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如何从电视走向书籍

面世一个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朗读者》系列销量即突破60万册，被誉为电视书的一匹黑马。

将《朗读者》这样一个备受关注的电视节目转换成一本书籍，需要经历把视听感转化为阅读感的大量编辑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付如初撰写的这篇文章，回顾了《朗读者》从电视走向书籍的背后故事与编辑思路。“片段化的东西，只有靠稳定的编辑体例才能实现系统性和整体性，才能真正成为一本书。无论《朗读者》的电视节目有多大的影响力，在它变成一本书之后，它的文学含量、文学品质都要经得住读者的检验，这也是它最大、最恒久的附加值。”

《朗读者》的董卿印记

电视节目《朗读者》播完第一期不久，我第一次见到董卿。那时候，我们出版社的几个人是作为文学篇目提供者出现的。她听闻我们来了，从机房出来跟我们打招呼，素颜，平底鞋，牛仔裤，披着一件很大的衣服。然后，我们就跟着进了机房。

正在剪辑的是《瓦尔登湖》的阅读片段，朗读者是广东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唯一的工作人员林兆铭。同去的编辑廉萍看了一眼，说，“有一个字读错了”。于是他们赶快记录、修改。

正如董卿在很多访谈中提到的，《朗读者》是她首次作为制作人制作的节目。一个电视节目的制作人，意味着要从策划方案、找投资、组团队、请嘉宾，直到剪片子、和电视台协调节目播出时段，全程决策把关，事无巨细。董卿有一个黑色记事本，很厚，每次开会她都带着，有时候查找，有时候记录。

我们团队和董卿有过不下十次的碰头会。印象最深的是，她两次来我们出版社，依旧是素颜，依旧是黑色记事本。当有编辑提出，《朗读者》一书的内容应该增加某一部分时，董卿回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当时你是怎么说的，我是怎么说的，最后咱们决定不增加了。她就是这样思路清晰，过程记得清清楚楚。

董卿尤其重视《朗读者》书中的访谈部分，也不止一次表达，因为节目时长限制，不少精彩的访谈内容被剪辑掉了很可惜。后来，为编辑该书，我完整阅读了每位嘉宾的访谈。对照节目播出的内容，再看被删减的内容，感受到一个访谈从两三个小时变成七八分钟的过程中，筛选者的经验、眼光、见识、着力点和控制力。也对董卿所说的萃取又提纯的“割爱”之痛，有了切身的感受。再加上，图书与电视节目在价值取向上会略有差异，所以，我们适当挑选了一些被剪辑掉的内容补充到书中。

访谈的内容，从口语对谈变成文本阅读，并不简单，表达需要调整、转换，语法混乱需要修正，这个打磨的过程需要很细致。而且，还要突出董卿作为主持人，在访谈过程中所把握的逻辑、细节和观点。董卿也曾和编辑表达：某一个访谈，看完依旧泪目不已；某一个访谈，看完觉得不够好。哪怕是工作完成、好评如潮的时候，她依旧在检视和省察。事实上，在和她合作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在心中感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用功最深的地方

据说，最初做《朗读者》的时候，投资者并不乐观；又因为节目模式是原创，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未来会怎么样。

终于，第一期节目以“遇见”为主题播出了。演员濮存昕、无国界医生蒋励、企业家柳传志、鲜花山谷的神仙眷侣周小林和殷洁、世界小姐张梓琳，还有老翻译家许渊冲，每个人先讲述自己的故事，再朗读与故事相关的文本。这样一种模式，让人和书、命运和故事、时间和空间、情感和文字嫁接在了一起。书被人激活，人被书升华，一下子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发酵力。

董卿总是说，老翻译家许渊冲是《朗读者》节目的福星。他的故事，他的热泪盈眶，他的勤奋，给节目注入了太多的情感能量。他说，他翻译第一首诗是在1939年，那一年他遇到了老师钱锺书，遇到了同学杨振宁，遇到了女同学周颜玉。而翻译的这首诗就是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别丢掉》。

