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是麦家写于2011年的长篇小说。201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看的就是这个版本。
小说长达36万字，但追查一下这个小说的起源，会发现它原来还有前本。在这之前，2003年第2期《人民文学》上曾经刊载过麦家的一部三万字的小说《刀尖上行走》，这应该是《刀尖》的原始母本。后来这个小说在2010年改编成33集电视剧。而《刀尖》这部小说，则像是根据电视剧浩大的体量，重新向小说的一次“退行”与回归。
《刀尖》在文学性的探索上的最大变体，就是将小说分成“阳面”与“阴面”两个叙事体系。“阳面”是小说里的金深水的叙事视角，而“阴面”，则置换成了小说里的林婴婴的叙事视角。
其实，“阳面”与“阴面”并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倒更像是长篇小说的上部与下部的关系。因为“阳面？”与“阴面”之间的连接脉络，基本还是一种线性的承继关系，从语体上来说，作者在上部里模仿的是一个男性的叙述口吻，而到了下部里，作者则让叙事主体换成了一个女性的叙事角度，因此，麦家对既有的故事，在文体上作了重新的切割与归并。
这样的写作有什么好处？
正如在书封后麦家的一句话所说的那样：“《刀尖》才是我愿意坦然承认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谍战长篇。”可见，麦家希望在这个小说里，能用更为宽大、弹性、反差的篇幅，来展现出文学范畴里的叙事创新与探索。
实际上，叙事口吻的转换是带来某种冒险的。麦家愿意对一个旧有的谍战故事，作出叙事上的创新，目的是为了能使陈旧的故事焕发出崭新的阅读价值与能量。
而这正是麦家之前的创作的意义所在。所以他的作品看起来是写谍战，但实际上他的真正的重心与追寻却不是谍战本身。
正如他在《暗算》“阿炳”段落中安子的一句话：“有时候觉得我们这个职业，残酷未必是生死”。
所以麦家的作品总有一点怪味，一种偏离与有悖于常规化阐述历史的四平八稳的腔调，而带着一种剑出偏锋的怪诞意味。
比如《暗算》中的阿炳的故事，表面上看是破译敌人的密码，但实际上，阿炳这种弱智的只能用于战争工具的智障人士，在和平年代里已经失去了他只有在战争中才有的作用，但是组织上却为他介绍了一个烈士的妹妹，用她的青春为他作出的功绩奉上祭奠。但阿炳却未谙人事，妻子不得不红杏出墙，留下了一出时代壮剧后的悲剧。
麦家始终关注于宏阔社会背景下的个体的命运流程，写出更为残酷的部分远不是刀光剑影中的生与死，而是和风细雨中的风刀霜剑。
在《刀尖》中，作者结构与叙事主体的变化，都可以看出，麦家意图最接近地深入到生命与个体的灵魂深处，去展现出他们的内心的激荡与动荡还有由此荡涤出的痛苦、胶着、失落来。
《刀尖》中，麦家有意退出了自己作为作家的存在，将小说的两部分，分别变成两份历史人物的记录，而作家在小说里所担负的作用，就是把历史的记录发掘出来，拼合起来。
我想，这是麦家的聪明之举。实际上，麦家的文学叙事语言的确在作家中是偏弱的，在关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争论中，麦家的《暗算》在语言上，的确是同期作品中最粗浅的一部。很多读者难以置信《暗算》能获得茅盾文学奖。从《刀尖》的语言来看，基本接近于一本通俗小说的写作水准，人物心态与感受，都比较大路化，缺乏深刻的洞彻的描写，而过度流畅的故事式写法，也让小说缺乏沉淀的回味余地。但现在麦家巧妙地把这些文字放置在历史人物的笔下，因为这些历史人物也不是什么作家，只是最简洁地表述自己的思想情感，这样，麦家便巧夺天工地跳出五行圈外，笑看小说里标定的出自于特定人物之手的文字而获得超脱。
麦家在小说里把自己设定的角色，不过是对历史文件的整理与组合，但是这种巧妙的裁剪与合成，构成了上下两部之前的叙事的完整，可以看出，麦家在构置小说的结构时，的确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可以说，这种构思之难度，一方面是在人物的角色的选定，同时必须让这个角色能够留下叙事文本。而这一部分，又体现了麦家小说中一直存在着的现代的视角，那就是通过现在的角度，去重新发现历史。而《刀尖》在小说的最后部分，麦家恰恰再一次娴熟地交待了他是如何找寻到历史的文本的。这一部分的发展，构成了现代视角对历史的再度发现。我们看到，小说里上部的叙述者金深水一直活到了“我”生活的年代，他留下了关于四十年代谍战的记录，小说由此展开了上半部的故事线索，然后在金深水发现了组织中的地下党之后，小说的叙事线索，便交给了这名女地下党林婴婴。而林婴婴的叙事文本，据小说最后部分的交待，是林婴婴在怀孕待产时写下的。可以说，麦家自圆其说了这个文本的来历，但是，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地下党员，会在那种严峻的情况下，写下这个交待前因后果的叙事文本，这至少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这又显示出麦家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挂一漏万、缺乏合理性的尴尬来。
