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题词精选集》
卞修跃 古为明
华文出版社 2017年7月出版
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对中国发动了长期的武装侵略战争。至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制造“芦沟桥事变”，挑起了全面武装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与穷凶恶极的敌人展开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浴血战斗，最终逐日寇出国门，取得了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抗击外国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蒙受了无以复加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中华民族付出了无以数计的民族牺牲，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遭受到严重的窒碍。中国人民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空前惨重的代价，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是中国倾尽一切人力、物力、智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大决战，是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民族圣战。在长期的战争中，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成员，中国各民族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旗帜感召下，或抛家舍业，推夫送子；或毁家纾难，慷慨输将；或浴血沙场，奋勇杀敌；或运笔如椽，呐喊助威……中国人民用血与泪、铁与火，谱写了一曲争取民族解放、独立、自由的悲壮史诗，感天动地，震古铄今。而在这一卷伟大史诗中，自始自终跳跃着一串铿锵有力的音符，它们就是当时显现在报纸端头、书刊扉页上的无数仁人志士们以如椽巨笔题下的呼吁抗战的亲笔题词。
一、悠久的传统
自古及今，中国社会一直传延着题词的传统：上自商周鼎彝，中经秦权汉碑、魏晋摩崖、隋唐碑碣，晚近宋明匾坊，迄乎近世报刊端头，书册扉页，名人题词之风，数千年不绝如缕，传承凡逾三千年，形成了中国文化中一道独特而明媚的风景。
勒辞铸铭，其风气可上溯至殷商鼎钺之铭。其家喻户晓者，若商王武丁妻妇好墓中出土之不同质料的随葬品近两千件，有青铜器、玉器、牙器、骨器、蚌器等，其中青铜器有400多件，其中有“妇好”铭文各式食器、炊具、礼器、武器逾百件，有“后母辛”铭文的有大方鼎、四足觥各一对。这些铭文不仅在时隔数千年之久以后，尚能与近世发现的甲骨卜辞互相映证，向后世揭示墓主人准确而尊贵的身份，揭开有关妇好的文献传说的神秘面纱。同时，也向世人展现了这位远古时代巾帼英雄的伟岸身姿与才略志趣。另如更为著名的司母戊鼎，则是武丁之后某位商代帝王为祭祀其母“戊”所作，鼎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个古篆铭文，笔势雄健，字态丰腴，锋芒显露。大鼎形制典雅，浑厚恢宏，纹饰精美，工艺非凡，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商代青铜礼器。我们可以说，商代鼎彝上的铸铭，在目前文献可征的范围内，是中国题词传统的历史源头。
商亡之后，进入周代，铸铭之风更盛，传世之器更夥。铭文则或寥寥数语，或洋洋数百言；文字则古朴苍劲，变化万千，神鬼不测。其中较著名者如利簋、保卣、大盂鼎、静簋、史墙盘、大克鼎、颂鼎、矢人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等。这些传世的青铜彝器，多为西周王室及其重臣所铸礼器，产生年代距今皆在三千年之上。这些器皿上皆铸有铭文，或长或短，或记征伐，或颂功德，或颁训诫，或传契约，因其为当年所铸铜器，深埋地下数千年之后而复见天日，保存完整，无传抄之讹，可补证古史大事差缺。其如利簋，作为目前所见西周时期最早的青铜器皿，却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始于陕西临潼出土。器铸于周武王灭商后之第七日，堪称有周第一重器。铭文共32字，所记正是牧野之战，内容与《尚书》之《牧誓》等古文献一致。书法风格古朴、隽秀、成熟，承前启后。另一件著名的西周青铜器大盂鼎，清代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眉县，其内壁铸有铭文19行，共有291字，文章结构完整谨严，风格颇类《尚书》之《酒诰》篇，铭文记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盂受册命时，康王向其叙周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在于其臣属不酗酒，祭祀认真恭敬，而商之亡国则在于其百工臣属“率肆于酒，故丧师”。