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书必言内容，内容最重要，况且那也是人们打开一本书最合理的理由。而形式则次之，可谈也可不谈。这可能是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看法。你看前几年，人们热衷于讨论纸质书是否会被电子书完全代替，在这一过程中，即便怎么争也没个让所有人信服的结果，不同意见也都得承认书籍的物质形态不重要，至少不比内容重要。能看书，何必在乎在哪看呢？此话没错。
然而，如果我们回到书籍史上，要去理解人类书写背后的故事，就无法再对物质形态等形式轻描淡写。
研究书籍的法国史学家罗杰·夏蒂埃也认为，要理解书写就必然地要扩展文本的外延。书籍的物质形态，作为一个分析维度，几乎散落于他的《书籍的秩序》一书任何角落。
物质形态是演变的，而演变的结果，既可能由技术变革导致，也可能来自人的主动选择。技术上的变化直观明了，比如从册页书到电子书的演变。人的选择就要复杂一些，即使是同一个作者、同一份文本，也会以不同的物质形态呈现出来，可以是精装，可以是粗糙的小书，还可以是舞台剧。不同的物质形态，阅读姿势或者说阅读的身体要求就不同，所获得的理解也会因此不同。
比如书卷与册页书，虽然后者在技术上更便捷、更摩登，但事实上在“各种钱币、纪念碑、绘画及雕像上的形象仍然一直是书卷，因为书卷已成为知识与权威的象征。”在夏蒂埃看来，这是因为书卷必须展开以阅读，并用双手撑住，就像许多壁画和浮雕所展现的那样：读者不能边读边写，于是也就凸显出他人高声口授的重要性。
《书籍的秩序》，作者：（法）罗杰·夏蒂埃，译者：吴泓缈 张璐，版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7月
再比如夏蒂埃举的另一个例子，莫里哀为路易十四而作的剧本《乔治·唐丹》在凡尔赛宫的演出是作为一场喜剧，主人公唐丹以财富换取贵族身份的愚蠢行为是如此地令人发笑。不过，这只是在王公贵族的眼里如此，因为该剧此后多次出演，物质形态上不断“降维”，当观众从宫廷扩展到民间不同人群之后，意思就改变了。在后者看来，这是一部意识形态的教育剧，在告诫人们贵族身份的稀少和尊贵，即使付出再多物质金钱也换不来这一身份。国王掌握着贵族身份的决定权，唐丹的结局彰显了国王至高无上地位。
夏蒂埃对物质形态的强调，并非就意味着他是一个机械的物质决定论者。这从他对作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来。在符号学、文献学称霸的时代，人们过于注重书籍的物质形态，认为通过“编辑决策、印刷工坊的制作及印刷业习惯”就可以完成对文本的全面解读。作者这一身份被忽略。作者需要回归。只是“作者”才是如今人们更熟悉的讨论方向。比如，我们都熟悉书籍之所以需要一个或多个确定的作者，原因之一是出于责任认定的考虑。再比如，我们看见扉页印刷在世作者的肖像、亲笔手写等等，也都熟悉那是作者在加入个人意志，他要突出主体地位。
如果考虑到物质形态，作者的书写内容也好，作者的个人意志也罢，抛开读者都不能得到完整理解。按照夏蒂埃的说法，也不能理解书籍史。一个文本究竟是什么意思，还需要纳入读者或围观者的理解。而他们的理解，是通过他们所使用的物质形态实现的。接触的物质形态不同，可能因为社会位置不同；社会位置相同，文化品位也可能不同；文化品位相同，个人趣味也可能不同。在这些物质形态内部终究有着或明或暗的人造“鄙视链”。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