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闭幕的中共第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要求，再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之中。俗言有云：了解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探究中国政治生态中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和分析中国古代的朋党现象。上海大学朱子彦教授的新书《中国朋党史》，刚好可以给我们的上述诉求，提供一个合适的阅读指南。
从东汉年间的党锢之祸，到唐代晚期的牛李党争，从北宋时期的新旧党人之争，到晚明时期东林党、复社与阉党之间的斗争，中国古代历史当中，朋党现象纷纷不绝。某种程度上来说，朋党现象既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当中的关键词和重要特征，也是理解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演化的核心线索。然而受制于历史学学科的内部分野，对于朋党现象的研究尽管一直大有人在，但大多以断代史为畛域，治汉史者研究党锢之祸，治宋史者研究新旧党人之争。这种以断代史为界限的研究状况，不仅不能直窥中国古代社会朋党现象的全貌，也很难在理论创新上有重大突破。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朋党史》这样一本以整个中国古代史为论述范围的专门性通史著作的问世，是对于朋党现象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通史著作的广博和综合性，自然非一般断代史著作所能比，然而如果没有问题意识的牵引，这样的通史类著作也很容易写成各个朝代朋党现象的流水账式叙述，缺乏新意。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作者特意在全书正文之前，撰写了一篇名为《朋党的界定和主要特征》的导论。导论长达近80页，占据全书内容的八分之一，对朋党的界定标准、主要特征以及其在中国古代史当中的重要作用，均做了详细的分析与说明。
在作者看来，朋党现象的核心指向，是对于权力的争夺和再分配，而在组织形式上，则受到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宗法制和乡土观念的重大影响，一般以血缘、地缘、师缘等为纽带。尽管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宋人欧阳修《朋党论》的一文，都强调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区分，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但根据作者的研究与分析，用道德标准来评价党争之是非的传统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无论是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还是明末的东林、复社与阉党之争，尽管都被冠以秉承儒家理想的君子型士大夫与奸佞小人之间的斗争，但两者的核心指向，则都是官僚士大夫跟宦官之间争夺朝政主导权的权力斗争，宦官派系当中，并非均是小人;而士大夫派系当中，也很难完全用君子来界定。正如作者所说：“朋党的特征，就是门户之上，党同伐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并无君子与小人之分。”
作者在本书中，不只摆脱了传统道德视角看待党争的窠臼，还针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语)式特点，在朋党之间表面上的政见之争背后，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地缘、血缘脉络。以北宋神宗年间的变法为例，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之间，表面上是变革与守旧之间的政见之争。然而通过作者的研究发现：支持新法的党人，如王安石、吕惠卿、章惇、曾布等，都是南方人;而旧党之中坚，如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都是北方人。由此，新旧两党之争，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南北两大士大夫集团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之争，而围绕变法与否展开的争议，只是他们进行权力、利益争夺的表面诉求而已。这一点，从后来守旧派又分化出洛党、朔党和蜀党就可见一斑。
在一个“差序格局”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之中，任何朋党要想得以聚集，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缘和血缘脉络之外，官僚选拔制度中的亲近关系，也是其依托方式之一。
汉代察举制下的察举者与被察举者之间，隋唐之后科举制下的同门(同一主考官录取的门生)与同年(同一年高中科举的士人)之间，就具备了某种天然的结成党人的可能性。正基于此，在帝制集权到达顶峰时期的清代，针对朋党现象的危害和官僚结党的可能性，出台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包括禁绝宦官干政，实施地域回避、社会关系回避、特定职务回避在内的三大回避制度等。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此严密的防范措施，仍然阻止不了清代的党争愈演愈烈。康熙初年的鳌拜党人、康熙末年的诸皇子夺嫡之争、雍正年间的年羹尧党人等，都发展到了尘嚣日上、严重威胁皇权的程度。甚至上述三大回避制度，到了晚清太平天国起义之后，随着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的崛起，也逐渐流于空文。
朋党现象的屡禁不绝，自然有其深层次的发生机制原因。一方面，在以公开、透明和完备退出机制著称的现代政治制度建立之前，官僚个体如果不借助于结党，就很难在瞬息万变的权力架构当中安身立命;另一方面，官僚之间的结党立派，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有利于最高统治者实施权力平衡，只要某一派别的势力不大到影响皇权的程度，皇帝对于官员之间的结党，并非一概意义上的反对。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组织严密、有着明显政治理念和诉求的政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朋党现象逐渐消寂，然而一旦权力运作机制不完善、不透明、不公开，各种朋党现象的变种，诸如前文所说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就还会应运而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读这本详细探究中国古代朋党现象的《中国朋党史》，内中记述，仍然非常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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