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算时间，商务印书馆到今年已经创办120年了。商务印书馆不但是我国近现代最大的出版社，而且是重要的学术机构。它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下设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各司其职，效率极高。三所之中，编译所尤为世人瞩目。
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李伯嘉(泽彰)致王云五信札局部
近现代各学术领域的著名学者和各界名流有许多都曾在此工作过，如夏曾佑、杜亚泉、蒋维乔、蔡元培、孟森、陆费逵、胡愈之、陈叔通、茅盾、蒋梦麟、郑贞文、周昌寿、陈布雷、谢六逸、竺可桢、任鸿隽、周鲠生、陶孟和、何炳松、顾颉刚、叶圣陶、向达、陶希圣等等。
商务印书馆还拥有远东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也就是由原编译所资料室涵芬楼改造而来的东方图书馆。1924年，商务印书馆费银11万余两，建造了五层钢筋水泥的大楼，以收藏日渐增多的各类书刊，并供公众查阅。至1931年，馆藏普通中文书籍已达20余万册；外文书籍8万余册；各类善本古籍3万余册；中外版图表、照片5千余种；元、明以来国内各地方志2千余种。这样的藏书规模与文献品质，是同时代国内出版机构望尘莫及的，这也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在古籍校印与典籍传播方面独树一帜的底气与优势。
在张元济、王云五等苦心经营之下，商务印书馆在译介新学、倡举新知与整理国故、传承古学方面，均取得卓越业绩，获得社会各界的一致推崇。从一流的作者群到一流的藏书楼，从一流的管理团队到一流的技术团队，商务印书馆到1930年代时，业务蒸蒸日上，业绩不断提升，呈现出迅猛且稳健的发展态势。此时，商务印书馆不但在中小学教科书、普及读物方面已独挡一面，已经出版或正在出版的《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丛书，以及《辞源》等工具书更是影响巨大，国内其他出版社无与颉颃者。
不过，在历史上，商务印书馆一度不得不迁到香港，并在那儿另建印制中心。新近发现的一些当时的经办人李伯嘉赴港后致王云五的信札，对此段历史有清晰和直接的描述。本期“品读”讲述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在抗战期间迁往香港的往事。
厂区被毁筹备迁港
就在商务印书馆全力发展之际，一场巨大的民族灾难打断了这一进程。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军队突然侵犯上海闸北地区，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随之爆发。次日上午，位于宝山路上的商务总厂和附属尚公小学，因遭日机轰炸着火，最终焚毁。2月1日，曾被火势殃及的编译所（包括附设的10多家杂志社）和东方图书馆又因日军有意纵火，大火再袭，全部焚毁。
从3月2日日军占领商务印书馆所在的闸北地区，到5月23日由上海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收回为止，占地80余亩的厂区内，除机器修理部、浇版部及病房几处外，其他庞大的建筑群均成废墟。所有的机器设备、书稿纸张及藏版等均付之一炬。东方图书馆藏书除5000册善本寄存金城银行外，其余亦化为灰烬。据统计，在“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物资损失高达1600余万银元，至于无形损失，更是无法计量。
当时，满目颓垣，百废待举。此后，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成立以张元济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下设善后办事处作为具体办事机构，由王云五等人负责，编译所所长何炳松等原部分雇员为工作人员。特别委员会曾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将商务印书馆的印制发行中心暂时迁移至北平和香港，以最快速度恢复中小学各级教科书的出版业务，一方面可以此为基础重振其出版事业，另一方面也为抗战时期的国内教育事业继续贡献力量。事实上，商务印书馆多年经营的教科书品牌深受读者推崇，出版发行量巨大，重振其出版事业，这的确是当时最简便可行的惟一办法。由王云五、李伯嘉两人负责，选择一批精干队伍赶去香港分馆，不但要续印先前正在印行的各种教科书，还要筹划出版一套《新学制复兴教科书》以应全国学校开学时的急需。
