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鼎，本名刘兆玄，1943年生，湖南衡阳人，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博士，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东吴大学校长，曾出任台湾“行政院院长”、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会长。
74岁的上官鼎风度翩翩。他来北京宣传新书《雁城谍影》。2014年，搁笔40年的上官鼎再出新著《王道剑》，引起海峡两岸武侠迷欢声雀跃。不到3年时间，作家又有新书问世，这一次，他不走老武侠的“套路”，写起了时髦的“谍战”。
“上官鼎”是刘家三兄弟刘兆玄、刘兆黎、刘兆凯的笔名，十七八岁的年纪，他们应征为古龙续写《剑毒梅香》，此后约稿不断，“六手联弹”的十余部武侠小说在1960年代的台湾赢得盛名。三人都主修理工科，后来各自投身学业，于1968年登报宣布封笔。2012年，已辞去“台湾行政院院长”之职的刘兆玄在福建宁德偶然听到一个关于明朝建文帝下落的故事，煌煌巨著《王道剑》在15个月内飞速写成，隐遁四十多年的“上官鼎”重出江湖。
《雁城谍影》或是刘兆玄的望乡之作。刘兆玄祖籍湖南衡阳。衡阳因“北雁南飞，在此歇翅停回”又称“雁城”，小说《雁城谍影》以抗战后期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为背景：五个刚出校门的少女乱世中面临爱情和信仰的抉择，空中战场国军空军部队挽狂澜于既倒，国共双方和江湖人士共同营救国军将领方先觉，成为全书最激动人心的篇章。
上官鼎想从武侠小说的浪漫飞地抽身，转向更宽广的时代和更深邃的历史。他的第三本小说《从台湾来》已在台湾出版。“我想写一些更与历史相契合的，在历史当中有反思的小说，我要放一些讯息在里面，而不是纯娱乐性的。至于那种浪漫的、天马行空的武侠小说，说实在话，现在的上官鼎也许写不过四十几年前的上官鼎。十六七岁是最能做梦的时期。”他微笑着告诉南都记者。
地理跟整个的历史分不开
南都：你以前惯写武侠小说，这次为什么写起了谍战？
上官鼎：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我们台湾中华文化总会考虑要为抗战胜利做点新的文创。总会拍了一部纪录片，讲述抗战时期国军空军和日本人的对抗，叫做《一飞冲天》，非常受到好评。我个人也想做一点事情，于是写了一本抗战主题的小说。《雁城谍影》里主要的战场，一个是在天上，写空军，另一个在地上，写衡阳会战，我们台湾叫“衡阳保卫战”。
我选衡阳保卫战有两个原因。第一，从大局来讲，在抗战的数百场战争当中，衡阳保卫战是少见的一场作战时间不长，并且日军的死伤远大于国军的战役。国军用不到2万人抵抗超过10万敌军。虽然衡阳最终被日军占领，但日军实际上的伤亡数量非常之大。这个死伤数字也是少见的在日本自己的军报当中被承认的。一般来讲，仗打完之后，双方公布的伤亡数字是凑不拢的，都说自己比较厉害。因此这是一场很特殊的战争。
于私来讲，我父母都是衡阳人，我现在还能讲点衡阳话。我对衡阳这场战争很有一些感触。1944年正好是抗战的决定性时刻，可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
至于人物，我选择了五个女生，她们刚从学校毕业，面临这样一个大时代的转变，我想写她们对未来生涯的抉择，她们的理想、爱情。现在的读者，尤其台湾的读者，很少有对大时代的感觉。我的母亲比我写的几个女生年长一点，抗战中她已经不是刚刚毕业了。但是她在衡阳读第六女子中学时的很多事情，都曾讲给我听过。那个时候年轻女学生的想法、生活的细节，我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她的朋友们到我们家来聊天，我也可以多少感觉到一些，听到她们生活里很有趣的点点滴滴。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我才有胆量来写。不然你想想看，这个战争发生的时候我才两岁，不大可能有深入的体会。只是靠着这个渊源，才能把时代感呈现出来。
南都：你对衡阳熟悉吗？怎么去复原老衡阳城的样貌？
上官鼎：我2012年去过一次，已经跟我写的衡阳完全不一样了。老的衡阳我一方面是从父母那里听来，一方面也收集很多当时的资料。所有资料里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两张地图。一张是衡阳保卫战时的军事布阵图，图是当时手绘的，我方的第几军第几团在哪里，敌方的第几军第几团在哪里，都有不同的箭头标示。甚至于边上还写着一句话，某月某日，有军士游泳过湘江，摧毁日本炮兵阵地后又游泳返回。我在小说里写到这个细节，因为行动需要知悉秘密的水道，我把带路的人杜撰成那五个女孩子之一。
还有一张地图是当时整个衡阳城的地图。衡阳城一直没有好的地图，我甚至问了现在的衡阳市政府，他们很愿意帮忙，但找不到当时的地图。直到小说快要出版的时候，他们找到一张旧地图，是日本人画的。我们当初根本没有绘地图的观念。但是侵略者为了要攻打这个城市，在攻打之前会找一些人来，不管以观光的身份还是别的身份，详细地测量和拍照。我对这个地图感触良多，你可以看出两国当时国力的差距不止在飞机大炮上。在“软件”方面也是差太多了，根本没有绘制精准地图的意识。反而侵略者处心积虑，早有预谋。制作这张地图的时间是在衡阳保卫战的前三四年。日本人这一点很厉害。
