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鸢》是香港新生代作家葛亮的长篇新著，他追溯祖辈身世，叙写家族故事，描写了上个世纪初民国的风雅和动荡，一部以家族史为基础的长篇小说，家族的兴衰、时代的动荡、乱世的情爱无一不备，这也是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当代小说，以虚构形式保存了某些家族的真实信息。请看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的点评。
葛亮的新作《北鸢》虽是一部以家族史为基础的长篇小说，但虚构意义仍然大于史实的钩沉。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这又是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当代小说。小说名之“北鸢”，直接来自曹雪芹的《废艺斋集稿》 中 《男鹞北鸢考工志》篇，更深的一层意思作家已经在自序里说得明白：“这就是大时代，总有一方可容纳华美而落拓的碎裂。”而《考工志》终以残卷而见天日，“管窥之下，是久藏的民间真精神。”暗示这部小说以虚构形式保存了某些家族的真实信息，所谓礼失求诸野。而从一般的意思上来理解，这部小说正好与作者的前一部小说《朱雀》构成对照：“朱雀”的意象是南方，而“北鸢”则是北方，南北呼应；与《朱雀》描写的跨时代的金陵传奇相对照，《北鸢》是一部以家族日常生活细节钩沉为主要笔法的民国史。
这也是典型的《红楼梦》式的写法。真实的历史悼亡被隐去，满腔心事托付给一派假语村言。小说时间是从1926年写起，到1947年止，应该说是以半部民国史为背景。但民国的意象在小说里极为模糊。我之所以要这样来分析小说中的南京/民国意象，是有感于作者自序里的一句话：“这本小说关乎民国。”这是一个含糊的说法，我们究竟是在哪一个层面上理解小说所“关乎”的民国？似乎可以断定，小说的故事时间虽然发生在1926年以后，但作者却无意表现国民党统治的“民国”。小说里几乎没有提到国民政府的事情，甚至连南京被屠城都轻轻一笔带过，马上转入了山东临沂地区人民遭遇的惨案。在描写抗战岁月的篇幅里，作者林林总总地写到地方土匪活动，写到民间自卫武装，写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写到西方教会支持抗战的活动。
作者有意写了两个以自己家族前辈为原型的人物：一个是卢文笙的姨夫、直系军阀石玉璞，原型为直隶军务督办褚玉璞；一个是毛克俞的叔叔，原型为晚年困居江津小城的新文化运动领袖、第一代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这两个人物，一个是明写，一个是暗写。褚玉璞为中心的故事里牵出了张宗昌、刘珍年（小说里为柳珍年）等一系列历史人物，还特意嵌入《秋海棠》里描写的民间野史，成为故事构成的一部分，这个人物在小说里对孟家、卢家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通过昭德这一传奇形象间接地传递了这种影响。陈独秀在小说里没有直接出场，只是通过吴思阅与毛克俞的对话，含含糊糊地暗示了他的存在。但陈独秀的存在仍然是小说里不可忽视的一个精神坐标，毛克俞他们反复说到他“一把硬骨头”，“硬了一辈子”的性格，然而毛克俞一生与政治绝缘，吴思阅最后不知所终，可能都与这位硬骨头“叔叔”的政治遭遇不无关系。褚玉璞死于1929年，陈独秀死于1942年，他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主要在1927年以前。但他们所代表的各不相同的民国政治，与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构成互相对立的力量，形成了多元而复杂的民国政治背景。
小说在这样一个民国的多元背景下，开始了北方城市几个大户人家的兴衰故事。褚玉璞与陈独秀本来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可能发生人生轨迹的交集。偏有作者家族的奇特历史交集了两脉香火，使得风马牛不相及的民国人物，同时或现或隐地寄身于同一个故事里，象征了民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军阀势力延续了旧帝制代表的没落文化传统，又加入江湖草莽的生命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则不断以西学为武器，冲击旧传统和旧文化；这样两股力量的交集和冲撞，促使中国的文化轨道向着现代社会转型。
小说的笔墨重点落在卢氏、孟氏和冯氏家族的纠结和兴衰，通过大家族中两代人生活方式的变迁，敏感地展示了新旧文化冲突对于普通家庭的深刻影响。在某些展示旧文化的场景中，作者以平常的心态写出旧式家庭里老一代人的腐朽生活，在这里，纳妾、缠足、养戏子、勾心斗角等文化陋习，都是以常态的形式制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在另一些场景里，我们看到新文化的因子已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旧家庭，开始影响下一代的年轻人。仁珏秘密参与抗日活动终于牺牲、文笙偷偷走出家庭奔赴战场、仁桢从不自觉地参与抗日活动，到亲身投入进步学生运动等等，这是民国历史的基本走向，也是民国时代新旧文化交替和过渡的基本特征。
然而，如果《北鸢》仅仅是这样来刻画民国时代的特征，那就过于简单了，上世纪30年代巴金的小说里就表现过类似主题。而作者在把握这样一些基本时代走向与特征的前提下，却着重刻画了在新旧交替变化的大时代里，某种具有恒久不变价值的文化因素。这是这部小说最大的看点：它展示了现时代人们对“民国”的一种文化想象。
作者没有把传统文化价值观仅仅落实在亚圣后裔身上，成为一种广陵散绝唱，而是把这种文化精神弥散在整部小说的书写空间。传统文化的因子在北中国的普通人家庭（即普通民间世界），无论贫富贵贱，均有丰富的蕴藏。中国传统做人的道德底线，说起来也是惊天地泣鬼神，在旧传统向新时代过渡期间维系着文化的传承。如果要说真有所谓民国的时代特征，那么，在阶级斗争的学说与实践把传统文化血脉荡涤殆尽之后的今天，人们所怀念的，大约也就是这样一脉文化性格了。
这也是20世纪历尽创伤的中国要中兴复元的“一线生机”。小说取“鸢”为书名，自然是别有寄托。第五章第三节，写毛克俞教学生绘画，卢文笙画了一个大风筝，取名为“命悬一线”，毛克俞说，“放风筝与‘牵一发而动全身’同理，全赖这画中看不见的一条线，才有后来的精彩处。不如就叫‘一线生机’罢。”其实这两个成语意思仿佛，不过是从不同的立场来理解，死与生都维系在这一条看不见的线上。小说里多次写到风筝在抗战中为扶危解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难免是传奇故事，真正的意义还是当下社会的需要，普通人的道德底线维系国家命运民族盛衰，道德底线崩溃，那就是顾炎武忧虑的仁义充塞，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了。故而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匹夫之责，不在危亡之际表现出奋不顾身的自愿送命，而在乎太平岁月里民间世界有所坚持，有所不为，平常时期的君子之道才是真正人心所系的“一线”。回想民国初期，西学东渐，传统文化在扬弃中有所保留，新文化在建设中万象更新； 袁世凯恢复独裁，张勋起兵添乱，为何都陷于失败？这就是民心所向的力量所在。民国这个大风筝之命，全掌握在看不见的“民心”的一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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