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滴定》，[英]李约瑟著，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一版，59.00元
为什么要读、哪些人适合读《文明的滴定》？
此书原名The Grand Titration，直译为“大滴定”（以前介绍到国内来时用的就是直译）：将中、西文明史上李约瑟认为可比较的那些科技成就的早晚作比较，衡量谁先进谁落后、谁从对方那里受益多。
所谓“李约瑟问题”的提法，在我看来有严重缺陷，不能指望对它的回答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增进对历史的理解。其标准提法见于第六章“中国的科学与社会”开头：
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
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第一问是有意义的；但熟悉科学史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更有意义的问法应该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伊斯兰文明中发展”。第二问则前提本身有待证明。
既这么不看好“李约瑟问题”，为什么还要阅读和评论此书？
李约瑟的宏大命题吸引了如此多科学史工作者投入其中，而这本收入40-60年代八篇论文的合集交代了故事“缘起”——其编史学地位不容忽视。其次，即使不认同李约瑟的总体思路，仍有可能从阅读中获益：本书的另一主旨是企图用社会、经济、哲学等等因素解答李约瑟问题，其中不乏甚至被李约瑟本人忽视的真知灼见——能启发思考、激励研究的问题，即使不那么准确、不太经得起推敲，从编史学角度看也不失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好问题”。最后，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也受益于李约瑟。他关于“主张完全独立起源者负有更重的举证责任”之说，多多少少帮助我在把风帆海船、浑天说、盖天说等一概默认为中国本土起源的传统观念铁桶上，撕开了一个小缺口。
初看起来，本书似也适合对李约瑟问题感兴趣的读者。然而，正如他自己的比方：本书是他“自言自语”（thinkingaloud）的记录；构成本书的论文，多半不是那种繁琐考证小心推理的论文，而更接近于演说辞。因而，对科学史总体面貌知之不多的读者若直接去读此书，有被作者的“激情与偏见”带着走的危险。对他们而言，先了解以下这段背景，或更为有益。至于熟悉李约瑟的科学史同仁，自有其挖掘本书潜在价值的法门，就不劳我操心了。
两个李约瑟：此书在其思想谱系中的位置
H.F.科恩的《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值得每个关心科学史或世界史的读者一读，其第六章揭示了两个迥然有别的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海交大科学史系译有其简编本《中华科学文明史》）大部分内容中的李约瑟，一般来说温和得多，也显示出更好的判断力；而《文明的滴定》中的李约瑟更像是一位编史学上的极端主义者，或者说更像一个革命者。
众所周知，闹革命需要先说服一小部分人；而“说服”不能只诉诸逻辑，也得靠“修辞”的感染力——后者很难拿捏分寸，一不小心就会言过其实。因而人们可能会借助李约瑟自己的材料激烈批评他的解释——这等于用“作为学者的李约瑟”去批判“作为革命者的李约瑟”。就算只考察革命者李约瑟，在其修辞中也不难发现前后矛盾或双重标准之处，甚至在同一篇里。如第二章“科学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前面刚说14世纪《农书》描绘的水力鼓风机是“往复蒸汽机逆向的祖先”（变旋转运动为往复运动，和蒸汽机车正相反），下一页上就可读到“公元前1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机械师当然很熟悉循环链（endlesschains），但循环链从未被用来持续传送动力，一般来说更像是传送带”——于是传动带的发明权依然属于宋代中国。可这么一来，某项发明的使用方式究竟重要还是不重要呢？
至于李约瑟为什么会以“科学史的革命者”面目出现，是另一个大问题，本文只能约略提及以下几对“不是……而是……”，在科恩所谓的“四种偏爱和耿耿于怀的事物”外稍加补充。李约瑟是生物化学家、胚胎学家，而不是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因而倾向有机论而非还原论，不平于科学革命研究中如此强调数理科学之突破。高中时期他“在铸造厂于车床、铣床之间获得了基本的工程学知识”，自始即非书斋型学者，更不是科学史“科班出身”。是虔诚的英国国教徒，认为佛教也表达了“普遍神圣的东西”，对道教兴趣尤大，从来不是旧时所说的“唯物主义者”。政治左倾，同情苏联和红色中国，对“东方”有强烈迷恋——有时其偏颇的言辞只为说明“中国人也有认识自然的能力，不是你们想当然的那样”——而这点今天看来已无需论证了。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因素，赫然见于本书题献：“献给鲁桂珍，解释、对照、显明、确保了一种无可打破的关联”。
更有益的读法：与《文明的度量》对照着看
李约瑟倘若还在世，或许愿意与另一位“度量文明的人”对话，那就是从近在咫尺的剑桥毕业的伊恩·莫里斯教授。李约瑟认为“从公元前1世纪到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是显而易见之事；但规模浩大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至少目前为止未能说服我，也未能说服相当大部分科学史界。莫里斯度量的结果，则呈现“神似”但稍有不同的画面：