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李伯嘉(泽彰)致王云五信札末页
李伯嘉赴港谋复兴
李伯嘉，就是李泽彰，他在给王云五的信中多次以“彰”或“泽彰”自称。李泽彰这个名字，原本是应在马克思理论译介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早在北大经济系就读时的李氏，就于1919年11月在《国民》杂志2卷1号发表了节译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是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青年才俊之一。
许德珩所写的《国民杂志的问世》一文，对李氏当年的译书情况及后来去向都有明确交待。文中写道：《国民》杂志第五期上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这是《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译本。译者为李泽彰，全书已经译完，因限于《国民》杂志的篇幅，只能陆续发表。前半部出版后，胡适特地把李泽彰找去，说：“你快毕业了，毕业后你还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指《共产党宣言》译文连载)；如要出风头，那你就登下去！”由于胡适的威胁利诱，李泽彰抽出译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所以《共产党宣言》在《国民》上没有全部登完。李泽彰后来由胡适介绍给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成为王云五的亲信了。
胡适有没有对李“威胁利诱”，姑且不论，只是李后来不再从事马克思理论译介活动，确是事实。他后来追随王云五，倾力从事出版事业，也是事实。这一时期，“李泽彰”这个名字出现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新学制教科书”的版权页上，是“编纂人”之一，初版时间为1924年。除此之外，“李泽彰”的名字少有出现，而代之以“李伯嘉”这个名字。早在1923年编印的《商务印书馆总公司同人录》上，“李伯嘉”的名字就已在王云五任所长的编译所名单中出现，时为法制经济部编辑。从李伯嘉追随王云五长达20余年的职业生涯来考察，从普通编辑到总管经理，他作为王的亲信、得力助手是无疑的。此刻在国难之际，率部迁港的领头人选定李伯嘉（后来他曾任香港分馆经理），也正是体现了王云五对他的信赖与看重。
这段特殊时期的史实，李伯嘉后来专门有过披露。因为出版业的最重要营业时期，就是春秋两季的开学时期。商务出版的教科书参考书范围极广，差不多全国学校用书，大部份依赖商务的供给。如果在开学的时候不能供应图书，教育界必感觉书籍缺乏。但是，当时香港和北平两厂的机器和添购的机器，只有以前的十分之一，表面看来，是很难担负印刷秋季用书的任务。
商务印书馆照相制版部，上海，20 世纪初。
教科书8个月印了135版
接手迁港工作李伯嘉又主编馆方自办的《出版周刊》，以及编印《读书指导》丛书。这些举措，都在向出版界、文化界宣示，商务印书馆虽因国难而受重创，但依然有信心、有能力重振事业，表达了共赴国难、为国贡献的决心。《出版周刊》（新1号）于1932年12月3日出版，卷首印有《商务印书馆总馆复业启事》一则，明确提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之复兴主旨，这篇“社论”性质的复业宣言，不但体现了张元济、王云五等商务印书馆高层管理者的胆魄与热望，也体现着以李伯嘉为代表的馆方中层管理人员与基层员工的心声与意愿。
该启事左右两侧各印有框图一枚，左侧框图为被炸毁的商务印书馆总部楼宇之缩写，下部印“为国难而牺牲”字样；右侧框图为正在简陋工厂中赶印书籍的场景，下部印有“为文化而奋斗”字样。这样一则启事，不但向全国各界表明了商务印书馆矢志复兴的决心，更以被炸后六个月即恢复营业的事实证明了其实力。
