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英》将青年下乡、返城的故事，还原置于家族代际的回望之中。从而，作家实现了家国情感、时代共振的穿插与同构。常小琥的难得在于，与伤痕和知青文学中的几种倾向，同时保持着距离。它既非控诉批判、也非诗意怀旧，抑或文化哲思。这源于一种叙事身份的新转型——超越同代人。作为“80后”，作者已然是“隔代人”，并非故事年代的在场者。创作中的“隔”，在小说虚构中反而有妙处。那就是在间接经验里，实现对历史场景“拟真”。《如英》正是用想象性在场，实现对时代的回溯性对话，对长辈的历史性共情。
我们重又发现了一种“代拟”传统。中国古典的宫怨诗、闺阁诗，大多出于男性诗人模拟代言。常小琥亦如此，他的虚构基于家族原型素材，却又有第一人称自带的纪实感。可以说，作家和小说的二级叙事者，已发生了叠合与扮演。原本转述的“二手时间”，最终变成“直接的历见”。这种以虚构抵达纪实的超越性，正是作品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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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结构显出记忆本身的叠层特性：既是流动的，也是沉积的；不时闪回，亦有补缀。换言之，其叙述总有检视、修正和重返的意义。正如回忆之河网，交汇分岔，留下各种“故事冲击带”，如弟弟少平之死，抢救妹妹红英等情节单元。故事主流外，也有游弋支流的“杂语”——如姜志富的军旅生涯，与熊淑芳的莫名结合；生不出男孩被说“绝户”，神秘暧昧的红衣女人……这些游离，正是灵活游击的补笔，功能在于以传闻、传奇岔开故事整端的章法。
作家依然传承塑造典型形象的现实主义典律。熊淑芳成为悍妇典型，姜志富更像那代父辈的集体原型——沉默深沉，一身英雄气，对妻女却忍让不争。“爸不怕死，可是爸怕熊淑芳。”如英和老猫、田蕊，又演绎了三剑客式的伙伴情，虽个性迥异，时有矛盾，却藤树相盘，命运纠结，绕在一起。三人有莽有细，有美有粗，撑起铁三角的稳定结构，形象配置。她们放风偷东西，上树躲狼群，替伙伴挣工分，相互筹措寄钱。
小说于细节描摹人性中的真实、变异与繁复。如田蕊心思细密，怯懦又带倔强。她敏感同情，柔弱却挑重体力活，清秀却吃住在猪圈。风尘肮脏违心愿，这种反差与可惜，乃是强烈的不忍与冲击。熊淑芳则有阿Q的一面，当她生了儿子，“她也终于能骂别人家是‘绝户’了。”正是弱点，才是人物生气与活力的底子。另一面，家庭成员力量对比、氛围环境也造就微观的故事语境。
故事的动力因，我想源于两性角色——“重男”的期待与“阴盛”的现实相冲突，产生出不平怨气。如英从小被迫扮演男孩，乃是性别认知的外源性错位。作家击中了一个悖论：嫌弃女性的往往正是女性（母亲）。弟弟少平被水冲走，死于汉中老家。如英没能看护好弟弟，成为一生的负罪。她不得不继续充当弟弟的“补位”，生存本身，已成为对家的救赎。弟弟的死，像缺席的在场，是家中“虚无又真实的剧痛”。从因果逻辑看，这个家和后面三个妹妹，也因为如英的过失而存在。
熊淑芳的粗暴强势，背后是作为母亲的丧子痛苦。作家再述了“祥子”式的故事，儿子之于她，就像车子之于祥子。从企盼希望，到失望绝望，得而复失，足以磨灭人的念想。一切认命的宿命之后，总是残忍的捉弄。熊淑芳晚年患癌，临终痛苦，只有她最记恨的如英，服侍送终。她偏心念想的红英，到死也没来看她。绝户和知青，成了这对母女背负的大山，像霍桑的标记A是原罪。当如英用一生理解自己，也就悲悯地同情了母亲，这个过程是伟大的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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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英出离家庭，选择原本不必的下乡之路（因父亲是伤残军人本可不去），实为不堪心灵重负。她如同俄狄浦斯式的自我放逐，仿佛唯有炼狱受苦，才能实现自赎。田蕊也如此，她靠下乡之艰苦，忘却失去父亲的孤苦。从而，农场故事就有了另一维度——抵达类型化叙事之外的心灵个体性。人物以痛苦去镇痛，达成自我和解，这也是基于故事发生学的逆推。