并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同时记载了周王赐盂命服、车马、邦司、人鬲等事。盂铸造此鼎，并于铭文中称“用乍南公宝鼎”，意为作此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造型雄壮，端庄堂皇，气势磅礴，工艺精湛。其铭文书法体势谨严，布局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端严凝重，是西周前期金文的代表作。出土以来，其铭文不仅成为史家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及王臣关系的重要史料，其字迹也成为无数书家揣摸临习的金文标准范本之一。再如散氏盘，清乾隆初年出土于陕西凤翔，又称夨人盘，为西周晚期厉王时铜器，以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盘内底部铸铭文19行，凡357字，末行有残蚀。铭文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历来被认为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其实更应该被看作是中国最早的一份契约：文中详记转让田地的四至、封界、见证，并记举行盟誓情形。散氏盘铭文字体用笔豪犷，凝重含蓄；字形古拙老辣，凝重遒美，自由活泼，潇洒畅达；布局欹正相生，姿态自然，字间呼应，随势生发，变化莫测，是西周金文书法的经典范本之一，与与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齐名，皆以长篇铭文与精美书法著称于世。我们同样可以把这些周代钟鼎彝铭，当作是我们所说的题词传统的进一步发展。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大一统帝国初建，书同文，车同轨。始皇帝尝数次出巡各地，群臣为歌颂其功德以昭示万代，曾于所到之处，刻石记功，凡有七处，曰绎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和会稽刻石，又称“秦七刻石”或“秦七碑”。秦始皇去世后，二世于其元年（公元前209年）出巡，又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刻大臣从者姓名，以彰始皇帝盛德伟业，并复刻诏书于其旁。二世诏书全文凡七十九字，七刻石皆同（《史记•秦始皇本纪》）。与周代彝铭不同的是，秦代刻石书者姓名得已传留下来。这七石相传皆由秦相李斯以统一六国后秦篆体书写而成。其用笔劲秀圆健，结构严谨，丰腴均匀，堪为秦篆书法之最高成就的体现，也是秦代“书同文”的标准与见证。同时，秦七刻石传世残石与摹拓，更是中国篆刻书法艺术的瑰宝。而且，秦刻石作为最古的碑碣铭文，对后世碑志刻石文字的兴起具有很大的影响。此外，秦代的武器鼎簋、诏版权量上，也多有铭文刻辞者，字体亦多为小篆，书风较刻石更加清劲活泼。
汉魏以降，碑碣之风大盛。汉碑传世数量较多，风格类型多样，有“一碑一奇，莫有同者”之谓。其较著名者有《华山庙碑》﹑《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乙瑛碑》、《张迁碑》、《郑固碑》、《衡方碑》、《夏承碑》、《尹宙碑》等等。汉碑字体以隶为主，碑额则多用篆书。从字型发展上来说，汉隶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由古篆体向正楷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划时代的变化。从功用上来说，汉碑则有神碑、神庙石阙，以歌颂神冥灵验；有庙碑，纪祖庙之祭祀暨修造者之名姓；有德政碑、墓碑、墓门石阙，颂个人德行；有竣功纪念碑，纪河川疏浚道途开通之土木工程完工者，等等。其他则还有画像题字、墓记、买冢记、石经等。这些碑刻，除其所具有的精美的书法艺术成就外，其歌颂神冥灵验、记述重大事件、纪念祖先前人、褒扬个人功绩之社会功用，恰恰也正类似于我们在这里所说题词的社会文化功用。因此，我们也将汉代碑刻引作现代名人题词的历史源流。至汉隶书法，其别成一体，成艺苑奇葩，千百年来，独树一帜，时至今日，依然灿烂夺目。兹不赘记。
