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晚明以其充满张力和矛盾的时代特征，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大家都认识到，晚明已进入全球化时代，要想真正了解晚明的社会变化，绝不能就晚明论晚明，必须把晚明放到当时世界变化的总体格局中加以观察和研究。因而近年出版的有关晚明的论著，或多或少都强调了“全球化”的视角。三联书店最近出版的《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是著名历史学家李伯重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真正从全球史角度观察晚明及其所在的东亚世界巨大变化的一部力作。全书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文笔晓畅而内容深刻，是一本高品质的通俗史学著作。
改革开放初期，历史学经历过“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境况，近些年逐渐热闹起来，电视上有不少讲史节目，书店中摆满了通俗读物。李伯重这次选择用通俗的语言表述专业性很强的学术问题，体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诚然，正如他所说，“向大众提供历史知识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非专业的历史读物所提供的知识也不一定都是错误的或者不可靠的”。
其实，通俗读物并不好写。有些史学家也想写一些通俗读物，但似乎不太容易找到状态，要么积习难改摆脱不了论文腔调，要么通俗过头丧失了学术品格。李伯重出手不凡，这本书写得流畅而雅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同时又保持了学术的严谨和品格。我认为，一本书够不够“学术化”，在其内容而不在其形式。通读本书后，感觉虽然舍弃了注释和参考文献，语言也力求通俗，但内容的专业性和含金量一点都不低。
第二，广泛吸收而熔铸一体，充分反映了国际史学新潮流。
前不久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列在首位的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这确实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急迫任务。在中国史研究者中，李伯重是真正融入国际学术潮流的代表性学者之一。长期以来，他对明清江南经济进行了全面而透辟的考察，几乎完全改变了人们对明清江南经济的传统认识。我在阅读他的著作时，有一个突出印象，就是他的学术视野非常宏阔，他对国际经济史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非常熟悉，并能及时地与国外学者展开对话，因而他不但能够始终站在国际学术新潮流的前沿，甚至还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李伯重宏阔的学术视野，在这本新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为了充分体现国际史学新潮流，在论述每个问题时，都旁征博引，尽量吸收各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又能融会贯通，熔铸一体。
第三，视角宏大而论述具体，揭示了全球史开端时期的历史巨变。
正如李伯重在书中介绍过的，全球史也称“新世界史”，是一个新兴学科。最近这些年，全球史在中国很受关注，翻译过来不少作品，既有学科介绍性质的，也有通史性质的。在阅读全球史论著的过程中，我有一点感觉，就是这类著作虽然视角很宏大，给人带来不少启发，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史实脱节，线条比较粗陋，内容比较空洞。李伯重这本新书，我觉得是中国学者将全球史理念落到实处的可贵尝试，是中国学者融入全球史国际学术新潮流的重要标志。
从研究时段上说，有些学者讲全球史，往前追溯得很早。如戴维斯主编的《全球史》从史前文明讲起，罗伯茨的《全球史》从人类诞生讲起。李伯重和很多经济史学者一样，将全球史的开端确定在1500年左右。我觉得这种分期法比较合乎历史实际。李伯重选择15至17世纪中期的晚明时代，也就是全球史开端这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段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全球化或者说近代化的复杂过程和影响。
从研究对象上说，15至17世纪中期的全球史纷繁复杂，找到最关键的因素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不容易。李伯重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敏锐的学术眼光，抓住了全球史开端时期两个关键事物，这就是“火枪”与“账簿”，前者代表了军事革命导致的新型暴力，后者意味着对商业利益的积极追求。有了这两个抓手，李伯重便把经济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化融合成一个整体，娓娓道来，层层推进，生动而深刻地描述了全球化开端时期东亚世界的复杂变化过程，加深了我们对全球化的成因、动力、影响等问题的认识。我个人感觉，直到今天，这两大因素仍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当然形态上有所变化，比如导弹取代了火枪，电子账簿取代了手工账簿。因此，阅读李伯重这本新书，不但有助于了解历史，也有助于认识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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