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出版社，有着非常好的人文传统和独特的运营体系。”臧永清在出任社长时表态，“我所要做的就是带领团队让人文社的发展与今天的现实更好地对接，我们只能为了发展而改变，而不会为了改变而改变。”
今年2月，臧永清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后，婉拒了许多“文人聚会”，因为在这些场合，总会有人找他，想讨一个自费出版的机会。如果能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少数几家出版社出书，就意味着在加入地方作协、在地方院校评职称的时候有了加分的筹码。
“摆在书店里，能区分哪些是自费出版的书吗？装帧设计不也都是出版社统一负责的吗？”一次培训的午餐时间，一位同行提出了疑问，他所在的出版社以出版少儿读物为主，没遇到过这种问题。臧永清回答得很干脆：“当然能，确实不是一回事。”
“必须保护好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块牌子。”臧永清的态度很明确，虽然在多家出版机构工作过，所从事的工作也一直与文学出版紧密相关，但面对头顶“新中国的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光环的人文社，他感受到的是更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作为中国最大的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只能做引领者，不能做从众者，只能做原发者，不能做跟风者。”
“我们拥有那么多外国文学的经典译本，我们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也都是最好的版本，我们率先引进《哈利·波特》，这些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恪守原发精神的体现。”臧永清一针见血地指出，“出版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原创精神不足。比如选题跟风，一段时间内同类选题爆棚，这是对出版资源的浪费，伤害了进行资源原始开发的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么多外国文学名著，是前辈翻译家一个字一个字翻译出来的心血之作，但市场上所谓的新译本，很多是找来大学生根据我们的译本改了些字做成的。这种译本能够忠实呈现作家精妙文字的魅力吗？还有很多的所谓原创作品，其实只是简单的拼凑，细细推敲，谬误很多。这些最终都会对读者造成伤害。”
除了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之外，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始终在国内独占鳌头。人文社的历任领导都重视当代文学的出版工作，老社长韦君宜称当代文学编辑室是人文社的牡丹花。臧永清介绍说，茅盾文学奖共评出38部获奖作品，人文社占了其中的18部，按百分比来说，占比是47%。一家社的出版物在一项全国顶级文学大奖评选中，竟能有如此高的获奖率。全国出版长篇小说的出版社可不只是几十家文艺出版社，随着出版专业分工的逐渐淡化，很多出版社都出版长篇小说。
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伊始，担任首任社长的冯雪峰是现代著名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还是文学队伍中极少几位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干部。他定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理念：古今中外，提高为主。在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重“普及”的背景下，这样的出版思路是新鲜而有魄力的。要出版中外文学名著，那就不仅要有工农兵优秀文艺，还要整理出版“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不仅要有现代文学，还要着手梳理古代优秀文学遗产，不仅要有苏联文学，还要系统介绍欧美乃至亚非拉等国的文学经典作品。
“古今中外，提高为主”这样的出版理念，在当年是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质量，关心最广大的读者群众。人民文学出版社至今仍坚守这样的出版理念。201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通过增持公司股份的形式，以持股51%的比例斥资并购了“99读书人”这个在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民营出版品牌。“收购99读书人是对‘古今中外’的有益补充。”臧永清解释道，99读书人在外国文学出版上很强，他们紧盯当代外国文学新作，引进了丹·布朗作品系列、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系列、斯蒂芬·金作品系列、东野圭吾作品系列等国际畅销书。他们的国际版权做得很专业，在一些出版发达国家，还有自己的书探。
在国外出版界，出版机构的并购司空见惯。但是在“中国出版”内部，收购具有相当规模的民营出版公司者，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第一家。作为新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文学专业出版社，人文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拥有过很多副牌和分社，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些副牌和分社的分分合合，都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随着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在主管部门主导下进行的。
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自身经营需求出发，确立了两个重点。“一是品牌，如何不断地焕发活力，延续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资源，人文社是典型的资源型出版社，保护和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开发新资源是人文社未来的工作重心。”臧永清说，“人文社的IP资源是真VIP，所以我们未来会在版权深度开发上多做工作，决不能变成版权开发的局外人和被采购者，一定要变成参与者。”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曾因难度大而相对冷清，但若干成功案例的出现，给了臧永清很大的鼓舞。
电子书、网络文学也被人文社视为对于“古今中外”的有益补充。“这几年，我们电子书的销售收入持续增长。网络文学也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出版过江南的作品，最近又出版了猫腻的《择天记》一套八卷和玄色的《哑舍》系列精装本，市场反响也都非常好。当然，我们还是坚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传统，一定要做类型文学中的精品。出版社有责任有义务把最好的图书提供给读者，引领阅读，提高阅读层次。”
今年8月份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课题组联合发布了《2017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这份报告发布的2017年海外馆藏影响最大的中文图书有23种，其中19种为中国当代文学图书。占据榜单前10位的图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占据了半壁江山，包括贾平凹的《极花》、王安忆的《匿名》、张悦然的《茧》、张炜的《独药师》、路内的《慈悲》。
“中国当代文学图书在海外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并逐渐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人们了解中国社会发展面貌的一个窗口。”报告如此指出。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海外版权推广战略在其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2009年人文社成立了对外合作部，最初一年海外版权仅输出8种，而今年预计能达到50种以上，输出语种20多个，遍及世界各地。继《山楂树之恋》输出18个语种后，已将格非的《隐身衣》输出到英、法、西班牙知名文学出版社，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在泰国销售也已超过两万册。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则要属作家阿乙作品的海外版权输出。人民文学出版社自2015年开始代理阿乙的《鸟，看见我了》《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等主要作品的海外版权，已经将他的作品译介到了英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意大利语、韩语、阿拉伯语等多个市场，输出7个语种15个品种。“我在短短两年时间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海外推广，已经卖到7个语种15个品种，这对一个年轻作家来讲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成就。”阿乙直言，“这是我自己很难想象的。”
在最近10年才出现的中国版权代理行业里，“70后”作家阿乙成了“第一个尝到这个行业效率果实的年轻作家”。而另一位“70后”作家路内，则是亚马逊通过网络大数据筛选出来第一批进入其全球出版的跨文化项目的首选作者。这些“70后”作家，被臧永清称为是“险些被湮没的一代”——上有“50后”和“60后”作家的光芒笼罩，下有“80后新生代”作家的生猛冲击。但人民文学出版社却十分看好这批作家的独特存在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近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葛亮、徐则臣、路内、阿乙、徐皓峰、鲁敏、梁鸿等一批“70后”作家的作品，均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这与人民文学出版始终在坚持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有很大的关系。‘70后’作家的作品大部分可以划归现实主义范畴。”臧永清提起了曾经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当代》杂志主编的秦兆阳先生，1956年他发表了著名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历史发展的今天，之所以还坚持这样的传统，是要把传统当成优势来经营。”这也呼应了臧永清在出任社长时的表态：“人文社作为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出版社，有着非常好的传统和独特的运营体系，我所要做的就是带领团队让人文社的发展与今天的现实更好地对接，我们只能为了发展而改变，而不会为了改变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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