南北朝时期，北朝碑刻大盛，较汉代尤且过之，而字体中经魏晋，为之一变，是为魏碑。这些碑刻作品主要有造像记、碑碣、摩崖、墓志铭等几种类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巨大发展，北朝地区开窟造像风气极炽，造像记也随之大量出现。其较著名者有《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牛橛造像记》、《比丘慧成为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记》、《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等等，而最受后人推崇的则是《龙门二十品》等；碑碣之类较著名者则有《中岳嵩高灵庙碑》、《张猛龙碑》等，书法结构精绝，变化万端，丰富多彩；墓志铭又为魏碑另一大宗，始于东汉之末，是埋入地下的堪碑，渐发展为一种石刻种类，目前已出土的北魏墓志多达数百方，多为精美秀整的楷书。其较著名者有《张黑女墓志》、《崔敬邕墓志》、《元晖墓志》、《元瑛墓志》、《司马悦墓志》、《元怀墓志》、《元倪墓志》等等，体制多样而书刻精致，为北魏书艺作品中特色极为鲜明的一个类型；而摩崖石刻则更为北朝书法的一大奇观，其中著名的有《石门铭》、《云峰山刻石》、《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石门铭》为王远所书，笔画开阔，结体奇纵，字势飞逸，意态恣肆。云峰山刻石有四十余种，位于山东天柱、云峰、太基三山，其中尤以《郑文公碑》上下、《观海童诗》、《论经书诗》、《此天柱之山》等题词最负盛名，这些刻石传为郑道昭所书，笔画雄强，刚中有柔，结体宽博，神飞气扬，飘逸出尘。魏碑刻石，不仅其字体在中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艺术史上占着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除了墓志铭当年是随着逝者深埋地下外，其余各种类型的石刻，都是立于广厦通衢、名山要隘之处，供世人阅读传诵，具有记述史实、歌颂功德、教化风俗的社会文化功用，其受众也是广大的社会成员。同样与我们这里所说的题词有异曲同功之趣。所以我们认为，北朝魏碑刻铭也足视作中国题词传统的历史渊源之一。
进入隋唐，国家复归统一。经乎宋元，迄于明清，传统文化趋于鼎盛。千余年间，文物昌明，文风大盛，书家雀起，代有宗师，不胜枚举。而舞文弄墨，不仅成文人雅事。即皇帝首辅、当世名公，亦多能临池挥洒，寄情翰墨。于是，颜柳欧褚，世所楷模；苏黄米蔡，继往开来；元有松雪鲜于，明则董宋傅王；及乎有清，书坛墨苑，异彩纷呈，争奇斗艳。历代帝王将相，也不甘寂寞，若唐宗宋帝，洪武康熙，乃至雍正乾隆，也都是书坛悍将，追慕二王，遗墨千秋。与前代书迹题词大不相同者，唐宋之后，名家之迹，或鸿篇巨制，长篇大论，或寥寥数字，只言片语，多传作者名姓，流传有序，为后世奉为珍宝。这些名家书迹，或独立成章，歌功颂德，纪事述史；或勒石刻碑，立于名山大川、楼观丛林，以为世人观瞻；或悬诸殿庑，额于廊塔，既若点睛之笔，复如人生指针；或题于书籍卷扉，或附于名迹之末，以叙述源流，切磋鉴赏。要之，这些帝王将相、文豪书家之迹，多有以碑刻匾额、题签叙跋的形式流传后世，其受众范围，则较个人收藏、私相题赠要广泛得多。所以，我们同样认为，这也正是中国题词传统的重要的历史源流与表现形式。
迨于近世，报刊创制。名家题词书迹，时有所见，或载报端，或附刊扉。其内容则以褒扬文明、针砭时弊、歌颂德政、移风易俗等等为主旨。报刊价菲，寻常百姓，渐至亦能购阅传诵，其传播愈广，而受众益多。进至民国时期，蔚为成风。1931年日本挑起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拉开序幕。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全国各界仁人志士，戎马之余，奔走呼号；报端刊头，挥毫如枪，留下了无数催人奋起、振聋发聩、书艺精绝的抗战题词。而这，正是中国绵延三千多年题词传统在新的特殊历史时期的发扬光大，同时，它又形成一道新的文化风景，融入到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之中，融入到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抗战精神之中。
二、全民的呼号
抗日战争史既是中华民族一段悲壮激昂的保家卫国圣战史，也是一段中国优秀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得到发扬光大的光辉历史，其中蕴含着后世取之不竭的文化精神财富。抗战期间，全民同奋，抗日御侮，浴血苦战。而呼吁抗战，呐喊助威，鼓斗志，壮民气，固团结，树信心之举措者，或报纸，或刊物，或电影，或戏曲，或讲演，或题词，蔚为风气。这里，我们将侧重从若干方面，考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各界名人为书籍、刊物和报纸等公开媒体题写、发表的题词，藉以从一个具体而微的侧面，展现中国人民坚强不屈、同仇敌忾的抗战意志与自强自信、敢于胜利的必胜信念。