有意味的是，姜志富的老蔫性格与伤残身体，同时形成生理与气质的合一。由于负伤使喉咙受损，客观上造成沉默寡言的现实。被剥夺发声也是隐喻，意味着失语弱势，常挨妻子“批斗”。作家关心身体生理对主题深化的建构意义。如英遗传父亲的疤痕体质，她老去的臃肿肉体，犹如昆虫外壳的皮肤，就是农场伤痕的累积历证。如周笑矮小驼背，田蕊身长腿短一样，都暗示发育中断的身体，极度匮乏的营养。矮小，不止是身体上的，还意味未受良好教育的精神自卑。
《如英》有其它知青小说里常有的代价、痛苦与不幸。田蕊被五十岁的警卫员“惦记”，威逼利诱；被“眼镜”负心男利用，怀孕流产后，就被抛弃，一度疯痴。老猫作践自己，和连队拉车的结婚，被虐待得不成人样。“当初是你先丢下我们的，没忘吧”。自从如英调到团部粮油厂，伙伴间就有了疏离。“她想告诉田蕊，她们三人是一条心，她一刻也没忘记过。”（下转第12版）
（上接第10版）如英，虽并不如英雄，却有重情讲义的侠气，有为同伴解难平事的担当。
返城受阻，人性异化，战友们“像招魂一样手挽手面向星空，祈求神明保佑自己回到城市”。这些经历大抵相通，以至于成为故事的类型学。常小琥则意欲挖掘其中的悖谬与无力。我想，那是永无回归，失去归属的沉沦感。下乡之地，远去之城，皆非容身之所，双重放逐，承载了沉重之思。“十年前如英和伙伴们同声共气来到这里，如今她独自坐进车厢，看着佳木斯的荒野和黑土地，像泥浆倒流一样离自己越来越远。”同时，“她感觉自己被熊淑芳，被这个家放逐了，这比永远留在佳木斯更令人绝望。”返城后的他们，沦为不合时宜的闯入者、格格不入的零余人，成了弃子与赘生，备受嫌弃。
周笑与如英结合，表面看是如英救命之恩的延续。实际是同病相怜，同命相惜的尊重共情，他们有共同的经历、伤疤和处境。周笑作为长子，与如英一样，被家人排斥、榨取。他给如英一个家，一种底气，如英给他主心骨。结构上，周笑更与程强形成对位。程强使如英几次“心里又乱了”，她开始正视困惑：要选什么方向，什么男人，什么活法。不同在于，程强是抽象的英雄，周笑是有人气的男人。程强救如英，种下情愫的因，如英救周笑，收到情感的果，传递回环，颇为巧妙。他们不止眼睛相似，还都给如英教谕。程强说，遇火要迎着跑，才能冲出去。周笑则看得通透，“你对你爸好，你在你妈面前处境就越差。说白了，你们家分成两派，都是你造成的……你对你妈好，就是对你爸好，这才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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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英惨淡的人生下半场，与格里高利的甲虫命运，其实并无二致。忍辱负重，牺牲最大，渴望找到归属的大姐，被持续羞辱、无视和奚落。返城名额，接班指标，全被母亲夺去，给了妹妹们。她被剥夺进家门、入厂门、甚至继承遗产、祭奠父母的资格。灰大楼，印钞厂，是空间记忆的情感载体，如英的“记忆之场”，自我确证的根据，也被轻易抹去。妹妹们精致、冷血和市侩气，表露无疑。她们似乎都各有理由怨恨大姐，却都没有资格；她们都曾依赖、受惠于大姐，却毫无感恩。小说戳穿了无情的本质，她们是丧失回忆的人。外孙一飞，就像反讽，他的记忆强迫症，正是为了克服遗忘，天然是家族未来的书写者。
就像知青们接受上山下乡再教育，读完小说，则受到了“情感再教育”，悲欣交集。家庭的撕裂隔阂，如两大阵营对立（父女温情爱意，母女形同水火），需要一生去弥合重塑。如英曾是家庭的聚合点，终究沦为边缘人，无力收拾残局。她像抹布一样被随便取用，像病毒一样被避之不及，成了老丑脏臭的集合。常小琥写人物处境，很彻底，也绝情，以至于读者也会不忍心。“当初离家她没想过回来，更没想过一家人是怎么在一起生活的。她以为只要自己走了，一切都会好起来。”而故事却说明：家庭的症结需要早期疗愈，它从不会随时间自愈。
只有在记忆中才能重返、安身，获得自我理解和阐释。小说在表层或许写历史时代里个体命运，家庭变迁，但深层却是对生存与时空，亲情和友情的感伤。那种生命耗费、盲目冲动，不可理解的选择，都只能在老去时，得到回望性安抚。小说所能给予的，本质上都是事后诸葛的悲哀。生机与青春，总是一次性的不可逆，被历史裹挟、消耗殆尽。唯有回述，才能亲近当时年轻的身体、情感与心灵。《如英》的虚构，或许如同仪式，赋予纪实一种封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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