，光照数里。”或许由桃花想到自家院落樱花已开，正好邀请张元济（字菊生）等同赏。6月14日，有赴朱茗笙夫人七十大寿“戏筵”的记载。6月23日，应康南海（即康有为）约“在寓晚饭，并看烟火”。8月23日的日记则有参加婚宴的内容：“岑西林第三子娶妇。晨往贺未见，晚设喜筵在一品香，到稍坐即行。”婚丧嫁娶，礼尚往来，乃人之常情。张元济日记中这种属于人情性的饭局也还有一些。
工具性的人际关系由相关利益关系者构成，往往有较强的现实目的性，带有明显的实用、功利色彩。这类饭局推杯换盏，觥筹交错，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不在“饭”。参加饭局者需要获取有关资源、商谈某项事宜、达成某种协议、推进工作进展等等。饭局或在谈事之前，或在会商之后，或者边吃边谈。大量的商务应酬、官场饭局、民间的托人办事饭局都属于这一类。在张元济1917年的你来我往、商务活动之中，此类饭局着实也不少。1）同事之间的饭局往往边吃边谈。如4月2日日记“公司”栏：“昨日在卡尔登午饭，翰、拔、咸、梦、叔及余六人。商议去年红账，又筹工厂善后各事。”这个饭局参加者皆为商务高管，用工作午餐会形式讨论重要工作。2）同业间的正规饭局以一种必要的沟通形式。3月12日，“陆伯鸿、沈朵山、王仰先、戴懋哉、吴和士约沧州旅馆午饭。陪陈筱庄、黄任之、郭鸿生诸人也。”中华书局一拨高管陆费逵等请张元济做客，还有若干陪客，想必事情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未予记录。而在4月18日“同业”栏所记饭局就内容甚详：“伯鸿约余至卡尔登午饭，言翰与我均推诚相与总宜早办。谓余对史所言三事，第一用人，……余问第二。陆言，押款约五万，债款约十万，存款似不致动，等语。又第三事。……”张元济日记所记，就在前一天即4月17日，商务召开董事会“谈及与中华联合事”，郑孝胥“力主不办”，“余历陈所以主张之理由，苏意亦稍软”。陆费逵此番宴请张元济，当与两大书局的联合事宜有关。3）与合作伙伴因工作关系所设饭局则各种各样。3月1日：“公司约三井、正金、台湾两银行、华章纸厂及大秦商会经理等在汇中晚饭。……此昨日事，误记于此。”6月29人：“华章造纸厂高桥炼逸约在六三亭晚饭。”席间与三菱公司上海支店、大秦商会及造纸厂总发行所的相关人士会晤。8月7日：“晚与邝君公请《密勒评论报》经理抛尔、美国商务随员安诺尔在邝宅晚餐。”邝君当为邝富灼，留美归来后任商务英文部长。8月28日：“约《英国百科全书》经理锡克尔夫妇及万国函授学校海格及其副理拉梯尔晚餐。在邝君宅内，谈至十点半钟始散。”11月1日：“本夕七时在东亚旅社宴各省教育联合会代表，并直隶赴日本，又甘省在北京高师范毕业教育视察团。到三十余人。”从所举数例并细阅全部日记来看，张元济的这种商务接待、工作应酬有量大、面广、层次高的特点。
其实，大量的饭局还是第三类——混合性的。“在具混合性关系者（如亲戚、同学、同事等熟人）构成的第三类饭局中，‘饭局’则兼有双重功能，既维持了感情，也满足了饭局之外的潜在意图。”张元济经常在家设饭局，请商务同事在这种更加轻松随意的环境中来商讨工作。1917年2月，张元济请客做客有16次，其中明确说把人请到家里的所谓“在寓”午饭、晚饭就有7次。且看2月5日的相关记录：“发行”栏有“昨约同人便饭。问志贤已见过历年书籍销数表否。云未见。当告培初，可交与志贤阅看”。“应酬”：“昨午约高翰卿、张廷桂、张蟾芬、王莲溪、俞志贤、陈培初、包文信、鲍咸昌、顾晓舟、李拔可、夏剑丞十一人在家便饭。”“昨晚约高梦旦、庄伯俞、叔迁、王中丹、刘铁卿、范云麓、谭廉逊、朱赤萌、费凯声在寓晚饭，商酌编辑一部教科书之事。”谈的是书局书籍发行、教科书编辑之类的事情，但采取把同事请到自己家里用便餐的形式来商讨，无疑与办公室谈工作、会议上议事情氛围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有鉴于此，8月29的由张邀约在一枝春举行的晚宴上，大家还“商定恢复晚餐会”，“每月两举，约在三所会议一、二日之前”，地点就定在一枝春饭店。张元济与当时名流、要人如章士钊、汪精卫、蒋梦麟、张东荪、丁榕、哈同还有美国领事等的往来饭局，往往不纯是情感性的私人交往，也不尽是实用性的商务交际。
3.张元济饭局的买单方式