……东方慢慢赶了上来，尤其前2000年后。公元前一千纪大部分时间西方领先优势都很小。公元前100年左右，西方再次将领先优势扩大。2世纪后同步衰退，但东方衰退浅而复兴早，到541年首次升到西方之上，但终未超过1世纪罗马的水平。东方保持领先到1773年。
莫里斯的“社会发展指数”，由四项指标加总而成：最大城市规模、文字和计算系统、战争能力、能量获取；约略相当于李约瑟所谓“把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的长期、综合效果之展示。考虑到技术作用于社会需要时间，那么在主要节点上，莫里斯的图景都落后于李约瑟一拍就顺理成章：莫里斯笔下中国占优势的时段始于6世纪，比李约瑟的晚七百年；结束于18世纪，晚三百年。总体长度也短得多，只有一千两百年——这可理解为科学革命完成后一个世纪中，西欧技术累积的加速效应造成，虽两者尚不能证明有因果关系。
更有趣的是细节上的差异。李约瑟太爱中国，对“停滞的东方”之说深恶痛绝，以至于不愿承认2世纪后中国同西方一样陷入过衰退，也不愿考虑明代在数学、天文学、航海术等方面的停滞能否构成对他的“难题”的解答路径。他和莫里斯一样绘制了图解，但图中代表中国“科学发展”的是一条以固定斜率（虽然不大）上升的直线；西方的科学发展则表现为曲线，在2世纪初古代科学集大成者托勒密在世时，跌落到中国以下（这点我怎么也无法相信），到1600年伽利略时期才再度超过中国。从中也完全看不出阿拉伯“黄金五百年”的影响——数理科学乃至炼金术所占权重想必很小。
自然，也很难预期莫里斯能说服李约瑟：即使在中国领先于西方幅度达最大值时，两者都还未超越1世纪罗马的水平；古代中国同样有衰退和停滞，不具备李约瑟津津乐道的“稳定发展”特性——它在中古所体现的优势，与其说是起步多早或发展多快，不如说是被“衰退更深”的西方反衬所得出的印象。
埋没的宝藏：李约瑟在《文明的滴定》中“错失”了什么
学者有自己的坚定信仰，只要不是太天马行空、无法做学术论证的那种，学术上应算利大于弊。1980年代李约瑟还抱怨西方汉学家和科学史家的圈子都不接纳他。但矫枉过正的“自言自语”与卷帙浩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还是奠定了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西比较领域难以绕过的地位——这其中华裔、华人合作者的功劳有目共睹。学术也不可能真把自己始终屏蔽在象牙塔里。中国自新世纪以来日益被挖掘的市场潜力和集中的财政收入、意识形态的新需要，客观上都有利李约瑟式研究的繁荣。
但过于强烈的信念也有其代价，就是思路受到束缚，无法自由地去论证本可论证之事。上述文明代停滞即为一例；兹再举两例，它们皆出现在李约瑟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分析中。
李约瑟反复强调了“中国从未有过城邦传统或健全的货币经济”的后果。他也赞同Diels和Far⁃rington的观点：“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人必定持有民主态度，在商人得势时尤其如此。因此，伊奥尼亚的自然科学与地中海东部的商业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在专制或某种官僚制度下，对自然现象、自然科学的兴趣似乎不会开花结果”。另一处他又“大胆地说，倘若科学与民主真有如此密切的关联，我们就无须进一步考察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了”。但随即他又退回到“中国文明同样包含有许多民主要素”的辩护思路，没再深究“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会不会都是城邦传统的副产品。这里可见“维护中国”及意识形态的要求都在束缚手脚，后者甚至让他提出了“官僚制一旦人性化将更有利于科学事业”这样的说法。
李约瑟未接受中国内地通行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他不认为社会发展有固定路线，但至少对中国，路径是原始部落-封建-亚细亚官僚制，从未有过奴隶社会。这见解相当开明。但既已假定中国前1世纪或2世纪以来就领先，奴隶制必定对西方起了坏作用（他也将古埃及服劳役的农民误认为奴隶），遂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奴隶制导致没必要发明机械、从而妨碍应用科学”的旧观点。无论从古代科技史的发现，还是科学革命后没有奴隶制的条件下科学仍难转化为技术长达百年来看，此说都不能成立。
而这一成见却妨碍了李约瑟发展另一个更有价值的想法。第六章里写道：“由于宗族和家族责任占统治地位，中国文明中的人能否被称为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是很让人怀疑的。”《红楼梦》的读者大概都不会反对这判断。但自由人与奴隶相对，既已用奴隶的缺乏来解释早期中国科技的“较大成功”，就不好再用“自由人的不缺乏”解释“早先希腊奇迹的更大成功”了。而汤因比在《希腊精神》里的深刻分析本可供李约瑟借鉴：希腊文明是近代前仅有的“第二代文明”，其突破在于“城邦将个体从家族中解放出来，城邦制在希腊化之初的衰落更彻底地解放了希腊人”。前2世纪中叶这盛宴结束前希腊科学一直突飞猛进。思想左倾的李约瑟低估“希腊老爷”们的自由对科学的价值，本不足为奇，但即使在不无主观成分的科学史领域，思想的束缚仍留下了上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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