至此，我们有必要对抗战题词这一概念的含义作一简单的说明。所谓的题词，或者叫题辞，一般是指某一人士为某人、某事或某物所题写的纪念性文字，这些文字多以记录大事、宣扬教化、倡导文明、褒扬美德等为主要内容，旨在向受众传达正面价值。正如我们前文所述，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数千年的题词传统。而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抗战题词”，则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首先，它是题词，具有题词所具有的一切共性与表现形式。与政论、书札、通讯等长篇大论不同；其次，它产生于日本挑起侵华战争的1931年至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整整14年间，在时间范围上，有着严格的限定；第三，题写者为抗战的事件、人物而题写，为鼓舞抗战斗志而题写；第四，题写者多为国共两党军政要人、抗战将士、文化名流等等，他们在一定的社会成员群体范围内，乃至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一定的声望与号召力，因而他们题写的题词也同样具有着强烈的感染力；第五，题词系以墨迹、书迹的形式，刊载于报纸端头或书刊页扉。虽然有的题词只传内容不传书迹、或只为私人题赠非为公众传诵，并不影响其作为题词而存在。但在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却要将这一种形式的题词排除在外。因为题词的书迹、墨迹的表现形式，不仅是中国传延数千年之久的传统，也使阅者在书者的字迹前更感亲切、更受感召。而题词之公开载乎大众媒体，其受众之广，则非私人题赠所可比拟，其为广大公众传诵，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功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呼吁团结抗战、鼓舞抗战斗志、坚定抗战必胜信念的作用，会得到社会的广泛的感知乃至认同。所以，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抗战题词，则是以上述几个方面的特征为局限，进行搜集、选择与展现的。
那么，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报纸刊头题词的都是些什么人物？我们经过数年之功，几乎遍检了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报纸、刊物和书籍，专门搜罗时人题词，收获颇丰。截至目前，我们搜罗到的题词人物超过数千人，搜集到的题词上万幅，援引的书刊报等公开出版物，也超出千种。由此可见整个抗战期间大众媒体名人题词之风的盛行。这些被我们搜罗到的题词人物，简而言之，约为国共两党军政要人、抗敌将士、地方大员、文化名流、工商巨擘、团体代表、宗教人士等等，几乎涵盖了我们所熟知的抗战时期的重要人物，以及我们可能相对生疏的地方官员。他们有的在统帅将士御敌之暇，有的在奔走救亡之际，有的则在颠沛流离途中，纷纷挥毫书字，或就报端，或附刊扉，写下了无数内容催人奋起，书法酣畅淋漓的题词。如果对这些人物稍加细致地进行考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那将是一长串我们熟悉的姓名、熟悉的面孔，甚至是熟悉的字迹。其中抗战殉国烈士暨受难人士生前题词者，则有赵登禹、冯安邦、张自忠、谢晋元、戴安澜、左权、李家鈺、彭雪枫、聂海帆、、郁达夫等；东北义勇军、东北军、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乃至西安事变的抗日将士与当事人题词者，则有马占山、谢珂、李杜、李延禄、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傅作义、董其武、张学良、杨虎城等；国共两党领袖人物题词者，则若蒋介石、林森以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至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相关机构负责人及成员、国军各抗日战区官长、国民政府相关机构主官暨主要成员、国民参政会之参政员、国民党各部组织及其元老成员等等，几乎是人人能写字，人人能题词。
中国共产党方面重要人物题词者，则有林伯渠、张闻天、陈绍禹、秦邦宪、陈云、李富春、吴玉章、徐特立、杨尚昆、董必武、夏衍、田汉、潘汉年、冯雪峰等，八路军抗日将领则有彭德怀、叶剑英、王稼祥、林彪、陈光、徐向前、刘伯承、贺龙、续范亭、甘泗淇、林枫、聂荣臻、彭真、成仿吾、宋劭文、萧克、舒同、邓拓等，新四军抗日将领则有叶挺、项英、陈毅、刘少奇、邓子恢、张鼎丞等等；
其他党派团体重要人物，如杨杏佛、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张澜、罗隆基、陈独秀等等，妇女界如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何香凝、等，华侨则有陈嘉庚、林义顺、蚁光炎、司徒赞等，宗教界人士如佛教界之欧阳渐、黄庆澜、弘一、太虚、弘伞、乐观、圆瑛等，基督教界之诚静怡、余日章、刘良模、刘廷芳等，天主教界之马相伯、于斌、田耕莘等，伊斯兰教界之唐珂三、时子周、马天英等等，皆留下了大量的呼吁团结抗战的题词手迹。
工商实业界人士题词者，则若秦润卿、陈光甫、陈行、陈其采、贝祖贻、宋汉章、卞寿孙、钱永铭、徐柏园、周作民、虞洽卿、王晓籁、蒉延芳、侯德榜、陈经畬、卢作孚等等；
而文化界名人，著名学者，各大学校长教授，文学艺术家等等，则更不胜枚举，留下了无数的书艺精美、艺术性与思想性高度统一的抗战题词，对中国人民坚忍不拔、浴血抗敌的伟大的抗战精神，从各个方面与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与表达。
