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往事》（增订版），行龙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校史写作一直是当代文坛不曾被学理总结，却硕果累累的领域。除却大量的规章条例般直叙式校史修撰，校史写作的思想性、抒情性更加引人注目，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陈平原的《老北大的故事》、孔庆东的《北大往事》直到今年丁帆于《雨花》开设的专栏《先生素描》，都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当此追昔缅怀视角盛行之际，又值古今抒情驳杂之时，作为历史学家的行龙以山西大学校史为依托著写的《山大往事》，确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关于往事写作的启示。
作为山西大学的一员，我所希冀的是看到这所学校里的人的往事，以人写学校，进而以学校屹立于山河。行龙的往事叙述却开始于校庆日和校训的“考辩”，一所已经屹立百年的高校，它的校庆日和校训之需要考辩，这其中必然蕴含着历史沧桑的玄机。行龙写道：“一所学校的校庆日，犹如一个人的生日，都有她确切的年、月、日。”但是明确山大的生日作者却经过一番周折，查阅的史料包括了百年之中的各种文献，最后一直查到《光绪朝东华录》，才确定校庆日为5月8日。生日的考辩无疑已经昭示了生者主体性的不祥，山西大学的校训从晚清以来的110年间经历的四次变化无疑又构成了山河倒影。行龙为文如笔走龙蛇，更厕身于故纸断碑之中，不由让人联想起这种历史感加诸于今的何种动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所大学如何立言、立名，换句话说都与如何定位相关。山西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大学之一，而今却成为网络热议的“最著名四非高校”，谁能说这百年变迁与立言立名毫无关系呢？到这里，我们才体会到行龙如此开篇的真正用意。游走于历史之间，却不被那些纷扰的事件所惑，以名称达到本质的寻求。再者，往事书写者如果只凭借直觉写作，虽然也能够创作出有效的东西，但其作品的物质外壳却难免易碎。如今我们通常将“真实感人”当成一个固定词组来使用，却往往忽略了“真实”和“感人”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实证的开端直达要害，读罢全书，其实除了对我身在历史的感动，更多的是对山西大学现实的忧思。
《山大往事》最让人难忘的就在于一种山河的直呈。你不必带上滤镜就能领略出结构中的凛然之气。书中插入的历史文件都非常珍贵，不但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更恰到好处地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在《中西合璧、好事多磨》一节中插入《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李提摩太向李鸿章递交的此份章程，完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片影，甚至是缩影。其中一个“罚”字尽显话语政治，而“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一句更是充满了潜台词。只一条呈状就把历史的诡谲和张力展现无遗，如此选择插入，不能不说充满了作者的慧心。如果说，往事即使有实证和直呈，其组织也必然有着历史滤镜的效果。那么，我想行龙的这幅滤镜并非怀旧、光影、恬淡般的，而更接近于铅色、颗粒、层次这些黑白摄影的效果。
如今漫步山西大学校园，“百年牌坊”已经成为师生眼中的标志性建筑,就在百年牌坊的两侧分别树立着晚清山西巡抚岑春煊和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塑像。读罢《山大往事》，我们才知道如今笑容可掬共立于夏花冬雪中的两个人物，当年却存在“貌合神离”之处。行龙在山西大学创办的历史书写中“不虚美不隐恶”，而且充分打开了历史的张力。在许多的往事体文章中，我们会发现人世成为山河中深渊的呼唤，作为拥有职业抱负的作者，他们的突破恐怕就在于一边写一边发现了一些“微故事”。文献只呈现时间序列的起因结果，而历史的细节就给文学书写留下了空间。行龙在美国耶鲁大学意外发现的李提摩太卷宗赫然印着山西大学堂于1901年在上海设立，可见这位洋教士热切的盼望。这一段建校周折读来让人唏嘘，十年以后李提摩太负责的西学专斋移交给了中国政府。“李提摩太实现了他在中国建立大学的梦想，他的心情是欢乐的。而山西人‘那种普遍的欢乐和感激之情’也是超乎李提摩太预料的。”在行文最后这一句，作者显然采用了春秋笔法，发人深思。谁能说历史功绩不能起源于历史的错位，对于李提摩太、对于岑春煊皆是如此。行龙的“人世”紧紧扣着历史中人的境遇，他笔下的“主人公品质”无疑经过了一颗泰然之心的涤荡。在世风浮躁的当下，我们到底应该从历史中汲取哪些质素？一所大学的核心精神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不仅仅是一所“夕阳西下”的学府的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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