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晚, 作家贾平凹第16部长篇小说《山本》媒体见面会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举行。贾平凹与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裁潘凯雄，著名翻译家罗鹏，责任编辑孔令燕与全国媒体面对面交流。作家贾平凹一改以往的木讷，打开话匣子畅所欲言，向媒体讲述了一位高产作家在当代社会遇到的种种症结，以及自己在文学创作路上保持清醒独立的初心。
一群人的故事构成一股历史洪流
记者：《山本》整体基调悲情，用一群小人物的浮沉来记录发生在秦岭一带的一段近现代史，真实的历史过程如何能转化成文学？
贾平凹：所有记录历史的书，实际上都不是仅仅写历史的一些事情，它都对历史做一种评判，是把自己的一种想法、自己的一些思想，通过历史把它呈现出来。历史转化成文学非常复杂，当历史慢慢变成一种传说的时候，这个过程就是文学化的过程。中国古典小说里面，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在每个人讲的时候都加进了他的一些感情，经过他异化了一些东西，最后由另一个人把它集中起来变成小说。文学理论上讲创造，小说是创作出来的，和原来的历史不一样，是经过我的心理作用以后发生的升华。
我在小说讲到这段历史，军阀割据，秩序大乱，民不聊生，每个人命都贱的很，生来很随意，死也随意。《山本》里面死亡特别多，而且死的都特别简单，或者某个人本来轰轰烈烈干事，突然就死了，毫无意义就死了。让那些人那样死去也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在写的过程中，对那么多人死亡，各种死法，自己也觉得很窝囊，也觉得很惊恐。为什么要写出来？也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个诅咒。
记者：您在书中写到了两个主人公在乱世中柏拉图般的、似是而非又超脱俗世的爱情，这种感情在中国文学长廊描写中极为罕见？您能否为读者做详细解读。
贾平凹：在这本书写作背景全部是打打杀杀，枪声和死人，但它不是写战事，在这种背景下写了两个人，一个是井宗秀，一个是陆菊人，这两人的关系是我在写的时候最用心，也是写的最痛快的，除了那些战斗以外就是精心写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这两个人的关系，好多人说你写的，好像两个人没有什么身体接触，又没有啥关系，感觉是不是太浪漫或者太理想化？你可以想一想在那个封建年代，他们两个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实际上在某种程度是互相精神寄托。在这种环境产生这两个人的关系，也是爱情，爱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身体接触是一种，精神寄托性的也是一种方式。在那个年代，从我作为作家的心理上，更崇尚这样的女人。
高产作家面临巨大挑战与压力
记者：作为两年出品一部长篇小说的高产选手，在压力与动力，挑战与惰性之间如何平衡？
贾平凹：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停的写，作为作家来讲，老觉得写完这个作品以后不满足，最好的应该是下一个作品，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自己涌动着好多东西想写，因为作家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容易打滑，容易写不动了，跟社会脱钩。所以对于生活、对于社会，我经常讲一定有精灵警觉之心，始终要敏感社会上发生任何事情。
再一点，对于写作永远要产生一种激动感，你才能不停的写，老对自己不满意。但是实际上一部一部写下来给自己压力也特别大，创作最重要是创造、创新，但创造特别难，不管创作多少，你要想办法和以前不一样，不能重复自己，也不能重复别人。如果再过多少年，或者实在写不动了，枯竭了，恐怕就写不动了。到那个时候，写作像跑步一样，停下来还可以再出发，那种力量慢慢就消退了，趁着能写的时候尽量多写写。
记者：您说到每部作品写作方法都会有不同，以《古炉》《老生》《极花》为例，这三本书在写法上，您自己做了哪些调整？
贾平凹：比如说《极花》，这个故事比较单一，突出写一个人，是以极花的心理感觉来写的。《老生》需要有一个结构把它网起来，里面加了《山海经》。到了《山本》，实际上以第三人称来写，这样全方位的写了秦岭上的动物、植物、风雪、山水。具体看用的语言也都不一样。《红楼梦》教会我自己怎么写日常生活，《三国》《水浒》教会我怎么把它写的硬朗一些，如果用《红楼梦》的角度来写《三国》和《水浒》这样的一些故事，试着写，后来就有《山本》。
文学创作的初心绝不是迎合读者
记者：《山本》 50万字，这样的分量对于碎片化阅读时代的读者而言，似乎过于沉重，您在下笔时如何考虑读者的观感？
贾平凹：如果一个作家在写作品的时候老考虑是不是迎合某种政策，或者某一部分人，或者某一部分要求，肯定这不是好作家。虽然读者是作家的上帝，观众是演员的在世父母。但实际上在创作过程中，你眼里只有你自己，不能有任何人。有任何人就写不成了，要么写成宣传性东西，要么写成迎合一部分人的。你把你自己真实的表现出来，自然有人喜欢你，当然也有人不喜欢你，写东西是不可能给全民写。就像夫妻在家庭生活一样，如果女的越依附男的，男的往往遗弃她。你越独立，他对你越爱。这跟夫妻关系或者读者和作家的关系，演员和观众的关系，道理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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