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未能出版的《世界报业考察记》可谓我国新闻史学界的一桩憾事。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我国著名新闻记者戈公振出国考察，曾访问《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并将一路见闻与心得详细记录于《世界报业考察记》。该书稿原本要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然而1932年，日军轰炸上海，在商务印书馆等待出版的《世界报业考察记》与数十万记录中华文明的善本古籍从此下落不明。
戈公振：《世界报业考察记》，商务印书馆，2017年8月出版
数月前，《世界报业考察记》的完整手稿竟在上海图书馆被意外发现。经戈氏后人同意，《世界报业考察记》再次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之际，这部尘封86年的新闻史遗珠得以重现。
10月20日，戈公振《世界报业考察记》新书发布会暨出版座谈会于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举办。
10月20日，戈公振《世界报业考察记》新书发布会暨出版座谈会于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举办。 罗昕 图
意外发现的“报业遗珠”
今年三月，为了准备一篇《戈公振戈宝权与徐家汇藏书楼的因缘》，戈公振后人孙戈去上海图书馆查阅戈公振遗留的文献资料。当他和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一起发现《世界报业考察记》的完整手稿时，惊呼：“这是重大发现！”
“一·二八事变日本轰炸上海闸北，商务印书馆夷为平地，戈公振的书籍铅字排版也被毁。之后中国新闻界普遍认为他的手稿也与铅版一起毁于大轰炸。但不曾想到，《世界报业考察记》的手稿可能已经归还戈公振。”
孙戈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解放后，我们在徐汇中学发现了戈公振的部分暂存手稿书籍及简报，当时我的姑婆戈绍怡和舅舅戈宝权代表戈氏家族决定将他的遗稿等物，连同在徐汇中学图书馆等发现的书籍等一并捐赠徐家汇藏书楼。1990年我陪舅舅再次去藏书楼探访，他只是和我讲他曾协助戈公振誊写了他的书稿等等文字，但也未谈及《世界报业考察记》这部书稿。”
“结果我看到了完整的手稿，非常激动。”孙戈说，“虽然这本东西对当今而言，有些是过时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东西是很先进的。有些理念、运作方式至今也有价值。”
“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的每一张纸片，每一个字迹都是珍宝。”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工作人员、《世界报业考察记》整理者之一刘明辉介绍，本着保护原件的原则，《世界报业考察记》手稿采用先全文扫描打印，再用打印件进行辨识。由于原稿历时久远又历经辗转，纸张已经非常陈旧泛黄，再加上打印件的清晰度有限，字迹辨识难度颇大。
“原稿中，至少含有三种不同的笔迹，在笔迹上又有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甚至在页边上布满了指纹，可想而知这部手稿经过多少人之手，在出版前夕还在进行仔细的修订，这部书稿，承载着多少人热切的期望。可惜，日军的炮火将这本书的问世延迟到现在。”刘明辉称，对这部书稿的整理加深了她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闻史和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理解，也对前辈作出的奠基性的工作愈加敬仰。
1927年，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学术专著、戈公振所著《中国报学史》也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感慨：“人们以为《世界报业考察记》这部优秀的书稿再也不能重见天日，从此成为永恒的遗憾。非常感谢上海图书馆，在馆藏的手稿中发现了这部报业遗珠，使得这部湮没86年的遗珠重新面世，使其成为《中国报学史》相互辉映的双璧，为我们研究戈公振的新闻思想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一部“活的”历史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旦发现，好比“书是一本一本读”的，戈公振的考察也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走。采编自然是必经之地，此外还“遍历排字铸字铙版印刷诸室”，甚至人员福利、广告营销、经费开支，乃至食堂餐厅淋浴室换衣柜等等，都在戈公振的踏访之内。
比如《泰晤士报》的“参考室”，就是戈公振特别用意之处。“此室储外间不易觅得之文件与书报”，一个个不同颜色的盒子，按字母排列，检索异常方便。戈公振试着取出有关蒋介石的盒子一观，“几已巨细靡遗”，令之“惊叹无已”，回国第二年就创办“申报图书资料参考部”。
黄旦说：“戈公振在一次演讲中说过这么一句，大致意思是：人家办报是从世界的眼光来处理报纸，我们上海是从租界的眼光来应对世界。我们不能让世界等我们，科技先不要那么发达，等我们用了再发达。他感觉，时不我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团结，推动中国报业发展。从这些很少的材料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戈公振的热切和个人的心跳在里面。”
“我觉得今天中国新闻史的书写实在太陈旧、太干巴了，什么报纸哪一年年办、是进步报纸还是反动报纸、谁办……像编年史一样的东西。而一些报刊史上生动活泼的东西在我们整个新闻史的写作中根本看不到。”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良荣看来，媒介不是只有消极被动地反映现实，也能影响现实、建构现实。
“戈公振先生的《世界报业考察记》就是一部 ‘活的’历史。”李良荣称，“学生学史应该学什么东西？不要像小学生背经一样，几月几号什么报纸产生，这样学不到东西。新闻史写得生动活泼，像戈公振先生这样的，才能真的教育后人，是值得我们作为典范推进的。”
戈公振的精神依然值得今人学习
上海市社联原主席、新闻史研究者秦绍德今年夏天接到信件，得知在战火中消失的《世界报业考察记》失而复得，十分兴奋，以至于“几天没睡好觉”。
“《世界报业考察记》尽管不是长篇宏论，依然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珍贵文献。对这个文献的解读，我们要放到当时的历史发展背景去看。我们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真正开始发展、向现代过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上海为代表，很多新闻单位、报馆开始走企业化的道路。这个阶段正是中国近现代新闻成长的阶段，新闻生产的方式、人才培养、经济运作基本都是向西方学习，所以我们可以从《世界报业考察记》看当年新闻界的前辈是如何观察西方发达的新闻事业？他们想学习什么东西？”
在秦绍德看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报业改革，都有戈公振考察世界报业的影子。“今人看《世界报业考察记》，或许觉得不过瘾，今天的新闻生产已经和当年的新闻生产不一样了。但有一点，我们要向戈公振学习，就是他搞报业时一边在一线实践，一边在研究。这种研究精神、敬业精神都是值得今天新闻工作者学习的。”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周振鹤长期对近代学史料感兴趣。他说：“不看史料，人们会对很多今天在讲的东西缺乏概念。现在的青年人看《世界报业考察记》，会觉得这有什么，网上全有。可这本书要是在当时出版，保证会引起轰动——当时有多少人知道《泰晤士报》是怎么运作的？当时中国报社和《泰晤士报》的差距在哪里？”
“现在我们依然需要对世界报业的最前沿的东西加以注意，不要以为中国的新闻业是世界第一，要想哪些方面我们可以更好，可以学习戈公振这种精神。在这个时候，《世界报业考察记》给我们领会的是一种精神。”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在今年9月的开学致辞中恰引用了戈公振的话：“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见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
吕新雨说：“在新媒体的时代，大众传播如何作为人类思想之媒介、社会有机体之活力、公共意见和空间之存在方式，依然是今天的命题和挑战，甚至是最严峻的挑战。九十年前，戈先生汇通古今中西，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广阔的世界视野描述和界定了中国报业的历史地位。九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新媒体时代又如何来界定和描述新媒体在今天中国的定位、责任与未来?今天的戈公振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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