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往事》是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王云五1964年由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印行的一本小册子，1965年曾再版。等到近些年我也想寻找这本书时，却花费了许多劳力终也难以展卷，当然，我是请友人在台湾下的功夫。
中华书局在2015年6月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列入“民国文献丛刊”，终于使我得以读到已经成为简体横排本的《谈往事》，这自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此书卷首印有“出版说明”，使我了解“民国文献丛刊”首批图书是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授权，印了十九种。“由于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个人的政治立场的影响，一些作品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时代局限和政治色彩，一些个人视角的描述与评论，难免有不符合事实之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各派政治势力和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除了作必要的技术处理外，基本保留了作品原貌。希望各位读者在阅读和研究的过程中，着眼于其文献价值，辨析真伪，而获得本真的历史事实。”
以前读书，尤其是在一些曾经列入“内部发行”“限国内发行”的图书中，经常能读到这类说明。当时，总以为是那时的政治环境和出版态势所致，现在再见这个“出版说明”，读出的似乎有些无奈有些不舍。只是，读这类书时，因为不知道究竟何处是被“作必要的技术处理”，也就难免有些遗憾，本真的历史文本究竟如何？或许过几年，又会再出“全本”？
中华版《谈往事》“目录”页刊出了收录的十四篇文章目录，那么此书的原版本究竟收入几篇文章？假如没有见到原版本，那实在也不该有这样的疑问。可是，中华版收入了一篇王云五的“自序”，却让人感觉出版遇到老前辈了。
该篇“自序”在介绍了此书成文的缘起之后，列出了所收各篇文章的要旨。而且所言“本书括有新旧作十六篇。其中属于本人读往事者十篇，属于记述前贤故旧而兼及本人往事者六篇。”由此发现，中华版“技术处理”了两篇文章：《我参加第一届第二次国民大会追述》《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前者“概述余来台后参加政府实际工作前之参政经过”、后者“就张先生与余对商务印书馆之关系，作概括的叙述”。
这个似乎不在“出版说明”中标出的“民国文献丛刊”技术处理的范围？封面上也没有标注“选本”“节本”之类。
我想看《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虽然在其他台版书中早已读过，不知为何删除该文？是为张菊老避讳？为中国现代出版史避讳？可惜，对于张菊老、对于商务印书馆，这篇文章真是所有对中国现代出版史有兴趣的读书人都该读读的。读者是否认同、是否作为引文、是否采信，那是另一件事。只是，由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予以“屏蔽”。多少也欠一个说明。
王云五在《两年的苦斗》一文中详细描述了商务印书馆1932年1月29日遭日军炸毁之后两个年头的经过情形，文末写着：“无论怎样无能力的人，只要肯把全副精神应付一件事，多少总有一点的成就。”
我有一种特性，就是对于任何困难，决不稍感消极，并且偏喜欢把困难的事作为试验，以充分的兴趣，研究其解决方法，万一能够解决，便认为这是惟一的最优厚的报酬。
在两年的苦斗中“因为往往出力不讨好，甚至还要讨骂”的经历又是怎样的呢？容我稍费笔墨再现一下：
1932年1月29日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炸毁，“散布在将及百亩地方的工厂和货栈，完全付诸一炬；数千职工都感着失所和失业的痛苦；千数百股东都忧虑着血本的无着；千百万等待着供给读物的人们，都太息这丧失了供给之源，其中一部分的人从前不甚满意于这个被毁的机关，现在却都变更态度，一致表示同情。”刊于1933年12月《东方杂志》的《两年的苦斗》留存了当时的记忆。
