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以二里头为“大都无城”之首呢？我觉得二里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但它是整个中国古代史向前发展的一个巨变和质变。宏观上看来，整个中国古代史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第一大阶段可以叫无中心的多元。著名的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非常形象地叫它“满天星斗”，也就是说在最早期根本没有中国可言的，整个东亚大陆都没有一个核心文化，都是满天星斗。比如我们熟知的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等等，都是区域性文化，都是满天星斗中比较亮的星，它们之间是互不统属的，没有核心可言的。这个非常好理解，当时广袤的东亚大陆跟现在的欧洲的面积差不多，当时的国际局势跟现在欧洲也差不多，根本没有一个大的政体、大的国家，而是各自为政。这是第一阶段，无中心的多元，我把它界定为二里头之前，就是整个几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一直到二里头之前。（第二阶段）从二里头开始，从无中心的多元进入有中心的多元，那就是从所谓邦国时期，万国林立、万邦林立，“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或者万邦，从没有中心到有中心的多元，在邦国里面有一个国上之国，我叫它广域王权国家——广大地域的王权国家。一个盟主出来了，一个大的政治实体出来了。这样的政治实体就是一个邦主和盟主，是国上之国，不像秦汉帝国郡县制一统到底，所以它尽管有核心了，但还是多元的。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月明星稀，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明月出来了，其它星星不是没有了，而是相对黯淡无光。这是王国时期，如果按照传统文献说，就是夏商西周时期。
第三个时期，帝国。从无中心的多元、有中心的多元到一元、一体、一统，整个一个大的政治实体，被称为帝国的、郡县制的、一统到底的中央集权出现，至此结束了封建时代。我们现在一般公众的话语系统还说到近代封建社会才终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封建就是封邦，如果在中国有的话就是西周王朝的封邦建国，然后随着礼崩乐坏，秦汉一统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国家出现，进入后封建时代，这个几乎在学界已经形成共识，一般情况下教科书是偏于滞后的。
再说到二里头，我们说三段两大节点，二里头就是第一大节点。如果说以前的“满天星斗”时代是无中心的多元，我们看到的是城址林立。我们就找到了一个规律，凡是战乱频仍的时代就是筑城以自守，都有土围子，因为越乱越得自保，那时候的城址就多。一旦有比较强盛的王权出现，社会趋于安定，这种情况下“城”反而少了。从战乱频仍的龙山时代城址林立，进入二里头时代，“城”的土围子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二里头时代的有些中心聚落变成环壕了，我们知道挖壕沟要比筑城墙要简单一些，所以说已经不太注重对外防御。尽管不太注重对外防御，但是都邑和中心聚落的内部的功能分区强化了，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二里头作为当时（公元前第两千纪的前半叶）东亚大陆最大的王朝都城居然根本没有城墙。今年是二里头遗址发掘第57个年头，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二里头外郭城的城墙，给人感觉由于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那么它是不是以它所在的洛阳盆地周围的嵩山山脉和邙山山脉圈围盆地，以这个为大郭，那才有宏大的气势，这是真正的王国气象，完全有可能。到了汉晋时期叫汉晋八关，最著名的函谷关、虎牢关都是著名的关口，是像外郭城一样围起来的丰腴的土地。洛阳盆地比较适合居住的中心区域也就是1300平方公里，并不大，但是在2000年里面有1500多年13个王朝在这儿建都，这在世界文明史和世界都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非常有意思。而13个王朝之首，最早的就是二里头。二里头一下子就出来，就是“大都无城”，开启了今后1000多年“大都无城”的时代。
我这个说法成不成立，我们就得找例外，这本小书里面浓墨重彩讲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面两个阶段的例外。第一个是二里头之后的二里岗时代。我们以前熟知的是商代前期，比殷墟早，一般说200年，实际后来的小双桥就没有城墙了，郑州商城作为二里岗时代的主要都城，紧接着二里头作为主要都城的郑州商城就是150年的时间，这150年又是城、郭齐备，军事色彩非常浓厚，大的主都以外已经发现了好几个军事战略据点性质的或者军事重镇性的城址，几乎是郑州商城这个主都的COPY，最远已经到了武汉，长江中游，像中条山脉、黄河边上的垣曲商城都有，这些据点旁边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矿山所在。张光直先生曾经提过一个假说，中国最早的王朝向外扩张的动因是什么？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它对当时关涉国家命脉的，用于制造青铜的铜、锡、铅这些原料的掠夺和占有，为了这个它向外用兵，使得文明圈被扩大。现在看来还是比较在理的。这些军事据点又不仅仅是军事的，军事为了什么？为了政治和经济，要保卫这些采矿的，比如采铜做成铜锭装船水陆运到都城，在都城制造成青铜礼器。而礼乐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核心所在，那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个是礼器，一个是兵器，兵器本身也是礼器，比如二里头时期的兵器都不是实用器，应该是仪仗兵器，也是一种礼器。礼容器和礼兵器，比如水杯就是容器，礼容器中最大的、最重要的容器是酒器。中国古代酒文化、酒器是中国三代青铜文明一个最核心的标志。这样就感觉二里岗时代的政体跟二里头不大一样，跟殷墟也不大一样。首先城、郭兼备，二里头“大都无城”、殷墟“大都无城”，殷墟以后二百多年的西周王朝完全“大都无城”，所以殷墟开启了五百年“大都无城”的时代。