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国可以说早就有所了解，上大学时学的是世界史，英国史是重要内容；参加工作后到的是历史编辑室，负责英法等国史翻译出版工作，英国史译稿是我最先接触到的编辑工作，而作为责任编辑处理的最早两部书稿分别是梅德利科特的《英国现代史》和肯尼斯主编的《牛津英国通史》。与这种工作有关，部分上也由于对英国历史和英国史研究较为熟悉，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就成为中国英国史学会会员，90年代初当选为该学会理事，并连任至今。不过纸上得来终觉浅，何况史学界流传一句话，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治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如不找机会到历史现场亲身感悟一下，很难说是一个合格的研究者，尤其是在当下全球化的时代。不过，难怪自己治史不精，到了现在，从业近三十年，这一次才算真正到了英国。从前不是没有机会，但并不是太多，且因故错过了。因而，这次赴英，于我个人而言，真的难得。难得的机会等到了，得到的体验和感悟自然非同寻常。
当然，这次赴英，主旨是参加伦敦书展，在工作，而非游山玩水。书展在伦敦奥林匹克中心举行，盛况空前，充分感受到伦敦和英国人民对书的感情。中国出版集团展台旁边是一些大的国际知名集团的展位，每天人山人海，几乎从一开门就有人排队等着进去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内，似乎只在二三十年前短暂出现过。一方面，中国元素有了明显的加强，中国红在展馆各处可见，中国各出版社或集团参加者众多，且集中在展馆较为醒目的位置。此外，中国出版社尤其是我们中国出版集团的活动众多，档次较昔日有了明显的提高，也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就个人而言，包括我所归属的三联书店，在个别图书的版权输出上也有一点斩获。不过，总的说来，相对于近邻的红火、热闹、繁忙，我们这里偏于冷清，仍有一种在看热闹的感觉。
不少人会把此归结为语言的因素。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大的障碍，也正为此，近些年国家花巨资用于补贴外向型图书的翻译出版。不过，问题如果如此简单，我们的国际化倒真可以一天建成：找准翻译高手，加大投入，不就行了吗？然而，这一政策推行了不止十年，国内所有的出版社都把国际化列为其战略发展目标，也有不少出版社在国外设立了出版机构，但有明显效果吗？至少我个人表示怀疑。
首先，类似做法，自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起，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就曾实施过，尤其是日本，花费尤巨，坚持时间亦长，至今在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地点，如纽约曼哈顿联合国总部附近，设有日本文化中心，致力于推介日本文化。这些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做法，也无非是资助翻译出版、举办文化活动、成立语言学校和文化中心等。然而，考其效果，难以说成功。
其次，靠翻译成就不了国际化。现代美国文化亦然在世界上居主导地位。为了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我们力图抛弃世界史而向全球史投怀入抱，全球化似已成为我们的口头禅，用之于各种文件，不然就会显得自己落伍（类似的一个术语是数字化和媒体融合）。然而，虽然美国曾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广其文化，但其文化影响力得以实现，主要是依赖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影响力，同时得益于此前一二百年大英帝国在推广英语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火炮军舰和商品倾销）。美国的出版业在当今世界霸主位置的取得，靠的是通过扩大其强大的综合影响力促使或迫使其他国家文化学习美国文化。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向外国学习的高潮，反映在出版文化上就是翻译高潮。这种文化引进吸收能够成功，与中国自身的需要和学习的渴求有必然的联系。反过来说文化输出，道理同样如此。枪炮部分地可以解决问题，但对奉行和平主义的中国来说肯定不是选项。提高和稳固自身的国力和影响力，让任何人不敢轻视，文化的影响自然也会随之出现。
当然，文化不等同于经济实力。但在当今的世界，文化的影响力与综合国力密不可分。此外，文化还必须按文化的规律办事。以出版而论，作为一种具有强烈文化属性的产品，要想长期在书架上立得住，要想吸引人，一代又一代人，读下去，要想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我也只好用此术语，不然显不出文化）吸引世界公民们翻译阅读，必须有内容，有独到的内容，再用一个套话，要有原创性。我国目前是世界出书种类最多的国家，然而，我们这些书业从业人员几乎也都明白，如此众多的图书产品中，有哪些真正称得上好书呢？有几本能够真正代表中国文化，一个重新崛起的大国的文化，进入到世界大家庭？我们每年推介和资助翻译了大量中国出版物，也用外文出版了不少图书，其中立得住的又有多少？
我国出版业表面上繁荣，但有一个可怕的现象，即出版物的文化含量日趋降低，出版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日趋下降，且出书人不爱看书，至少很少看除本人负责的书稿以外的图书，这种呼吁十几年前即有，现在更趋严重。说到国际化，更是如此。我们想把自己的文化和文化产品输出去，却不下力气考察输出地的文化。我们好不容易到了英国、美国，却宁可把难得的空余时间用于逛OUTLETS，用于购物，却不肯安排哪怕两个小时的时间去趟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坎特伯雷。我们花了大量财力人力出版了大量外向型图书，并为此自得，然而这些重金打造成的精品符合当地人的品味，能够在书业市场上真正泛起水花吗？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国际影响力很大，商务印书馆更曾一度跻身世界前几位。它们的成功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总结传承发扬。
就国际化而言，图书输出的数量固然是一个大的参数，但个人认为，重要的在于这些图书是否真正进入了国际市场，并产生了经济效益。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这些以国际化为志向的出版社和出版集团能够真正按照国际高标准出版图书，并为此建立相应的体制和系统。比如说，作者群的国际化或许比简单地人为输出几本书更重要。想象一下，如果国际上许多一流作者把其重要著作的首次出版权交给我们，这些出版物进入世界各地，我们这家出版社的国际影响力还用多言吗？
一家大的出版集团，尤其是像中国出版集团这样一家代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出版机构，其志向理应是出版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文化产品，并把它们推向全世界。我们固然可以使用世界上各种语言进行出版，但中文无疑是我们最大和当之无愧的选项，因为语言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此，在类似伦敦书展这样大的国际书展唱大戏的，肯定会有我们。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