当时，商务上海各机关员工有3700余人，大多数人多年倚为生活的总厂被毁而且室家财物也同遭此劫。“他们都纷纷挤到商务印书馆设在安全地带的发行所来要求救济。”“所以我们第一件工作便是分头向各银行的后门钻入，去商量暂借若干现款，藉以救济正在流离失所的同人。结果即于商务印书馆被第一炸弹而发火的一小时内，宣布发给各同人每人救济费十元。”第三天宣布每人加发半个月薪水。“原想使滞留上海每日耗费不赀的各同人，得以早日回到他们比较安全的乡里；但是旧同人方面有些不明真相的，以为商务印书馆仍当继续筹款救济，因而观望自误者颇不乏其人。而人事的纠纷，也就随之而起。”
为此，商务如何复兴又如何处理与旧同人的职业关系？“我再四考虑之后，认为要使旧同人的存款得以全部偿还，要使旧同人于领回全部存款之外还可得到相当的补助，要使旧同人将来有再为商务印书馆服务的机会，要使商务印书馆得以早日复兴而保持其对于教育读书界的地位，不得已只有采行一种应付非常局面的方案。”什么方案？3月16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决：总馆业经停止，各职工全体解雇……
此后，商务做了多种积极的工作，先是使各分馆在紧缩下维持营业，将半年内的营业收入作为复兴用款的基础；其次是利用香港和北平两家平时生产力不多的分厂从事大规模的生产，以使秋季用书基本完成。第三是复兴后的人事问题：
商务印书馆前此为着万分不得已的缘故，在善后期内将所有旧同人全体解雇；但其本意绝不愿抛弃多年相依的旧同人，故于宣布解雇之时，曾自动向官厅及旧同人郑重申明，将来如能复业，当根据团体协约法的规定，按照需要酌量进用旧同人。查团体协约法对于雇主雇用工人所能加以最大的限制，就是于其所雇用之人数中有十分之八属于与有协约的团体，但专门技术人员及学徒使役等均不受此限制。截至本年十一月底，商务印书馆先后进用的职工，除学生不计外，共一千三百七十八人，其中只有六十九人在“一二八”以前未尝服务于商务印书馆，其余之一千三百零九人均系旧同人，占全部进用职工人数百分之九十五，较诸团体协约法所规定百分之八十的限制超出甚多。足见我在限制以外仍是尽量进用旧同人，也就可以证明从前之主张解雇，实无抛弃旧同人之意。
当时，商务成立了人事委员会，“所有复业后进用的一切职工，除副科长及编译员以上者由总经理直接决定聘请外，其他均先提交人事委员会核议，然后决定”；建立回避制度，“我对于进用职工方面，定下一个原则，就是父子兄弟已有一人进用的，其他概不进用”。“因为一家的人如占有两个以上的进用机会，则他家的人势必减了一个以上的进用机会”；女职工，之前有女职工八九百人，复业后，以尽先进用寡妇或未嫁女子为原则；馆外工作的旧同人，复业后除附设一个精装课外，“此外大都委托旧同人在外间所设的装订作场代为办理。这也是维持旧同人生计的一种方法。现在旧同人倚此为生计者，不下四五百人。其他如中文排字的工作，上海制版厂对于这一项的生产力已较‘一二八’以前更大，但是为着维持一部分未经进用的旧同人生计起见，我将铸成的铅字约为二十副，以信用方法及特别低廉的价格，售给二十组的排字部分旧同人，并于相当时期内，供给他们充分的排字工作，然后分期就所得排字工价陆续将铅字售价收回。期满后各该组的排字工人便如耕者有其田一般，都成为排字者有其铅字了。这一项也有一百多人，和装订作场合计，则在外间靠商务印书馆为生活的旧同人不下六七百人。”……
如此，劳资纠纷颇多的商务，旧同人再经进用者，大多数都能服从规律，热心任事。经过种种努力，作为印刷家，将工厂机器从一天只八小时工作到二十四小时不停，实行按件计值等奖励办法。作为国内最大的出版家，宣布日出一书计划，复刊《东方杂志》等四种定期刊物，按照新课程标准编印一套比较完善的中小学教科书，编印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万有文库、影印古书……
两年的苦斗，因为王云五和员工的努力。王云五留下的体会是：
在这两年的苦斗中，因为往往出力不讨好，甚至还要讨骂，许多人都说我不太值得，我自己却没有这种感觉，专以所做事的成功为惟一目的。然而我毕竟是一个人，不能没有人的感情。我自己承认生平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小不忍”这三个字；换句话说，就是比较大些的不满的事情日积月累的隐忍着，偶然遇着很小的事，便一触即发，无法按住性子，因此而使生平的事业失败了不少；就是在这两年苦斗的程途中，也因为这“小不忍”三个字，空耗了不少的努力，这是我常常要诰诫自己的。
还有一个体会，写在《八年的苦斗》，记述抗战八年的商务史时论及上海沦陷后，商务采取了“温情策略”，停止印刷业务的时候，一律给工人半薪，使职工生活无忧。也因为这样，当商务欲向汉口、长沙、香港、重庆增派印刷工人拓展或发展业务时，却少有工人愿意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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