事实上，从商务印书馆于“一?二八”事变之后复业所印行的书籍来看，不但于版权页面均标有“国难后第一版”字样，大多还曾在版权页上端印有国难后复业启事。原于1927年2月初版的《新时代教科书》系列，“国难后第一版”的封面图案一律改为被炸毁的商务印书馆总部楼宇图样，其印行时间为1932年3月，可知商务印书馆实际上在被炸一个月已赶印出了部分原版尚存的中小学教科书。就笔者所见，在这批以最快速度复业赶印的教科书中，其中一种《新时代国语教科书》至1932年11月时，竟已印行至第135版。这说明，“一?二八”事变之后8个月的时间段中，这类教科书竟印行了135次之多，每月平均印行近17次。应当说，这样的复业效率与赶印速度，是极其惊人的。以李伯嘉为代表的管理与业务骨干的倾力投入，正是这一速度与效率的保障。
诚如李伯嘉香港来信中所言，商务印书馆精干力量于1932年3月29日抵达香港，此时据“一?二八”事变才刚刚过去两个月时间。他们前脚刚下了轮船，后脚就踏进了印厂。按照李的计划，自当年“四月一日起至八月一日止，可出小学书七百六十万册，中学书一百万册，字典廿五万册”。这即是说，要在短短四个月时间里，机器、人手、出版选题等等均从无到有，且要达到累计近千万册的印制数量，其工作效率与工作强度令人匪夷所思。须知，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虽然成立于1914年，但最初只经营门市生意，并没有开展印制业务。1924年于西环吉席街建立商务印书馆香港印刷工厂，也并没有完善的编辑部和发行部设置。此刻，又正值抗战期间，物资奇缺、人手不足，时局动荡、人心惶惶之际，这番雄心勃勃的计划能否实现，恐怕这个团队大多数人对此还是颇感疑虑的罢。
为此，李伯嘉信中也详述了这个宏大计划的诸多重点、难点，还不失时机的向王云五建言，需要尽快配置设备或增派人手等等。从这些陈述与请求中可以看到，他认为机器的问题不难解决。关于胶版机、米利机、锌板配置、调试、运行问题，都可以在几天之内迅速解决；从先前的开机几小时到全天二十四小时运作，也并不是难事。但在人手方面，则特别需要内地的“熟手”来支撑大局，他提到让出版科周育民、编审处丁敏士等人速来增援，语气急切。此外，当提到中途“溜号”的插画作者张令涛时，惋惜之余也难免有些怨愤；这位金牌插画师的离去，打乱了原定计划，着实有釜底抽薪、雪上加霜之感。
连环画家张令涛致商务印书馆李伯嘉(泽彰)信札
金牌插画师留书辞职
在李伯嘉向王云五递呈的张令涛辞别信原件中，透露着这位曾经的商务印书馆教科书金牌插画师，有着怎样的苦衷与迫不得已。信中写道：
伯嘉先生惠鉴，敬启者晚承先生不弃，函拾来港办理绘图事宜。当时晚因公司惨遭国难，凡属同人，理宜尽力相助。但香港路途遥远，晚又属初出远门，抛妻别子，情实难堪。当时踌躇万分，不能解决。但晚因先生垂青，若不来港有负盛意，故不计物质，毅然启程。孰知甫抵香港，水土不服，山岚嶂气，逼人太甚。终日昏昏，呕吐狼藉，此中苦况，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若再留此，恐将发神经病。晚虽欲不负先生，亦不可得矣。昨承先生赐给港币廿元，摒挡行箧得卅五元，均托中国旅行社代购渣华航运巴达号起程回沪。此次公司出巨大川资，沿途又承先生暨郁先生照顾优待，感激之忱，没齿不忘。归心如箭，百感交集。此次来港对于公司有损，时于晚个人所耗之费亦颇可观，两受损失，惭愧何如。至于公司所出川资，容当设法奉还。想选生定必谅其苦衷，怜而恕之也。种种抱歉，容后图报。在申如有所需，敢不惟命是听。晚此后必忠于先生，勿使先生失望也。临别依依，不胜惭愧。匆此即请刻安。
张令涛是浙江宁波人，擅长连环画、中国画。1949年，风行于内地的《西游记》、《红楼梦》、《杨家将》等连环画均出自其手。他于1920年代考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为首届毕业生，和叶浅予、陈秋草、潘思同、方雪鸪等均为该校首届同学中的杰出者。毕业初期，他曾参加过叶浅予主编的《上海漫画》，还曾与方雪鸪等人创立“白鹅画会”(在虹口北四川路)，参与过一些社会文化活动。后因结婚成家，遂求固定职业，以补家用。经伯父张葆灵向张元济总经理推荐，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担任美术编辑。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辑团队人才济济，各有专长，已达两百多人，张令涛的到来，更为书籍报刊的图文设计注入了新鲜活力。他素描基础扎实，擅长钢笔画，初进馆时就为商务四大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做封面设计和文章插图，又先后与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邝富灼等合作共事，十分融洽，颇得赞赏。
