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信》；刘心武 著；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这是当代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散文作品。一箱旧年书信，摊开中国往事。作者刘心武意识到，既要相忘于江湖，也要相忆于江湖。忘记有时是必要的减法，而记忆更多的时候是“从一知万”。他面对的是三十多岁至五十多岁的那段人生。这些书信牵动出其丝丝缕缕五味杂陈的心绪。作者以敏感之心记录了那一代文化精英同气相求、遥遥声援的真诚善念。念念不忘，则必有回响。
记得是在北京天安门对面马路西南角松树下，刚从人民大会堂参加完一个活动，我和一位当时举足轻重的文学评论家站在一起。那是1981年，我们在那里等候公共汽车。我问他看没看过我的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他说看过。我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调子太灰暗了。这已经是我第N次听到“调子灰暗”的批评。评论家见我神情沮丧，就安慰我说：“创作中偶尔走点弯路是难免的，迷途知返就好。”又说：“作家要站在生活之上，而不能自然主义地去表现生活。作家可以刻画小人物，但作品里不能全是小人物，更不能一味地同情小人物，作家应当塑造出先进人物，把读者往光明的方向引导。”他确实语重心长，但我听了却冥顽不化。
事后有人说，正当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被定性为“调子灰暗”的时刻，忽然“半路里杀出一个程咬金”。
1982年《上海文学》第五期，刊发了蒋孔阳的长篇评论《立体的和交叉的——读刘心武〈立体交叉桥〉有感》，对《立体交叉桥》予以充分肯定。
蒋孔阳！这名字于我如雷贯耳。
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十几岁的时候，就是一个文学青年。大约在1958年，我买到一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的基本知识》，就是蒋孔阳写的。改革开放以后，蒋孔阳致力于美学研究，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他从来都只是一个文艺理论家，没有就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写过单篇评论，但是，却忽然写出了这样一篇大文，刊发在具有影响力的《上海文学》上。
那时候我和冯牧之间在文学思维上出现了裂痕，但个人关系还是好的。我去拜访他，他留我吃晚饭，一起喝葡萄酒。提及蒋孔阳的“斜刺里杀出”，他呵呵地笑，感叹：“他以前从不涉足当代作品评论的啊，你这《立交桥》踩了他哪根筋？”我想再进一步深谈，冯牧就回避了。后来我意识到，似乎北京方面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既然占了上风，对上海那边的也就以礼相待，尽量避免龃龉。
我看到蒋孔阳的文章后，非常激动，立即给他写信、寄书，他在1982年5月20日给我回了信。
啊呀！二十几年过去，当时的文学青年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却仍在惶惑中，而素昧平生的蒋孔阳先生，却写来了颇长的信！二十几年前他告诉我“文学的基本知识”，二十几年后他再次启发我如何进入文学真谛。
他的来信如下：
心武同志：
您好。大函和寄来的两本大著，均已收到，谢谢。
我谈尊作的文章，能够很快地得到您的反应，非常高兴。这两天，我重新翻读了您寄来的两个集子，加深了我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立体交叉桥》在您创作的道路上，的确是一个较大的突破。不知您自己认为然否？创作最富有个性，其中得失甘苦，往往只有作者自己最清楚，因此我希望能够知道您自己对《立体交叉桥》的看法。
我很少写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大作是我去年在日本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的。我和我爱人都认为写得好，觉得在我国当前小说创作上是一个突破。但是，回国后，却听不到对大作有任何的反应。我和一些同志谈起来，向他们推荐您的这篇作品，他们也同意写得好，但据说是被认为“调子低沉”的作品，所以未能得到评介。后来我和《上海文学》的编辑同志谈起来，他们鼓励我写一篇评论。我虽然不是搞这方面工作的，但觉得为了给在艺术上作出辛勤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作者，以一些鼓励和安慰，使他能继续向前探索，因此，我不揣冒昧，写了这么一篇东西。由于我对当前小说创作的不够熟悉，以及自己理论水平的限制，我怀疑我是否达到了我的这一目的。
希望今后能够读到您更多更好的作品。
三月底我到广州开会，摔了一跤，至今尚在休养中，因此不多写了，祝
撰安！
蒋孔阳
5月20日
都成如烟往事了。如今谁还会找出我那《立体交叉桥》来读？因此我少不得对阅读到这篇文章的诸君将那小说略作说明。那个中篇小说是写北京普通市民因居住空间狭窄而生发出的人际冲突，特别是心理冲撞。三十年过去，不仅北京，到处还都在上演与居住空间紧密相连的人生戏剧，悲喜正闹依然风风火火，人性也依然是那么深奥诡谲。
