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人文研究，都离不开历史化。因为一切人文现象，都是历史形态的。它们有其植根于独特历史土壤中的具体来由，其走向受到具体历史环境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最终又作为历史环境的一部分，影响到后续的历史发展。所谓历史化，就是还原历史现场，描述出“作为动态过程”的对象，其中也包含对历史学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借鉴和融合。在文学研究领域，历史化曾一度被忽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才又重新受到重视，甚至被认为是相对于文学批评的一种“学术化、学科化、规范化的自我救赎活动”。
年谱是将作家和文学现象“历史化”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年谱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日为经纬，全面载述谱主一生行实的传记体裁。自宋以来，年谱代有所作、绵延不绝，共产生了5000多部年谱。年谱在人物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历来备受重视。近代学者孙德谦曾称誉年谱“最得知人论世之义”，胡适对于年谱的价值评价也非常高：“最好的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
因年谱具“知人论世”之便，各类文化人物研究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在古典文学领域，年谱是重要的著述体裁。为近现代作家作谱，晚近也逐渐盛行，《中国历代年谱总录》（1996年）、《中国年谱辞典》（1997年）共著录新文学作家年谱152家、435种，多为上世纪80、90年代所修。另据统计，较大规模（独立成书）的新文学作家年谱已有约40种，其中半数以上撰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文学作家较大规模的独立年谱，一是多集中于大作家，其中如鲁迅、胡适、闻一多等著名作家已有“年谱长编”；二是多集中于现代作家，当代作家还很少有独立年谱。近年来，当代作家年谱引起学界高度重视。例如《新文学史料》《东吴学术》等刊物注重刊发现当代作家、学人年谱，力倡年谱体裁。可以预见，年谱这种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历史著述方式，必将在未来的文学研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汪曾祺是20世纪中国非常重要的、多体兼擅的作家。其创作生涯跨越现、当代，以逾500万字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参与了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他是有着特殊意义的“跨代作家”：承接废名、沈从文的衣钵，40年代起步于文坛；新中国头十几年徘徊、观望，创作数量减少，但偶露峥嵘就贡献了堪称当代经典的小说和散文；“文革”前夕开始受命参与样板戏创作，经历了一段特殊生涯；改革开放后以罕见的创造力迎来艺术的高峰期，也创造了汉语文学的一个高峰。从当代文学发展格局的角度看，他的作品以及自身的复杂命运都颇耐寻味，堪为当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特殊窗口。
近20年来学界对汪曾祺的兴趣日渐浓厚。据不完全统计，他逝世迄今，作品的各类选本出版百余种，合计印行或逾百万册。在各类现当代作品选本中，他都榜上有名，且往往占据醒目位置。在文学研究界，他也成为晚近“作家研究”中最吸引注意力的个体之一。较有影响的史论著作，都给予他重要位置和较高评价。
因此，为汪曾祺撰述一部规模较大、学术价值较高的年谱，既是汪曾祺研究本身的需要，也可以借此从一个侧面回顾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某些面相。汪曾祺散文中自传纪实材料众多，绝大多数是可靠事实；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报刊上有大量文献、报道等信息；汪曾祺在文坛交游广泛，同时代人的记述、回忆文章中可供采摭的事实极多；他的亲友故旧健在者也能够提供大量有关材料。加上目前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等客观条件，也为此提供了可能性。