此时，商务印书馆最主要的营业收益与经济收入，为教育部审核批准的《新学制小学国语教科书》，每年发行量高达千万册。而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也纷纷把运营目标放在发行教科书上，竞争十分激烈。因此商务编译所急需不断更新教科书的内容，希望通过推陈出新，继续占据市场的领先地位。新任所长王云五看中了后起之秀的张令涛，要求其负责重新绘制《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的全套插图，以期达到求新求变、别开生面之效。张为此竭尽全力，也做出了最完美的贡献。他历时一年多，参考了欧美日本的许多儿童读物，并亲自到商务印书馆自办的“大公子弟学校”实地考察调研。一系列充分的筹划准备之后，方才动笔起草，开始重绘教材插图；他以流畅的线条，动态的构图，精心绘制出符合课文内容的，又真能受到少年儿童喜爱的精美插图，完成了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革新任务，博得了王云五的赏识。
“一·二八”事变后，坐落在闸北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首先遭到日本飞机集中轰炸。张令涛的住所在书馆附近的宝通路，亦遭焚毁，一家人连夜逃入租界旅馆避难，十分狼狈。幸得家父闻讯，立即遣人将其一家接回宁波。他后来又受命赶赴上海，与李伯嘉等同乘意大利邮轮“康脱凡第”号奔赴香港，重新开展教科书编印业务。
读书救国成为共识
然而，这趟仓促的国难之旅，对这位原本敏感多思的插画师，产生了极为深重的影响。这种身心上的交错影响，在其抵达香港，开展工作之后，逐渐显现了出来。诚如张令涛信中所言，启程时本就“踌躇万分”，抵达时又“水土不服”，很快就“归心如箭”了。对于初出远门、时年29岁的张令涛而言，思家之切，几乎已经到了“若再留此，恐将发神经病”的地步。因此，他只得匆匆留下了一封算是辞别的信札，就孤身启程，返沪而去。从3月29日与李伯嘉同船抵达香港，到3月31日早晨八时，李看到这封辞别信时，张在香港待了不到两天时间，就因无法适应新环境，辞别而去了。
李伯嘉信中提到的“国难本封面由张君改好一张（小学用）”，这是张令涛在香港的两天时间内绘制的惟一作品。所谓“国难本”，即后来商务印书馆统一印行的“复兴教科书”系列。应该说，张的笔触是生动传神的，画面上七个小孩子分工协作，正以积木搭建一所建筑物。而这所正在搭建中的建筑物，正是当时的南京政府办公大楼的形象，其中寓义不言而喻。儿童是国家的未来，画面中他们搭积木的行动，正是象征着要一砖一瓦复兴中国的未来。张在这一教科书封面设计上，所流露出的爱国赤诚与衷心期盼，已经跃然纸上，让人观之动容。
如果说，李伯嘉一行奔赴香港，算是商务印书馆在特殊时期的一场集体“夜奔”。那么，他们逃离的是肆虐无休的战火，奔向的是相对稳定的出版环境。这场集体“夜奔”对商务印书馆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为的只是重振出版事业，实施复兴大计。而于张令涛而言，先是不自觉的选择了这样一场集体“夜奔”，可最终还是返过来做了一次一个人的“夜奔”。当然，这样各自不同的选择，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孰优孰劣之分，源自“大我”与“小我”的个人抉择，都只是共赴国难大背景之下的生动存照。
无论个人抉择如何艰难，无论战时境遇中何艰苦，商务印书馆始终倾力重振其出版事业，在随后的数年时间里，迅速恢复各项业务，日益壮大、欣欣向荣。“一·二八”事变之后的商务印书馆，经常开展各类国难纪念与图书销售相结合的活动，其中“读书救国”运动虽主要以图书促销方式来开展，但却不难看出其呼吁国民、共克时艰的积极心态。应当说，抗战期间，“读书救国”不但成为以商务印书馆为首的众多中国出版机构的共识，成为他们重振出版事业的信心所在，更已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与国民大众的共同心声。
勿须多言，新近发现的这两件信札，也为后世读者近距离接触那个惊心动魄的危亡时刻，提供了穿越历史的另一番视野。这岂止是一部国难出版史的缩写，这还是一部弥足珍贵、真实原味的国难心史。其中意味，不但值得为之钩沉考索、深入探研，更值得后来者以史为诫、长思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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