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绛先生纪念集《杨绛：永远的女先生》与读者见面，书中收录的所有文章均是首次发表，此前从未在媒体上发布过。
《杨绛：永远的女先生》全书选收文章46篇，近30万字。文章从各个不同角度记述了先生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书中所附数十幅图片，大多为首次发表。本书共有51位作者，既有社科院的老领导、清华大学的领导、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杨先生夫妇著作的海外翻译者、帮助杨先生维权的法学专家，也有杨先生的同事、朋友、亲属，还有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的获奖代表、钱先生曾经的司机等。
这些文章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回忆了与杨绛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也生动地反映了杨先生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个别文章更是首次披露了她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全部经过。而且此书编选所确定的原则是，入选的文章都是首发，其中有些文章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和细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担任此书主编，他透露：“杨绛先生的遗体告别活动搞得非常低调，是整个事情之后才发布的消息，事情过去后，我们和她的一些好友、特别是遗嘱执行人吴学昭女士商量，决定要编一本纪念文集。过程中吴学昭女士跟我们一块商量编辑的原则，确定收录到这本书中的所有文章都是原发。这样一来有些文章，比如说作协主席铁凝的文章，虽然写得很好，但因此前已经发表，就没有收录进来。”
《杨绛：永远的女先生》中最有分量的文章之一是她的遗嘱执行人吴学昭女士所写的《先生回家纪事》一文，文章后还配了杨绛先生火化前静卧在花木丛中的照片。吴学昭回忆2016年的春节，杨先生是在医院度过的，大年初一她去协和医院看望先生时，杨先生就又跟她交代了几件后事，吴学昭很悲伤，杨绛先生却安慰她说“那是回家”。
吴学昭是杨先生去世前一天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她说，杨绛先生生前所说最后一句话是“我都嘱咐过了”，之后先生就陷入了昏迷，再也没有醒来。当日午夜时分，医院来电报告杨先生病危，吴学昭急急地赶往协和，心想送先生最后一程，但当他们来到病床旁时，杨先生已经停止了呼吸，“那时是2016年5月25日凌晨1时30分，所幸老人临走没有受罪，有如睡梦中渐渐离去。”
吴学昭还透露了杨绛生前的最关心的几件事，除了后事从简、文物捐赠、设立奖学金等大的事项之外，书籍、手稿等重要物品的归属也都作了交代。“所收的贵重生日礼物，杨先生要我们在身后送还给送礼的人，其他许多物件，一一贴上亲笔所书送还给谁谁的小条。” 吴学昭写到，为了保护自己和他人的隐私，杨绛先生亲手毁了写了多年的日记，毁了许多友人的来信，仅留下了“实在舍不得下手的极小部分”。
杨绛先生的女婿、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伟成也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回忆“我和岳母从初始到现在已经44年”的点点滴滴，包括两家住邻居后与钱瑗相识、相爱，并被钱、杨二老器重的点点滴滴，其中他特别提道：“2015年和2016年岳母多次因病住院，再三嘱咐我们‘三个不’：‘不抢救、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
受命主持杨绛先生后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在现场与读者回忆到，5月25日凌晨杨先生走的时候，大家都在睡梦当中。“我接到电话以后也没有车子，也叫不到出租车，我走着到医院，还好路不远，后来就紧锣密鼓料理后事。” 陈众议说，杨先生临终的时候有一个嘱咐，就是她要静静地走，“这叫我们非常为难”。
“媒体那么关注杨先生，他们的嗅觉非常灵敏，现在的媒体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有很多渠道、包括医院里一些医生的微信群可以知道，然后对我们进行围堵，我不得不关掉手机。” 陈众议说，为了尊重杨先生的遗愿，婉拒了前来了解情况的媒体，“但是后来很快消息还是泄露出去了，我们非常纠结，就考虑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通过新华社等少数媒体适度进行了报道。”
知名作家、编剧王海鸰回忆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关于打电话的故事，“200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杨绛先生打来电话，说我的书她看了，不喜欢《新结婚时代》中主人公作弊的情节，能改一下就好了……电话那头她说怎么改，语速颇快略带兴奋。” 王海鸰却听得满头冒汗。王海鸰这边谦虚地说“我目前还要为赚钱写作，不能随心所欲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杨绛先生听后却以为她经济上有困难，干脆地说“钱上我可以帮你”，这让王海鸰觉得“芒刺在背”，赶紧跟杨绛先生解释：“我那不过是人的贪心罢了，要说钱，我早够用了，足够足够了。”后来她想，电视剧于杨绛先生是新生行当，她不知道写电视剧本挣钱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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