当然，为汪曾祺作一部较详确的年谱也面临着很多困难。汪曾祺一生散淡随意，不记日记，不能像鲁迅、胡适等作家的年谱撰述那样有着大量连贯的日记文献可供参考，有关档案尚处于不开放状态。这些都构成史实完全呈现和细节充分描述的障碍，研究者唯有在客观条件限制下尽量挖掘、辨析、校正史实，不断逼近、还原其真面目。
《汪曾祺年谱长编》的目标是：全面、翔实地载述作家汪曾祺一生的行实、创作、交游，力求为生性散淡、不记日记的汪曾祺还原出一部日志式的生活史与创作史，从而还原“历史的汪曾祺”。研究过程中的主要工作有：族系描述，编年事辑，文献辑佚、系年、校勘、考释，背景及外围材料扩展等。在此基础上，以时序逻辑串联编织，最终形成时间为纵轴，事件的多方面铺展、多焦点透视为横轴的立体人物坐标。
作品文献工作是作家年谱撰述的首要基础。笔者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汪曾祺全集》编纂，分工执编散文、诗歌、杂著各卷。年谱撰著与《全集》编纂同步进行，可以说是《全集》编纂的副产品，也是《全集》的必要学术基础。年谱充分吸收近年学术界辑佚成果，所载述、征引的作品比此前所有别集、选集、全集所涉总范围多出数百篇（首、件）。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一生“游于艺”，在书法、绘画方面也风格独具，唯随手送人，作品散佚，难以统计。笔者多方征集，共得300多件，编制书画档案，本谱多数著录，较全面地反映了其艺术活动概貌。另外，作品时代往往关系到作品本身的价值评估，因而系年考释是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此前大量作年不详的作品，本谱著录时都考辨出了年代。
在行实考证方面，本谱提出“晦者使彰，明者求详”的目标，奋力拓宽史料来源。广泛征引历史档案、方志、年鉴、新闻报道、相关人士的散文、日记、回忆录、传记、年谱、各地文史资料、戏剧演出公告等文献。另外，尽力访问谱主的亲友、故交、当事人、知情人，受访者共逾300人，年龄最长者94岁，70岁以上不下50人，很多访问带有资料抢救的性质。在此基础上，以往传记中付诸阙如或语焉不详的一些史事，都得到了较详尽的叙述。辑佚文献也提供了不少新知，例如本谱首次对汪曾祺40年代写给好友朱奎元的一组信展开研读考证，青年汪曾祺的情感、交游、行踪、创作方面过去学界未知的大量事实得以显露。
年谱这种中国独有的传统述史体裁，无疑是一种叙事。本谱特意将学界流行的叙述学有关理念引入年谱叙事。除了专列“背景纪事”把人物放在大背景下叙述及坚持中间立场、采用多元叙事角度等之外，还在以下两方面作了叙述方法探索。
一是主叙事与“潜叙事”“亚叙事”的交织。年谱叙事的剪裁与组织，应力求连贯、有机、呼应。在以谱主经历为经（主叙事）的叙事之网上，集结若干反映谱主与重要政治文化事件之关系、重要关系人之交往的事件，后者构成众多的“副叙事”“潜叙事”“亚叙事”。例如，通过多点记述谱主与黄永玉的事迹、言语、相互评价与情感态度，似断实连地潜隐了一部二人“相识相知、过从密切、渐疏以至陌路、晚年又互表遗憾、好感和高度评价”这样一个生动情节。这就是附于主叙事线索上的一个“潜叙事”，也是一个“亚叙事”。其中所涉及的材料与情节，对学术界现有成果形成补充与超越。
二是注意对“不叙述”事件的叙述。“不叙述”（disnarrated）是美国叙事学家普林斯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叙事中那些关于过去或现在并未发生过的事情的文字”。它对年谱撰述深具启示。通常，年谱从正面记述已然发生的事实，但实际还潜存着一个“背面”——生命历程中往往还有很多应当发生却未发生的事情，亦即“可然性”事件。本谱充分注意到汪曾祺生平中的“理应然，实未然”事件。例如，在“文学史影响”方面，注重文学史著、辞书、文学评奖对于谱主的关注与冷落情况，不仅辑录其被论列、入收、奖励的事实，而且注意其本应被关注、实际上却有意无意遗忘、回避的情况，“不叙述”事件往往恰能凸显文学史视野的变焦过程，使历史事件呈现多层次景深。
总之，本谱努力借鉴历史研究的理论与范式，一方面通过事实材料的收集、考辨、编织，尽可能翔实地描述汪曾祺的生活轨迹及其所处时代之变迁；另一方面，通过环境、过程以及有关事件之间的关联性描述，弄清“存在”背后的历史逻辑。当然，历史真相永远是个不断逼近的目标，任何“历史还原”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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