另若晚清北洋耆老名宿，若岑春煊、陈夔龙、萨镇冰熊希龄、朱启钤、吴佩孚、等，也曾经先后为支持抗战、呼吁御敌而在报刊上发表过题词。除此之外，当时中国各省、市、县等的各级地方长官及在当地有相当声望的地方名人，也曾经在不同时期于全国性或地方性的书刊报纸等媒体上发表题词，呼吁抗战，鼓舞斗志。以其数量庞大，兹不一一列举了。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在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中有一定声望的人物，都曾经挥毫题词，发表于报刊媒体，向全国人民呐喊呼号，为抗战将士鼓劲助威。同时，他们的如椽之笔所书写的，更是全中国人民的心声，是全中华民族的呼号。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全民族统一抗战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事实，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各界各阶层成员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所做的不懈努力。
三、战斗的号角
抗战题词，从时间上来看，几乎覆盖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十四年之久，尤以重大事件周年纪念日前后为集中。从题词者来说，正如我们上面所说，也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社会各界有一定声望的人物。那么，这数以千百计的题词者们，在当时又都题写了些什么，在呼号些什么?
从我们目前所能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这些题词的内容则多以同心努力、抗战到底、坚持团结、不做汉奸、争取胜利为主调，旨在鼓舞全国人民抗战斗志，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当然，也有宣扬传统道德，讲求个人修养，教诲立身处世原则，褒扬个人品德功业之类，等等。要皆以传递宣传正面价值为旨。兹特列举数例，以资说明：
毛泽东于1940年2月7日为《新中华报》第2版题词云：“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这一题词正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原则的根本内容，从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在当年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以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并指引了抗战进程的正确方向，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之所表现。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军政首长们的题词，也多是以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为主旨。如潘梓年1938年1月1日为《武汉日报》元旦特刊第四版题词为“巩固统一战线，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陈绍禹1938年1月13日为《新华日报》第二版题“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华而奋斗。”董必武1938年1月18日为《新华日报》第三版题“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叶挺1938年1月21日为《新华日报》第三版题“抗战到底。”彭德怀同一天在《新华日报》第二版上题“民族解放的战士，团结起来奋斗到底。”黎玉1939年1月28日为《大众日报》一•二八增刊第一版题词为“纪念一二八要坚持国共两党长期亲密合作，是抗战建国伟业的保证。”徐向前1940年1月1日在《大众日报》第五版发表题词“大众日报社一周年纪念。把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展开。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力量日益增长，是会把那些投降分裂倒退的逆流打退与淹没下去的”，则更是明确地指出了在抗日救国的同时，国内一直存在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