二里岗政权跟它们都不一样，所以有美国学者提出了二里岗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帝国，它向外扩张得非常厉害。实际上可备一说。什么是帝国？首先得做概念界定，现在一说秦汉那样的叫帝国，但是他们做了比较，比如说两河流域的乌鲁克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还有中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这几个比较早的文明都是强力向外做军事扩张，这种强权，跟二里头不一样。我一直讲二里头的向外扩张给人感觉有点像现在说的软实力，二里头不是军事上的强力扩张，而是各地都以它为高、为大、为上，这样的模仿使得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外扩张，这种模仿跟风导致文明扩散。就像我们现在吃肯德基、麦当劳，穿西服一样，导致西方文明的扩散，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而二里岗文明给人感觉就不一样，而恰恰是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面城、郭齐备，说明我们所关注的都城的形态跟社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它有强烈的军事性，有帝国这种感觉，它才有这样的城郭形态，一百多年以后到了殷墟又恢复到二里头那样有宫殿区、宫城，周围是松散的郭区，聚族而居。西周延续了这种风格，所以说二里岗以后有五百多年“大都无城”。
第二个例外，大家都知道是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还有好几个都城没有外郭城，就是“大都无城”的余绪，我专门有一篇论文，论及500多年“大都无城”到春秋时期还延续。比如大家最熟知的洛阳东周王城。当时尽管家道中衰，但不管怎样，名义上还是周王，那是春秋时期。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发现春秋时期的城，洛阳东周王城那个城是战国时期建的。再比如说，非常著名的晋国都城新田，在山西侯马，没有外郭城，就是一个公城。那时候还没有王，战国时期才有王，城内有晋公的宫城，还有几个大夫城，后来才有韩赵魏把晋国给分了，三家分晋嘛。特别著名楚国的荆州纪南城，春秋时期没有城墙，城墙是战国的。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比如秦国的雍城也没有（城墙），也就是说那时候“大都无城”的风格还在延续，但是已经开始有城了。因为中国历史到这400-500年时间太惨烈，战争太惨烈，时间太长，导致后来整个中国历史都有一个大的转型，我们说它偶然中也蕴含着必然。
战国时期200多年是真的无邑不城。还有一个重大特征是，如果说以前城、郭齐备，基本是内城外郭像回字形，一般贵族统治者居住的地方一般居中，两圈相套，我们说“大都无城”中间是宫城，外面没有外郭城，但起码是郭区，是围绕着宫城以它为中心的。春秋时期还是内城外郭，到了战国时期凡是新建的都城统统都建在边上，甚至就是外边。以前有过的，专门把这个宫城迁到了外面来，最著名的东方大国齐国都城——临淄，春秋时期的宫城应该是在中心部位，战国时期专门迁到大城的西南角。我们看邯郸，这是战国时期才筑的城，干脆连都不连，就在平民住的大郭（的地方）还隔了一段距离，再建宫城。无一例外。曲阜鲁国故城大家一般认为从西周开始就是回字形，经我本人研究西周时期根本没有城，西周时期“大都无城”，春秋时期有城，可能在中间，现在还没有确认，战国时期又是在城的西南部，整个割取了城的西南部大约1/4作为宫城，完全一致。整个城市规划从“内城外郭”变为“城郭并立”，可以比较简单地把后者称为两城制或者双城制，只见于战国，因为打得太惨烈、太惨烈了。而且为什么把这个宫城从中间移到边上来？国人跟贵族、公族的矛盾尖锐，我的年轻同事梳理刚才讲的临淄齐都城的时候，发现向着郭城的那面城墙比向外的还要厚，就说明那个时候除了各国之间的国际关系紧张之外，各国的内部，所谓阶级矛盾比较紧张，导致两边都紧张。大家知道礼崩乐坏，春秋时期宋襄公比较迂腐，对方部队过来了，渡河渡了一半，人家劝他进攻，他认为还不应该进攻，要堂堂正正地做人，是礼仪性的。春秋时期的战争一般一天就了结，几乎是一次性，退避三舍，不往前追，差不多就行了。大家想一想，一到了战国就是以消灭敌国的有生力量，男性成员为目的。长平之战，秦国坑杀赵国将士有没有40万不好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已经完全白热化，完全没有任何礼仪可讲了，后来的帝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起来的。
我们看，这样就是两个例外，一个150年，一个500多年，加一起700年，1900多年的时间里面只有700年是城、郭齐备的，此外完全“大都无城”。好多朋友一看书名，这个挺酷，有点标题党，是这么回事吗？是不是许老师标新立异，吸引人眼球？咱们完全用考古材料来说话。我前面有一个大表，给你一一列出各个朝代的存续时间，它属于有城的还是没城的，这1900多年里面只有700年例外，其它那些统统都是“大都无城”，这是有扎实的考古学依据的，不是以前的学者完全没有提到过，但是跟我的博士论文一样，都是从一个局部稍微点到过，没有这么明确而已。
讲到这儿，我说这几本书出来，尤其是《大都无城》的责编把我的话放到了封底上，特别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要扎扎实实地梳理材料，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问题。在学术问题上没有权威可言，一切都应该服从于历史的真实，当然我对历史真实的看法是偏悲观的。在《何以中国》的封底，第一版，小编也把我的一句话放到封底上：“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然怀着最大限度迫近历史真实的执着”，作为一个学者就是这样。而且我们不知道的、说不清楚的还很多，我们考古人的工作像侦探、像翻译，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废墟，留给我们的、我们能够发掘的、能够整理出来让大家知道的都是里面极其细碎的那些东西。如果你问一位学者，他说（有些问题）还不知道的话，那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本人就是其中一员；如果有学者，你问什么他都答得清清楚楚，复原的细节说得明明白白，你就要打一个问号，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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