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是目前文坛备受瞩目的新生代作家之一。他耗时七年完成的小说《北鸢》（《人民文学》2015年第12期）是继《朱雀》之后又一部极具文学想象力的长篇力作，这也是他“中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小说分别从主人公卢文笙、冯仁桢的成长历程起笔，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波诡云谲的民国历史为经，以襄城商贾世家卢氏与没落士绅家族冯家的联姻为纬，采用工笔细描和泼墨写意相结合的叙述方式，鲜活地呈现出动荡岁月中家族的兴衰、命运的沉浮、爱情的甘苦，不啻为一部民国时期的“清明上河图”。
“鸢”者，风筝也。葛亮对小说题目做过解释：“北鸢”出自曹寅《废艺斋集稿》中的《南鹞北鸢考工志》一册。作者为何对“北鸢”一词情有独钟？我想，除了葛亮天生的“掌故癖”外，文字本身所携带的复义性才是其命名的根源。作为小说中的核心意象，“北鸢”既是推动小说叙述进程的引擎，又是作者传情达意的枢纽。卢文笙与冯仁桢因“鸢”结缘，可谓是“千里姻缘一线牵”。然而，缠绵悱恻的儿女情事却被放置在动荡浇漓的时代风云之中，一场乱世佳人的爱情传奇甫一展开便已注定了“倾城之恋”的悲剧性结局。此外，文本中不断闪现的“风筝”意象，还为小说营造了一种压抑紧张的氛围和困顿惶惑的情绪。葛亮笔下每个人物的命运无不像风筝一般，漂浮无着却又挣脱不得，命若游丝怎奈风吹雨打。那些至强至大者如政客、军阀、商贾、寓公，至雍至雅者似文人、名伶、禅师、艺工，经过一番铁与火的侵蚀之后，都已变得面目全非。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窒息感与“身世浮沉雨打萍”的凄凉感借助风筝意象倾泻而出。
此外，《北鸢》在小说美学及历史情怀上也独树一帜。王德威在《北鸢》序中指出：“当代作家竞以创新突破为能事，葛亮反其道而行之，他遥望父祖辈的风华与沧桑，经营出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叙事风格。”此言不虚。窃以为，葛亮有意识地将民国时期的风物、掌故与现代派叙事技法有机融合在一起，并且在明暗、虚实、动静等艺术辩证法的运用上做到了信马由缰、游刃有余。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北鸢》存在明暗两条叙事线索，明线讲日常起居和儿女情长，暗线则写家族兴颓与历史嬗变，明暗之间隐于不言，又细入无间。例如，家睦夜读《浮生六记》，文笙慨叹“一叶知秋”，以及小湘琴的照片、昭德的梦魇、仁珏与范逸美的拥泣……这些欲言又止的细节，遍布文本角落，着墨不多，却意味深长。晦明变幻的叙事线索牵引出的是一个个虚实相间的民国传奇故事。小说在讲述卢、冯两家日常生活及主人公命运遭际的同时，时常会随情即景，信笔荡开，畅谈一番民国人事风物，大至政经地理、城乡样貌、祭祀庆典，小至服饰、烹调、书画、曲艺，包罗万象，且巨细靡遗。虚拟的人物传奇与具体的历史场景水乳交融，给读者营造出一种如梦似幻的沧桑感。
《北鸢》在叙事视角上亦十分考究。小说虽涉及诸多宏大历史事件，但却始终选取妇女、儿童的视角加以观照。葛亮从家庭内部入手，一方面将笔下人物放置在大的时代格局中反复打量，另一方面又以微观来烛照宏观，借助人物命运来钩沉情感记忆，探幽历史隐秘。这种“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叙事方式，使得历史经验变得亲切可感，触手可及。例如第二章“青衣”一节，仁桢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名伶言秋凰时，不禁感慨：“看过她演的一出《思凡》。台上那个人的光彩，身段与唱腔，美得不可方物。然而此时，立在眼前，却让她意外了。这意外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家常与普通。仁桢甚至注意到，她手袋上的一粒水钻，已经脱落，拖拉下一个很长的线头，于是整个人，似乎也有些黯淡了。”正是这种以小博大、见微知著的叙事方式，将一代名伶雍容华贵中的黯淡颓唐清晰地呈现出来。
随着情节的推进，小说叙事节奏逐渐由静转动，由徐而蹙，语言风格也从温润细腻转变为粗犷坚硬，这种转变呼应着剧烈变动中的时代脉搏。当日常陷入无常，当个体生命遭遇家变国殇，曾经的繁华绮丽注定沦为一片狼藉，曾经的温婉知性也只能渐趋如铁似钢。尤其是在第三章中，卢家人被迫背井离乡，一路上险象环生，如断线远扬的风筝，忽远忽近，漂浮不定。葛亮在这一章中冷眼含暖意，淡笔写浓情，以刚柔并济之笔墨，将鲜活的个体生命在时代变局中催生的恐惧与勇气和盘托出。
整体来看，《北鸢》不仅勾勒出一幅民国社会的生态图景，也书写了中国最为葳蕤丰饶的断代传奇。弘一大师在《晚晴集》中认为：凡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葛亮在小说中多次以书信互文的形式提到“念念”一词，一种沧桑之感由此而生，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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