国民党军政大员中，也多有以呼吁精诚团结、共御外侮为主要精神的公开题词，这体现了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危急时刻，共同抗敌，争取胜利，成为全民族全社会的共识。蒋介石为东北问题研究社编印并于1941年9月18日出版的《东北》第四卷第一期“九一八十周年纪念专号”题词曰“誓复金瓯”，明白宣誓了收复失地、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另如蔡廷锴为《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1933年版）题“为国家领土完整而抗日”；黄琪翔则为1937年10月25日出版的《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41期题“抗战到底。”陈诚则在1938年3月16日为中共主导创办的《新华日报》第三版题“共赴国难”，表达出共同抗日成为当时两党的共同意愿；陈铭枢为1938年5月22日出版发行的《抗战大学》第一卷第八期（阳光编辑，统一出版社发行，广州）题“巩固统一，抗战到底。”沈鸿烈1939年3月12日为《大众日报》第一版题“万众一心。”刘建绪1942年5月5日为《福建省会国家总动员宣传周特刊》第一号题“共赴国难。”冯玉祥1942年为《陆军大学校参谋班西北班第七期暨特训三期同学录》题“一心一德，抗战建国”，李宗仁为同书“同心同德”，卫立煌题“精诚团结”，等等。
以呼号国人同仇敌忾，与敌作殊死战斗，洗雪国耻为核心内容的题词，则更如战斗的号角，令人感奋。其所表达出来的中国人民不惧强敌、百折不屈、浴血抗战、誓雪国耻的抗战意志与坚强决心，同时也正形成了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内在实质。中国国际宣传社编辑的《淞沪血战经过》于1932年11月出版时，戈公振题曰：“卫我邦族，惟铁与血。”同年，易培基为在巴达维亚出版的《天声日报十周年纪念册》题道“震大汉之天下。”1933年4月，《宋哲元部二十九军长城血战记》由中国艺术公司出版，冯治安为题“有贼无我，有我无贼”，宋哲元则题“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商震题曰“长期抵抗，不屈不挠。”都表达出了坚定的抗战意志与誓死决心。1933年12月20日《东北巨变血泪大画史》由文华美术图书公司出版，何柱国为题“与敌偕亡”。1937年1月，时敏所编《还我河山》由上海中国自强学社出版第五版，陈树人题“誓雪国耻”，罗家伦则题“雪耻救国”。1938年7月7日，廖磊为《扫荡报》第三版题“扫荡敌氛。”刘湘1937年9月18日为《华西日报》九一八国耻六周年纪念特刊第8版题“用全民族的铁血涤净六年来的奇耻大辱。”1937年10月10日，孙元良为《辛报战情画刊》创刊号题曰“以赤血涤国耻，为人类正义世界和平而效死。”1937年11月谢晋元为救亡出版社出版之《八百英雄抗敌记》题“余一枪一弹，决与倭寇周旋到底。”1939年2月25日，陈云为《新中华报》第3版题“为全中国人民彻底解放而奋斗。”1940年5月中国陆军第五军政治部、第五军司令部编印处编辑的《陆军第五军桂南昆仑关战役阵列亡将士追悼大会纪念册》出版，戴安澜题“汗青永照”，杜聿明题“发扬昆仑关歼敌精神”，廖耀湘题“壮气长存”。黄绍竑则于同年为老潘作、通俗读物研究社出版之《抗战民歌》题“同仇敌忾”。康泽于1941年为《厉司令抗战纪略》题“驱逐倭寇，还我河山。”余汉谋则于同年为琼崖旅省抗敌救乡会编之《琼崖抗战特刊》题“复九世仇。”所有这些题词，暨题词者们所表达的要与日寇血战到底、誓雪国耻的铮争誓言，掷地有声；同时也如战斗的号角，铿锵嘹亮，响彻霄汉，鼓舞全中国人民奋勇杀敌，保家卫国，争取最后胜利。
此外，何基鸿1936年12月为《河北省省立天津中学校一览》题“男儿应立志于社会国家有用处，要有所不为，至少不做汉奸。”则为国人画下了不做汉奸的底线；陈嘉庚的著名提案，后于1940年11月4日由其亲笔为《福建新闻》第1版题成“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则是对妥协路线的最强有力的声讨与阻击。
而于右任在1946年5月为刘贯一辑著之《抗战外史》题词曰“抗战精神”，虽其时中国人民已经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中国人民抗战精神永不磨灭，于氏题词可谓是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社会各界仁人志士在题词中所传达出来的抗战意志与雪耻决心，作了最早的、最好的概括与总结。
最后，笔者必须做清楚交待的是，对于抗战名人报刊题词的搜集与整理，是由古为明先生与笔者一起合作进行的，所有搜集到的资料与成果，都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我们还必须强调指出，这些名人在书刊报纸等公开媒体上发表的题词，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精神内容、政治含义、文化现象与艺术营养，都值得我们深入发掘。但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拟将另文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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