就像《风声》中，故事成立的前提，是日本人不动用逻辑推理，而只相信“口供”，所以整个故事就成了在密闭空间中由“口供”主导的“行刑”惨剧，为口供而口供，为行刑而行刑，成为这个故事的情节动力，所以拍成电视剧与电影之后，小说里的真正潜伏者可以任意改变，因为它不是依照人物的性格自然发展的，而是由口供决定谁是谁非的。
《刀尖》上部以汪伪组织中的重庆潜伏者金深水的视角来展现时代风云。整个小说叙述了两个事件。奇怪的是，在电视剧《刀尖上行走》中，这两个事件建立了关系，但在小说里，麦家并没有将这两个事件打通联系。第一个事件，表现重庆地下组织要杀掉掌握密码的密码专家，因为这事关国民党战场上的成败，但是不能理解的是，既然已经知道密码专家被日本人捉获，只要将军队的密码更换一套就可以了，何必要去杀那个生成密码的专家呢？第二个事件，就是日本人在幼儿园里设立了一个研制毒药的科研机构，意图用慢性毒药毒杀中国人，以达到消灭中国人的目的。这个计划是否需要由重庆与延安的地下组织人员共同去对付，也是值得怀疑的，至少这一阴谋是反人类的，会在全世界引起最正常的道义上的谴责。也许比小说里描写的去摧毁这一个研究机构更为重要的，是揭露日本人这种行为的反人类性质。
上部也就是阳面中叙述的主体是金深水在组织中发现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存在，逐渐确认了是林婴婴，在小说的语境中，共产党一方更有一支神出鬼没的暗杀队伍，正是在这种神异的描写中，金深水发现了林婴婴就是共产党，而奇怪的是，其他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身份。金深水很快被林婴婴发展成地下党。
下部则以林婴婴的口吻进行叙述。她接着金深水在上部中未完成的叙述，表现她如何一次次地打探敌人的科研秘密，意图摧毁敌人的灭绝人性的毒药工厂。
但是麦家的写作个性在这时再次表现出来，就是他无意于描写直接的战事的成败，到了关键的地方，他就虚晃一枪，偏离通常的惯性叙述链条，而是转入到人性的环节。
我们看到，《刀尖》中，真正地导致日本制药工厂毁灭的，不是重庆方与延安方的通力合作，因为从小说的描写来看，日本的防卫是无懈可击的，最后导致工厂毁灭的是日本女人静子的背后一刀，反戈一击，而她能够参与到这一行动中来，固然是她与金深水之间的爱情关系（相当于美人计，不过这里的美人是男性），但更在于日本的研制人员丧心病狂地对她的污辱。可以看出，小说里涉及到地下组织“色诱”这一个颇为忌讳的问题。小说里的金深水其实对静子并不喜欢，但是为了事业，不得不与她虚无委蛇，而组织，无论是重庆方还是延安方，都鼓励他利用自己的男性魅力，去勾引静子，从而打探情报。小说里提到金深水其实对林婴婴颇有好感，但是不能发展其他的感情，因为这样便会导致静子离去，也就是说失去诱饵的作用。小说里直接将色诱作为成功的关键，也是麦家在写作谍战作品时最乐于做的一种设想。比如在《暗算》里的黄依依段落里，男主人公就有意利用了黄依依对自己的迷恋，让她服务于组织的破解工作。实际上，这背后，都反映了麦家看到了人性中的情感伤痛，是一种比生与死更对人的灵魂进行冲击与拍打的可怕考验，这种考验中才能够凸现出精神的伟大与牺牲的价值。
而小说里最出人意料的是，林婴婴暴露出自己身份的原因，不是因为执行地下任务时被发现的，而是她在生孩子时，叫出她的牺牲了的丈夫的名字而被敌人发现的。而小说里更有一个情节，就是地下组织集体讨论，是不是让林婴婴生下她与牺牲的丈夫留下的孩子。这时候，人性占了上风，这也是麦家愿意探讨的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人性的价值与意义的问题。为了让组织作出有利于林婴婴生下孩子的结论，在林婴婴的丈夫去世、组织失去了老大之后，后任者将明显倾向于林婴婴的金深水推上了代理老大的位置，这是一种选举倒推法，就是选老大的目的，不是为了事业，而是为了有一个更人性的决策结果。这其实是一种对历史真实的想当然，在小说里，麦家为了凸现他对人性困厄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深入把握，往往牺牲掉情节的合理性与历史的真实性。比如在小说里，组织可以全体成员聚居一堂，相互认识，其中金深水刚刚被发展成地下党之后，立刻让他参加组织会议，认识了所有的人，这都是违背地下组织的基本原则的，因为地下组织是切断横向联系的，以单线联系为铁律。但在麦家的笔下，这些规则都统统不见，所以在小说里，我们看到，金深水与林婴婴在汪伪组织中如入无人之境，面对着一帮愚蠢的上司与同伴，轻而易举地就能在敌人眼皮底下一个个地去掉对手，搞掉上司，然后占据了要害部门的半壁江山，斗争的艰巨性，就这样轻易地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而把敌人的要害机关纳入到自己的股掌之下，这未免把地下斗争写得太过儿戏了。但是麦家在这些方面暴露出的漏洞，都是为了突出他的主题需要的，就是人性的折磨与注重，往往比生与死属于一种更为惨烈的担当，我们会在人性的失误与软弱中，而能够原谅与体验到历史情境中人物的选择的困境，从而复现出一个真正的历史背后的那种触及到人心深处的更为艰巨与艰难的使命执行，让我们在心灵层面与历史人物产生互动与沟通，这就是麦家写谍战小说的真正的意义与长处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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