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残酷战争的大背景与大环境，烽火弥漫中的金戈铁马自然不可或缺，但血色硝烟下的岁月也是一种日子，有日子的地方就会有人情世故，于是，在《牵风记》中，人情世故理所当然地就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牵风记》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特点在我国过往的战争文学中并不多见，因此，这部新作亦可谓是对我国战争文学的一种丰富，有着不少创新的尝试，且这样一种创造与创新需要作者的勇气与胆识、理性与清醒。
严格来说，耄耋长者徐怀中先生不能算是一位高产的作家，然在他不轻易出手的笔下，但凡亮相必程度不同地给人以惊喜，其新近面世的长篇小说《牵风记》亦不例外。
作品以上世纪40年代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战役为背景，作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拉开战略反攻的序幕，那场战役的激烈与艰难可想而知，且徐怀中先生又是这次战略大迁徙的亲历者，他完全有本钱、有能力将这次战役的艰辛、残酷与血腥以及人民解放军的运筹帷幄和斗智斗勇给展现得淋漓尽致、活色生香。然而，老先生却偏要剑走偏锋、另辟蹊径，一部《牵风记》，翩翩然，于血色硝烟中飘来缕缕清风。
《牵风记》的结构特色一定程度上就在支撑着作家的这种个性表达。作品长度不过只有19万字，但却被分成了28章外加“序曲”和“尾声”两部分。单看各章小标题多少便能想象这部作品的内容构成，诸如“隆隆炮声中传来一曲《高山流水》”“一匹马等于一幅五万分之一地图”、“她们来不及照一照自己的面庞”“大别山主峰在烈焰升腾中迅速熔化”“银杏树银杏树”……作家以如此短促的篇章转换，一则为了加速作品的叙述节奏与场景转换，二是丰富作品的内容构成，即便是残酷战争的大背景与大环境，烽火弥漫中的金戈铁马自然不可或缺，但血色硝烟下的岁月也是一种日子，有日子的地方就会有人情世故，于是，在《牵风记》中，人情世故理所当然地就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对此，徐怀中先生自己也坦言，这部作品的“写作意图不是正面写战场，相反小说淡化了具体的战争场面而是凸显特殊情景下人性的纠结与舒展。”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牵风记》的篇幅尽管不长，但徐怀中先生在这部新作中着力刻画的几位形象——三位人物加一匹战马——则恰如雕像般深深地烙在了读者心中。而在这三位人物中，女文化教员汪可逾的形象令人难忘，这位本欲投奔延安的青年学子，偏偏阴差阳错地路经“老虎团”驻地，又因一曲“高山流水”而与时任团长的齐竞不期而遇，成为他部下的一名文化教员。于是在这位聪明灵动、冰清玉洁的女子与那位文武双全的一号首长间就奏出了一出浪漫激越而又一波三折的悲怆行板；特别是汪可逾牺牲后，那保持着前进姿态站立于一棵银杏树洞内、肉身不腐的最后形象更是令人心动，以这样一种神奇的想象示人既突显了这位女性的超拔不凡，也是首次出现在我国战争文学的人物群像之中。
或许是为了与女一号汪可逾之形象相匹配，一号首长齐竞的形象在徐怀中先生的笔下同样卓尔不凡。我国早期的战争文学中多猛将，后来或许是为了矫枉过正，就出了些儒将，但又常陷于猛将过粗、儒将过弱的两极，时而虽也有文武兼备者，但总体又显儒雅有余而阳刚不足。而徐怀中笔下的这位齐竞则是文时谈笑风声、纵横捭阖，武时左冲右突、干脆利落，文武之道更显平衡自如。“强将手下无弱兵”，齐竞警卫员曹水儿的形象也不示弱，这个高大威猛的小帅哥打起仗来机灵勇敢，置生死于度外，既为齐竞所看重也颇受女性之追捧，于是一出出“艳遇”在漫天烽火中上演，尤其是最后遭诬告而被一号“挥泪斩马谡”时的那种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凛然之气令人为之动容。与三位人物相比，那匹名叫“滩枣”的军马形象更是奇异惊人，不仅长相俊美、奔跑神速，而且通人性识人音，堪称军中神马。这种用拟人化的笔墨书写动物的手段在文学中虽并不鲜见，但徐怀中先生将其移植到中国战争文学中来，赋军马以智勇忠三气于一身者则并不多见。
《牵风记》所呈现出来的上述特点在我国过往的战争文学中并不多见，因此，这部新作亦可谓是对我国战争文学的一种丰富，有着不少创新的尝试，且这样一种创造与创新需要作者的勇气与胆识、理性与清醒。对此，徐怀中先生自己坦言：“我是老一茬作者，最大的挑战在于把头脑中那些受到局限束缚的东西彻底释放，挣脱精神上看不见的锁链和概念的捆绑，抛开过往创作上的窠臼，完全回到文学自身的规律上来。”
的确，在我们过往的战争文学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占据绝对主角位置的是一群为了正义而在战场上打打杀杀、充满了阳刚之气的勇者，这当然没什么不好，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战争文学的主角儿。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承认,仅仅只是这样一种角色或状态终究还不是战争时代生活的全貌，生活在战争时代的人们，即便是一身阳刚的英雄与勇士，他们同样也会有自己的七情六欲与喜怒哀乐，除去战斗外他们也同样会有属于一己的儿女情长。在这两者间，简单地指责谁谁谁是“假大空”，谁谁谁是抽象的“人性论”都因过于简单化情绪化而失之苍白。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如何正确地处理好战争与人的关系，而徐怀中先生恰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探索和开掘。
在我看来，《牵风记》今日出自徐怀中先生之笔端并非偶然，在他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人性、情感和革命人道主义三个要素始终与之如影相随，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我们播种爱情》还是80年代问世的《西线轶事》莫不如此。而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牵风记》当是作家集数十年思考于一体的结晶。于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便是这位耄耋长者一以贯之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细品他对战争与人的关系那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思考，以及笔下所展现出的激情飞扬般的艺术想象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牵风记》的诞生，在新中国70年来的战争文学史上必将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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