说到爱情的遗憾，许渊冲先生说：“生活的每一天都能欣赏，失败有失败的美。”这种自然而然的反应，这样的人生箴言，对观众而言，或许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体会，《朗读者》节目更多的是以这种自发的方式实现了雅俗共赏。而恰恰是这种顺其自然，让所有人的情感实现了顺畅对接。

曾经，我们一直在用理智条分缕析地倡导阅读的各种好处。想不到，复杂微妙的情感激活是一条更直接有效的倡导途径。我们在出书的过程中，也充分把握了这些感染力。给朗读者撰写小传的时候，点评一个文本的时候，流畅自然、情理兼备，是我们用功最深的地方。

让我们不断体会“今天”

人文社很少出电视书。这次的《朗读者》，因为涉及大量的文学作品，而且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我们都曾经出版过。我们觉得，这样的朗读节目，更像在帮助文学做推广，像是为读书打开了一扇新的门，让来自文学的亮光借由电视照向更多的人。

从确定合作到图书出版，《朗读者》一套三本，70多万字、154张图的书，总共历时72天。这在图书出版周期中是非常罕见的高效率。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想趁着电视的热度促进图书销售。作为一本有着广泛观众基础和良好口碑的电视图书，社会效益已经有了基本保障。那么，如何让这种社会效益嫁接到更多的文学作品上，自然就是出版社接下来考虑的问题。

出版体制改革以来，事业单位的文化人变成了企业制度下的出版人，必须投身到出版双效益的核算当中去。很多时候，转变一发生，我们就容易变成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感叹一切不复当年。殊不知，即便在转换之中，我们也在守着“当年”留下的东西。“当年”并没有为“今天”准备好一切，“今天”也并没有丢掉“当年”的所有。但可以说，编辑《朗读者》，因为事关经典让我们不断靠近“当年”；因为事关电视图书也让我们不断体会“今天”。

助推阅读的同路人

片段化的东西，只有靠稳定的编辑体例才能实现系统性和整体性，才能真正成为一本书。无论《朗读者》的电视节目有多大的影响力，在它变成一本人文社的书之后，它的文学含量、文学品质都要经得住读者的检验，这也是它最大、最恒久的附加值。

我们很早就为《朗读者》确定了编辑体例。以每一个主题结构章，以每一位朗读者结构节，每一节内增加原创性的人物小传、根据书的价值观扩容部分人物访谈，校核和拓展所读的文本，增加文本点评。

于是，人物访谈，从口语转变成了书面语，找回了不一定适合电视但适合图书的部分；人物小传，从节目里剥离出来之后，补充润色，增强文化属性；而文本校核和拓展，则更是考验编辑的工夫。比如，其中冯小刚读到的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一般认为是卓别林在自己70岁生日当天写的，但外国文学的编辑说，这首诗的作者是有争议的，更大的可能是出自一位佚名美国女作家之手。

文本点评，更考验编辑的专业能力。电视中出现过的一部分点评，收入书中之后，我们去粗取精，力争做到禁得住准确性和文学性的双重检验；大量文本没有点评，我们发动各个相关专业的编辑去找，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就写。这一点评部分，果然也成了书的一个亮点。

人文社有一个传统，或许可以概括为“书比天大”——任何一本书，都需要尽个人和出版社所能。因为，除了经过时间检验的——比如古典文学，经过空间检验的——比如外国文学，大量的书都是有待检验的。

而作为出版人，有一条底线是需要保持的，那就是即便书的内容价值禁不住历史淘洗，至少书的编辑价值要有禁得住淘洗的追求。虽然，《朗读者》是应时而出的书，但我们没有减损它承载的人文社的品牌含量。相反，我们敞开怀抱拥抱新技术，首次把AR技术带到大众图书里，真正实现电视和图书的动态链接，成为它在固有品牌含量之外的新视野和新气象。而同时进行平装版、青少版、精装版和私人订制版的多版本开发，也是老品牌适应新市场环境的新例证。

或许，《朗读者》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相遇，是经典文学，是阅读，注定的缘分。因为在助推阅读，丰盈精神和心灵的路上，所有致力于这个事业的人都是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