写《王道剑》我也找了一张地图。因为朱元璋建都在南京，到了明成祖才迁都北平。很多事情发生在南京，所以我想了解当年的南京，正好找到了一张明朝的地图。《王道剑》里写的南京的道路都是真实存在的。找到地图很重要，因为地理跟整个历史分不开。
苏联对中国空军的援助是“雪中送炭”
南都：你的父亲刘国运是台湾空军的指挥官。你对衡阳保卫战中空军作战的情况的了解，是否也来自父辈？
上官鼎：应该说是的。抗战时期讲空军大概分为几个阶段。国军空军的战力大概在抗战前几个月就消耗光了，而且我们又不能自己制造飞机。到了南京之战结束，几乎没有能力抵抗日本人的飞机。此时有一段历史是很少被提到的。讲抗战的外援，都会讲到陈纳德的飞虎队，但这是很后期的。当中有一段艰苦的时间，其实是苏联的志愿军前来援助。战争期间飞机消耗非常快，几年之内，苏联前后卖给我们上千架飞机。现在我写的都是正面战场的事情。很有趣的是，苏联不希望中国被日本打垮，如果中国战败，说不定日本和德国就可以在苏联会师。
这本书里写到的男主人公谭维俊就是在苏联受训。一直到1940、1941年，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两国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对国军空军的援助才停止。那是抗战最艰困的时候。等到美国空军进来，日本已是强弩之末。到了抗战胜利前一年左右，制空权是在我们手上的。因为美国最新式的飞机给了我们，飞虎队也来协助。同时日本在太平洋又牺牲得厉害。其实飞机牺牲还好，我认为更严重的是有战术和战绩经验的好飞行员全部死光了。
南都：现在的抗战小说写空军的非常少，不知是什么原因？
上官鼎：大家常常忽略空军的原因在于，空战不像地面战争，感觉上没有那么惨烈，牺牲的人数和地面战争比起来也少很多。但空军对于战争的胜败很关键，一旦丧失制空权，敌人可以长驱直入。我在纪录片里提到，英国皇家空军抵抗德国侵略的时候，丘吉尔有一次对英国皇家空军的牺牲做了一个非常棒的总结，他说，虽然死的人与地上的人不能比，但能够上天开飞机的人都是精英。还说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的人欠那么少的人欠得那么多。用中文说有点拗口，他是用非常漂亮的英文讲的。
确实像你讲的，空军在文学作品里写得不多。有一段历史值得一提。在国民党自己建立的空军打得差不多、美军还没有增援之前，这段时间真正对中国抗战有助力的其实是苏联。每个国家都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这是正常的。但我们实质上得到了非常大的帮助，真的是雪中送炭。当时一些西方国家一天到晚谴责日本，却没有实际行动。
武侠小说需要杂学、侠义和对决
南都：你与文学的渊源源自武侠小说。你最开始写武侠小说是被什么促动？
上官鼎：那时候在台湾，无论学生、教授都读武侠小说。我写武侠是上高三的时候，但是我初中就开始看金庸了。我以前看过更老的，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陆的老作家写的武侠小说，当时台湾还买得到。后来看到金庸的小说，顿觉惊艳。现在大部分的武侠小说都跳不出金庸的影响，因为他写得太多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各式各样的形式都写完了。也有读者反映说，《王道剑》可能是跳出金庸影响比较多的一部小说。在这之前，几乎所有武侠小说都在他的统摄之下。至少金庸没有写过那么忠于历史的武侠小说，历史对金庸来说只是背景。而历史是《王道剑》的主轴之一。
南都：这是你重新提笔之后写作方向上的转变？
上官鼎：是的。我觉得完全浪漫式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经历这么多年的历练之后，如果还是写完全凭想象的、天马行空的武侠小说，可能不是我喜欢的了。我想写一些更与历史相契合的，在历史当中有反思的小说，我要放一些讯息在里面，而不是纯娱乐性的。至于那种浪漫的、天马行空的武侠小说，说实在话，现在的上官鼎也许写不过四十几年前的上官鼎。十六七岁是最能做梦的时期。
南都：你复出后的几部小说在台湾的读者群里有什么反响？
上官鼎：《王道剑》出版的时候，读者都很期待。因为很久以前他们就看过我的武侠小说。那个时候的回响是很强烈的，大家都很开心，我又重新开始写了。没想到第二本《雁城谍影》是完全不一样的小说，但它又吸引了一批对抗战有兴趣的读者。第三部因为题目叫《从台湾来》，我相信对年轻的朋友吸引力比较大。
南都：你现在写作的状态如何？
上官鼎：我一开始写，就会非常投入。我写得很快，《王道剑》九十万字，十五个月就写完了。《雁城谍影》四个月就写完了。而且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写，旅行的时候也带着稿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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