蒋孔阳先生在《立体的和交叉的》一文里这样评价我的这个中篇小说：“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的特色，在于把生活写得细，写得深，写得具体和真实，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停留在平面地描写生活，而是把生活立体地加以描写；他没有单线地描写生活，而是把生活交叉起来描写。”他也指出小说“写出了对过去的失望和对将来的向往，但因为着重点是写对于过去的失落，因此，这篇作品的调子的确比较低沉”，但他认为我在小说里对人物心理进行开掘时，几句点睛的“我们要努力冲破灰溜溜，我们要顽强地开辟通向幸福的道路”，就足够是启发读者的光明基调了，不必再去额外地涂抹亮色。
得到蒋孔阳先生来信，我很快回信，半个多月后他又写来信，这封信写得长，足写满三页信纸，不全文引用实在可惜：
心武同志：
五月二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谢谢。你告诉了我很多情况，但一则因为病，二则因为你叫我谈的问题我感到很难谈，所以迟至今天才回信，请谅。
来信中谈的情况，我原来也有一些风闻。一些领导同志批评了你的《立体交叉桥》，认为“调子低沉”；而一些普通青年、工人、干部，却赞扬你的作品，认为写得好。你认为这“都是百家争鸣中的一种好现象”，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自己，也是在这“百家争鸣”中鸣了一下。我到现在还是坚持我原来的看法，也就是认为《立体交叉桥》是一篇难得的好作品。从来信中说的一些情况来看，可能有的同志看了我的评论，会很不以为然，但那也只好由他们去了。我只是作为一个读者，讲了一些应当讲的真心话。
你问我：“所谓‘调子’是一种什么美学标准？”老实说，就我这点水平，实在回答不出。美学书中，似乎也没有“调子”这样一种标准。如果拿音调的高低当成“调子”，那么五八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调子最高，可是，那种高调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六○年的调整和七八年的调整，都讲求实事求是，调子都不高，可是它们都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此，调子的高低，并不等于社会效果的好坏。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大跃进民歌和样板戏，可谓调子高矣，然而无非是一些大话和假话。
文学作品，应当讲求社会效果，但怎样才算有社会效果呢？是像过去的奸臣一样，专门讲些假话，粉饰太平，就有社会效果呢？还是像过去的忠臣一样，讲一点真话，使人们警觉起来，感奋起来，因而“帮着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呢？我认为社会效果，应当是表现在后一点上面。正因为这样，我们提倡现实主义，我们要求文艺立足现实，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从而帮助人们认清现实，共同前进！你的《立体交叉桥》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我觉得好。
收到《读书》杂志，当中有一篇你的大作：《在“新、奇、怪”面前》，我拜读了，觉得很好。从这里，我认识到你对于你的创作，完全是自觉地有理论的认识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你能开掘到旁人所开掘不到的程度。作为一个艺术家，热爱自己的艺术，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艺术一样来创造，这样，你不仅会攀登艺术的高峰，而且会找到真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光明道路！
另邮奉上拙作两本：《德国古典美学》和《美和美的创造》，请指教。尤其是《美和美的创造》一文，更希望能够听到你的意见。
如果你来上海，十分欢迎你到我家做客。如果我到北京去，也一定来看你。
祝
撰安！
蒋孔阳
6月16日
不消说，接到这封信后，我就一直盼望能和蒋孔阳教授见面。
1982年年底蒋孔阳先生来北京开会，他预告我会议结束后会按我提供的地址来我家聚谈，我就痴痴地等着他。我知道蒋先生是四川万县人，我童年在重庆度过，说得一口重庆话，万县口音与重庆接近，我们用家乡话对谈，该是多么有趣啊！但是他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那时候不但绝无手机，就是私人座机也还很少，我家就没有安装上，打电话都是到楼下自行车存车棚设置的公用电话那里，而我又并不掌握蒋先生下榻的宾馆的电话，无法及时与他沟通。
1983年元旦前我接到他从上海写来的信，他告诉我：“昨天从北京归来，捧读所惠大著及来函，真后悔前天晚上（12月21日）没有坚持去看你。我这次是到京参加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规划会议。会议结束，原拟同美学研究所聂振斌同志一道，前往劲松去看你，聂已应约到我住处，但因有的同志认为路远，而且时间已不太早，他们出于好心，劝我以后有机会再去，这次不必去了，就这样，给耽误了一次早日会见你的机会！”
残酷的事实是，我们后来，直到他1999年谢世，始终缘悭一面。我们只是曾经神会于立交桥。我为什么就不能专门去上海一趟，拜见他一次呢？翻阅着发黄发脆的信纸，我痛切地意识到，在流逝的岁月里，由于我的性格弱点，失掉了太多不该失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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