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英）亚当·斯密 著；郭大力，王亚南 译；商务印书馆
【经典重温】
在西方经济学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国富论》一书可谓是开山之作。英国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在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论》之后，将研究焦点投向国民经济领域，几易其稿后，于1776年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就是《国富论》。1902年，严复首次将此书翻译并引入中国，译名《原富》。
《国富论》一书的写作和出版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前期，斯密的观点体现了他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洞察，更反映了他对当时政治经济体系下国家如何更好地通过政策调节经济系统的思考。也正是在该书出版的1776年，伴随《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颠王国独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开始了悄然变化。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被传播到美国，并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和应用。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从西方经济学的政策实践以及学术研究中看到斯密所述观点的影子。
亚当·斯密在世之时，《国富论》一书曾经发行五版，其中第三版在前两版的基础上改动较大，最终修订的版本共有五篇内容，详细深入地阐述了他关于当时英国经济和国际经济的主要观点。得益于长期对现实经济的观察和思考，斯密能够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路径，并详细探讨了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历史和发展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密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并论述了与此体系相应的国家财政体系。这本书的影响弥深弥远，亚当·斯密也因此被尊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国富论》一书在西方诞生之时，中国正处于清代乾隆时期，亚当·斯密在书中肯定了中国的富裕程度，也指出当时闭关锁国的外贸政策下，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时至今日，距离《国富论》首版已经过去四个甲子，中国经济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持续地繁荣富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亟须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当前的国际学术体系中，充分了解西方经济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前提。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国富论》一书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呢？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这是一本需要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来看的书。如前所述，《国富论》一书的写作和出版正处于英国工业革命前期，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处于欧洲大陆，由于欧洲发达的对外贸易，重商主义学说盛行，但重商主义的思想对于国际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斯密在书中指出了这一点。
其次，尽管斯密的书受制于那个时代，但是书中也不乏很多真知灼见，事实上，《国富论》一书的意义和内容绝不仅限于几乎已成为西方经济学共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一理论；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界内部，对于《国富论》一书也存在许多断章取义，甚至不乏偏见和误解，而若要理解斯密的本义，我们仍需要回到原文，去发现隐藏在书中的真义。甫一开篇，斯密就已澄清他在书中的主旨：“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并指出这可以是本国产品或进口国外的产品。这其实是西方经济学中开放经济模型的雏形。基于这样的认识，斯密详细论述了分工对促进生产力的作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和因分工交换导致的对货币作为一般性等价物的需求，这一逻辑体系其实是指导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理论基础：从扩展产品市场到扩展要素市场到扩展资本市场。斯密在书中构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更是可以作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参考，提示我们经济与政治需要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行全盘考量。斯密充分肯定了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他对于国家财政的论述，其实可以视为后来西方经济学中财政学理论的雏形。
《国富论》的积极意义远不止如此，他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详细论述了人类社会赖以维系与和谐发展的基础——道德；这一认知在《国富论》一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书中，斯密多次肯定勤劳、节俭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这些观点与后来西方经济学中毫无原则的鼓励消费的理论相悖，却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勤俭节约”的美德传统不谋而合，与中国自古秉持的“德本财末”的经济思想相互印证。
此外，如果将斯密书中的观点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中的论述相互比较，就会发现，在早于斯密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经典中，就已有关于市场和经济的精妙论述。例如，斯密在书中花费大量笔墨试图论述商品价格，但仍然难究其意，而在《管子》中，早有“贵贱无常，时使物然”的叙述，简简单单八个字，尽释其意。事实上，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实践、经济数据资料和经济学论述，也有过辉煌的经济发展历史，若能中西合璧，相互观照地进行阅读，既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经典的经济学，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济民”意义之下的“经济学”。若能以此为契机，恢复我们中华文化的“经济传统”，那必将书写另一场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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