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然晚餐也是。从买单的角度看，张元济的饭局有三种：第一种是别人请客，自己做客，当然他不用操心买单问题。第二种是在自己家里请客，毫无疑问也不会要其他人掏腰包。我们注意到，张元济比较大方，也懂得在自家寓所请客的特殊效用。他是经理（即副总经理）常常私人请客，但作为总经理的高凤池（字翰卿）却极少在私家寓所宴请同事或者朋友。第三种是他作为主人或者主人之一在外面饭店请客，这里买单的情况就要复杂一些。仔细分析，好像主要是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公司公款请客。商务印书馆作为民国时期的第一大书局，各种商务活动是十分频繁的。前举3月1日以公司名义宴请日本客人等，11月1日宴请各省教育联合会代表三十余人，无疑都是属于公司联系客户、拓展市场、沟通信息、加强合作的重要活动，筵席的买单者自然而然是公司而不是某个个人。另外再举几例。3月27日：“招山西学界六人在一家春晚饭。余未到，拔翁、瑾怀、百俞作陪。”除了这种没有说明原因的缺席，张元济还有已经请好客忽然生病而不能到场的。11月5日：“约卢涧泉、罗伯苍、陆子明、刘慧之在一枝春晚餐。因病未能到，托剑丞代作主人。”张元济有时还与高凤池，或者李拔可，或者高梦旦等商务高层“公请”客人，这个“公”有合起来请客的意思，有时也表示是完全的公事，公家掏钱买单。公司大张旗鼓请客，有时候还要特意宣传。我们查询《申报》，就看到1920年3月21日有一则《商务印书馆春宴纪》：“本埠商务印书馆昨晚邀请各界在东亚西餐馆捧宴，张菊生君主席并由李拔可君等招待来宾百余人，如商界、报界诸要人皆行列席，至八时许尽欢而散。”据《申报》又载，商务同年4月5日再次举行了所谓“春宴”，所请人数很少一些，只有20多人，此次张元济没有参加。后来公司也还有类似的活动，自然都是公司请客，公司付款。报上同样有报道。
二是与他人合作请客，费用分摊。“合请”、“公请”、“公宴”等词屡屡见诸张元济日记。如4月5日：“约庄伯俞、刘铁卿、王维忱原号伟人、彭云伯、蒋竹庄诸人在小有天晚餐。为诸人饯行也，与梦旦合请。”5月15日：“与拔可、梦旦公宴张廷桂、王仙华、孙伯恒、施敬康、庄伯俞诸人于小有天。严范孙、汤尔和、章馥庭、谭大武、俞寿丞、于瑾怀、金伯年亦在座。蒋叔南未来。”这种“合请”与“公宴”如何付款张元济留下的详细资料并不多，所幸该年5月29号的日记给了我们答案：“与拔可、梦旦公宴仙华、伯恒、廷桂，在小有天。应摊四元三角，本日送拔可。”“晨赴车站送伯恒、仙华行。”张元济与李拔可、高梦旦联合宴请的三位客人其实都是商务自己人，是几个较重要的高层管理人员。若按张元济所记，这顿饭当花费了十二元九角。所谓“合请”、“公宴”，看来就是二一添作五，三一三十一的平摊方法。
三是由张元济个人买单。私家寓所的便饭，一个人出面的请客，显然都是张元济自己掏钱的。12月14日的“应酬”一栏，明确记有张元济个人请客买单大事：“王君九来。约君九、仙华、剑丞、叔通至小有天便饭。约费五元，独自付讫。此系十三日事，误记于此。是日在东亚旅社约俞仲还、殷侣樵、孔庸之、宋跃如晚饭。”这里明明白白记载了12月13日一次小的饭局（“便饭”）花费五元，由他一个人单独买单了。这类例子想必还有不少，只是张元济在日记中没有更多的详细记录而已。张树年在回忆父亲张元济往事时，也曾专门谈及如何买单的规矩：“父亲宴客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以公司名义宴客，就到外面菜馆，高层次的社会名流，则选杏花楼（粤菜）、小有天（闽菜）、多一处（川菜），费用由公司支付；在家宴请的宾客都是熟客，以编译所同仁为主，费用由父亲自理。”
五、关于张元济饭局及出版生活史的几点补充说明
从上面挂一漏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张元济的饭局不仅频度很高，而且内容与形式丰富多彩，功用多种多样。总体的频率说三天两头有应酬一点不夸张。有时候忙起来，可谓应接不暇。如1917年4月2日（星期一）到4月7日（星期六）一周的应酬即可为证。4月2日记载：昨日在卡尔登午饭；4月3日，孙荫廷约午餐，王秋湄约晚饭；4月4日，陈焕之本夕招饮；4月5日，约庄伯俞等人在小有天晚餐；4月6日，约杨杏城等在小有天晚酌。只有4月7日，没有饭局记录。有时候一天两个、三个饭局，还有的时候同一顿饭需要赶几个场子。其实张元济并不是一个爱热闹、喜交际的人，也许是人在商海身不由己吧。
