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顾倏忽，一代出版家杨德炎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
10年前的那个夏天，德炎先生因患肝癌，先在北京、后赴上海医治。在上海，因病情加重，恐将不治，商务印书馆的同志和他的家属遂安排救护车辆，日夜兼程，将德炎先生接回北京。到达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时，是2010年6月22日上午。接到商务印书馆于殿利总经理电话后，我旋即与我们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聂震宁总裁一起，前去医院看望。那时已近中午，德炎先生已经神志不清，不大认得我们了，我们不禁为之担忧。当天晚上，噩耗传来，德炎先生已经撇下他所热爱的出版事业和同事、家人，永远地走了、离开我们了！德炎先生向来敦厚稳重、处事从容。他于2008年卸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还没有与家人好好享受退休后的安逸生活，两年后就撒手人寰了。为什么，在他人生的最后一程，竟然一反常态，行也匆匆、去也匆匆呢？10年后的今天，想起德炎先生的睿智豁达、外宽内明的音容笑貌和他匆匆永别我们的情形，我仍然深感痛惜。
德炎先生是“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中国出版荣誉纪念章获得者，是卓有影响的出版家。他在短暂的65年里，经历了丰富多彩的人生，可谓阅历丰富。大学毕业后不久，上世纪70年代伊始，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当时，他所在连队的平均年龄53岁，他25岁，是小字辈、小“五七战士”。在干校，他与陈翰伯、吴泽炎、王锦第、严文井等许多出版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朝夕相处，深受文化熏陶；又因为年轻，他做过连队的司务长，为集体四处“谋食”，锻炼了社会交往能力。在商务印书馆，他从编辑做起，而后总编室副主任、主任乃至助理总经理，一步一个脚印，练就了扎实的编辑出版基本功和管理能力。80年代后期，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原联邦德国大使馆文化处、驻瑞士大使馆文化处任一等秘书4年多；90年代前中期，他在新闻出版署任外事司司长4年多。这两段经历，练就了德炎先生娴熟的国际文化交流本领，形成了他待人处事的国际眼光和境界。1996年，德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时，已然是一位阅历丰富、能力老到的掌门人了。
德炎先生知识宽博。他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德语、英语，上海话、河南话都说得很地道，平常聊天，别人的语气，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他见多识广，天文地理、经济社会、出版文化、国际礼仪，乃至国际交往、人际交流中的细微讲究，他都能捕捉过来，绘声绘色地演说给大家听。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对编辑、出版、发行等出版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很精通。因为如此，加上人缘好、擅长沟通，德炎先生同时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辞书学会、中国版权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翻译协会等组织中担任常务副主席、副理事长、副会长等领导职务，为推动出版及相关领域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德炎先生思路宽阔，务实有为。他主持商务印书馆12年间，修订、续译了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为代表的语言工具书和学术著作，提升了品牌影响力；出版了《故训会纂》和影印版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等重要图书；创办了面向世界的《汉语世界》杂志；创建了涵芬楼书店，并首倡本版图书自办发行；开拓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日本小学馆等国际出版机构的深度交流与合作。他以自己的努力与贡献，弘扬了商务印书馆的品牌，也在国内、国际出版界赢得了声誉。
德炎先生度量宽宏，顾全大局。中国出版集团成立之初，用当时的党组书记、总裁杨牧之先生的话来说，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要什么没什么；而集团所领导的单位，像商务、中华、三联，像新华书店总店、荣宝斋、中图公司，十几家单位，个个都是历史悠久、声名响亮的“大诸侯”；集团与各单位，不是母公司催生了子公司，而是典型的“先有儿子后有老子”，“老子要倚仗儿子”。要把这些单位真正拢到一起，由“物理反应”过渡到“化学反应”，形成中央期待的集约优势和集团化合力，殊为不易，不少人都持观望态度。如何看待集团这个新事物、新机构，德炎先生作为老资格的出版人，带领商务印书馆作出了表率：大到服从集团的统一指挥与调度，为集团组建与发展献计献策，小到为集团提供基本的物质支持，德炎先生都认真对待、带头作为。2006年，为落实中宣部加快走出去的要求，集团由36位同志组成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争取在国际交流特别是版权贸易方面有较大作为。按照当时的政策，没有为德炎先生这样的出版社的老总们预订单人房间，个别同志有些看法，我这个团长也有些为难。为难之时，德炎先生这位最资深的老总站了出来，替集团作了“辩解”，也为我这个年轻的团长解了围。
德炎先生宽廉平正，公私分明。商务宴请，他尽量节约、再节约。他多次跟我介绍过这方面的“经验”：譬如接待重要外宾，他经常把他们带到中山公园的老字号“来今雨轩”，位置显赫、环境幽雅，“有面子”；酒，从外面商店买最普通的中国红酒带过去，菜，绝不点什么山珍海味，而是点咕咾肉、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这样的大众菜，价格便宜，外宾反而觉得吃到了中餐特色，惠而不费，“有里子”。国内的商务往来，他也是既讲面子，更讲里子，为单位节约花费。朋友、同事相聚，他总是抢着自掏腰包买单，体现了他为人宽厚的风度。他的女儿在集团内的一家大型企业工作，是个普通员工，一直兢兢业业。我曾问过她，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但她从来都说自己没有困难。我想，这也是德炎先生良好的家风吧。
德炎先生外宽内明，待人处事精细而厚道。1997年，第二届国家辞书奖颁奖大会暨中国辞书学会第三届年会在无锡召开，我作为获奖辞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那时我年轻气盛，谈获奖图书的特点、编辑的心得，头头是道，自觉讲得很好。会后，身为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的德炎先生跟我说，伯根，你的发言很有水平，也很有特点；这次大会有几十种辞书获奖，你是代表全体获奖辞书的责任编辑上台发言的，要是在发言时能够代表一下全体获奖者，一则感谢评委，二则多讲点编辑辞书的共性和苦乐，那就锦上添花了。什么锦上添花，分明是我的发言有欠缺，照顾不周嘛！德炎先生用委婉的方式提醒了我，使我受益匪浅。后来碰到类似的情况，我都会想起德炎先生当年的提醒，尽量顾及左右、关照全局。德炎先生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时，我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总编室主任，他做辞书学会副会长时，我是理事。总之，他是领导、是老师，我一直习惯地称他为“杨总”，他也亲切地称我为伯根。中国出版集团成立后，我进入领导班子，他仍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我仍然称他为“杨总”，他却改口称我为“刘总”。我不习惯，也不乐意，提请德炎先生能够一如既往喊我的名字，但德炎先生不愿意回到过去的称呼，他认为新的称呼不仅是对我、也是对集团的尊重。我改变不了德炎先生，但增添了对他的敬重。
有的人走了，慢慢地也就被忘却了。有的人走了，他的德行、风范、影响却能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底，让人不时想起念起。德炎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宽厚的智慧长者，一位令人起敬的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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