除了商务印书馆经理的头衔，张元济作为文化名人、社会名流、公众人物也少不了应酬；同时他还有多种社会兼职，各种活动、宴请也是必不可少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金星公司、上海印刷公司、中孚银行、兴业银行，还有美国驻沪领事、新加坡华侨代表、犹太裔房地产大亨及众多知名人士等张罗的饭局，常常都有张元济的身影；有些饭局还是专门为他所设。当年的商务印书馆不只是一家专业的出版机构，而是一家大型的文化教育传媒集团公司，是个“托拉斯”；张元济也不只是一个编辑出版家，其活动空间是整个文化教育领域，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事务，进入到了更广阔的、书卷之外的公共空间。如同史量才，张元济的饭局也联系着时局，并反映出他的大格局、大气魄和大影响。
撇开张元济日记，我们还可以搜寻到他饭局更早的记载及更晚的资料。查《郑孝胥日记》1902、1903年所记，郑与张元济多有交往，其中不乏互请之饭局。例如，1903年3月22日：“午刻，宴菊生、一琴于一家春，饭毕同过双清，坐久之乃去。”同年4月22日：“晚，复应张菊生之约于万年春……”2014年影印出版的《蒋维乔日记》中也不乏与张元济相关的饭局记录。汪家熔选注的《蒋维乔日记选》更方便参阅。例如，1908年5月17日（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晚七时张菊翁招饮。偕庄、沈、戴三公至其家。孙星如君先在，梦旦、伟士二公续来。畅饮剧谈至十时始散。”6月20日（五月二十二日）：“晚张菊翁、原亮三郎、印锡章君、夏粹翁招饮于里查西国饭店。在座者有高氏兄弟、陶、杜诸君，余皆日本人，共有数十客。”这是较为大型的正式宴会了。随后的7月1日、7月2日，连续两个晚上，商务的中方、日方重要人士分别做东为张元济出访日本“饯行”。蒋说张菊老将于“初六日（即7月4日）赴东游历也”。但据张人凤、柳和诚编著的《张元济年谱长编》考证，张元济此次出访日本，实际是7月11日（六月十三日）才正式启程的，先后到访的地方有长崎、广岛、大阪、奈良、西京等。
1956年10月29日，上海市委市政府为张元济贺90大寿，在张家设一席，蒋维乔也应邀出席。这天日记他是这样记述的：“我与菊老已年余不见，见面后握手不放，格外亲热。（他）虽半身不遂，耳口皆不便，然兴趣甚好，精神尚不差。”查张人凤、柳和诚编著的《张元济年谱长编》，这次特殊的饭局大概就是张元济的最后一次饭局了。饭局，作为张元济人生和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今让人回味，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最后，我想以张菊老嫡孙张人凤先生最近给笔者的来函结束这次讲演。当人凤先生看了这篇谈张菊老饭局的文章初稿（电子版），很快回信给予了充分认可，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在邮件中说：“记得很早以前，我的父亲张树年先生就对我说，你祖父早年在商务工作的时候，应酬无数，但从不喝花酒。喝花酒是旧社会一种陋习，主人在家庭式的餐馆中宴客，席间有年轻女子陪聊、陪酒、演唱戏曲段子等，是一种准色情场所。我着手做张元济研究时，知道对某些史实要证明其无是比较难办的。好在《张元济日记》里，1916到1920年记载特别详细。后来《郑孝胥日记》出版了，郑在去东北投靠溥仪前，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多年，与祖父有十多年交往，他的日记记事，包括应酬，也很详细。我还到上海图书馆查阅了刘承幹《求恕斋日记》稿本，连续二三十年，同样记述详细。这三套日记中，祖父参加的饭局，都在正规的饭店，如中餐有杏花楼（百年老店，至今还在）、九华楼等，西餐（他很喜欢吃西餐）有一品香、卡尔登等，未发现有去喝花酒的地方。喝花酒的所在，从名称上容易识别出来，即用一个香艳的女人名字，后面加一个‘家’字。郑、刘日记中都有在‘某某家’小聚的记录。凡去‘某某家’时，便找不到张元济的名字。”这段话很有参考价值，也十分真实可信，也可与笔者所查印证，兹补记在此。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