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代文学巨匠茅盾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也是茅盾进商务印书馆一百周年。
茅盾1916年8月28日进商务印书馆后不久，在宿舍看到新出版的《辞源》，突然冒出给张元济先生写信的念头，当即挥笔，在肯定这部词典开风气之先的同时,也指陈其中的不足。也许因当时商务印书馆职场风气还算清朗，学术气息较浓厚的缘故，此后，茅盾的工作岗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离开“函授学社”的改卷工作，去跟随孙毓修先生合作译书。换言之，让孙毓修先生带这位在张元济、高梦旦等领导眼中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商务印书馆有意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茅盾这位年轻人。
这一年，茅盾二十岁。
初识师傅孙毓修
在二十岁的茅盾眼中，“孙毓修先生年约五十多岁，瘦长个子，有点名士派头。他是前清末年就在商务编译所任职，是个高级编译。他似乎又有点自卑感。”
其实，在无锡土生土长的孙毓修先生的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他生于1871年，比茅盾大二十五岁，与茅盾第一次见面时，才四十五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估计让年轻人看去，孙毓修已相当老了。孙毓修二十四岁时考取秀才，后又进了著名的江阴南菁书院学习。1896年，孙毓修二十六岁那年考取补廪生，同时，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他以二十七岁的年纪开始学习英语。
1907年，孙毓修以一篇《地理读本叙言》获得张元济先生的青睐。张元济1907年3月20日给推荐人沈缦云写信，诉说对孙毓修这样的人才的渴望，信中说：“昨由敝馆总理夏瑞翁交一孙君毓修《地理读本叙言》十面，云系阁下介绍，愿来本馆襄办编译事宜。当与同人展读一过，至为钦佩。孙君现居何处？年岁几何？曾在何处学堂肄习英国文字？抑曾留学外洋？敝处极愿延聘。每月约需修脯几何？能否来沪每日到敝所办事？统祈示知，以便酌定，再行奉复。孙君如在沪上，并祈开示地址为荷。再敝所预备膳宿，不过商业性质，多所简略，合并奉闻！”可见张元济对孙毓修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求贤若渴！
后来，孙毓修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身兼国文部和英文部两个部门的有关工作，月薪由张元济定为一百元。因此，孙毓修先生是作为急需人才被张元济延揽进商务印书馆的。据说，孙毓修先生进商务印书馆后出版的第一本译著《欧巴罗洲》，要赠送的第一个人，就是张元济！孙毓修借以感谢张先生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后来，孙毓修主编“童话”丛书，先后出版两集，一百种左右，其中有《无猫国》等。1911年，孙毓修开始主编《少年杂志》，直到1914年止。由于孙毓修精通版本目录学，所以当时商务印书馆又将编译所的图书室涵芬楼交由他兼管，可见孙毓修深得张元济先生倚重。也许是孙毓修先生的学术水平正合商务当局需要的缘故，渐渐地，孙毓修在编译所内成为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日常的编译工作由孙先生自己选择，自由度较大，有点类似于今天的个人工作室的性质。商务印书馆张元济、高梦旦派茅盾给孙毓修当助手，有加强和支持之意。据说，商务印书馆当局还有意让孙毓修从译书中腾出手来，专注古籍整理。
当时茅盾虽然不认识孙毓修，但是，在编译所工作一个多月，也多少知道一些孙毓修的情况，知道他在中国童话史上的地位，认为孙毓修编写的《无猫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评价极高。还有，茅盾念小学时得到的奖品，也是孙毓修先生的童话书《无猫国》与《大拇指》，因为当时茅盾已经在读《西游记》《三国演义》，便将这些童话书送给自己的弟弟沈德济（泽民）了。但是，茅盾与本来已是同事的孙毓修先生的初次交谈，双方都有心理障碍似的，二十岁的茅盾带着陌生和仰视的心态与之交谈聆听指教；而孙毓修先生则多少带点居高临下的长辈心态与之交流。因此，事过六十年后，茅盾依然清晰地记得两人初次见面时的情景：
他不问我对翻译感兴趣否，也不谈合译什么，却自我介绍道：“我是版本目录学家，专门为涵芬楼（编译所的图书馆）鉴别版本真伪，收购真正善本。有暇，也译点书。有一部书，我译了三四章，懒得再译了，梦旦先生说的合译，就指这个。”我说：“是什么书？莎士比亚的戏曲？还是……”孙毓修插口道：“不是，你看。”他从书桌上杂乱的木版书中找出一本英文书，我一看是卡本脱（他译音为谦本图）的《人如何得衣》。孙又从抽屉找出一束稿纸，是他译的该书前三章。他说他的译笔与众不同，不知道我以为如何？我把他译的那几章看了一下，原来他所谓“与众不同”者是译文的骈体色彩很显著；我又对照英文原本抽阅几段，原来他是“意译”的，如果把他的译作同林琴南的比较，则林译较好者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不失原文的面目，而孙译则不能这样说……我想了一会就说：“老先生的文笔别具风格，我勉力续貂，能不能用，还得老先生决定。”孙毓修自负地笑道：“试译一章看罢。”我重读了孙老先生“译述”的前三章原稿，就用他的意译方法，并摹仿其风格，以三四天时间译出一章。当我把原稿交给孙时，他带点轻视的意味说一句：“真快。毕竟年轻人精力充沛。”可是他看完了原稿后笑道：“真亏你，骤看时仿佛出于一人手笔。”我说：“惭愧。还得请你斧削。”
他又自负地点了点头。可是执笔沉吟半晌，只改了二三处几个字，把原稿还给我，就说：“你再译几章，会更熟练些。”我问他：“不跟原书校勘一下么？也许我有译错之处。”他摇头道：“本馆所出的译本，向来不对校原作，只要中文好，就付印。”这真使我大吃一惊。
……
一个半月以后，全书译完，孙老先生这才匆匆读了一遍，很得意地说：“我看可以。”就把全稿（包括自己译的）交给高梦旦，高也不看译稿，听了孙的低声细语以后，点头说：“你斟酌着办罢。”孙老先生回来对我说：“立即要付排。可是——版权页上用你我合译或是你译我校，何者合适呢？”我猜想他是比较喜欢用“沈德鸿译，孙毓修校”的，但我干脆对他说：“只用你一人的名字就好！”他料不到我不想在版权页上露面，又惊又喜地回答道：“好，就这样办。”我表示同意，心里却想，这不是什么文学名著，译者署名，可以沾点光。
这节绘声绘色的回忆，把茅盾初次与孙毓修先生打交道的情景，活龙活现地再现出来。其实，年轻的茅盾此时还不了解孙毓修先生不幸的家庭背景和生活，语言间带些调侃。
交往日深渐融洽
孙毓修先生于1889年十九岁那年与张氏结婚，生有六子二女，最后只剩儿子孙贵定一人，余皆夭折。其中最让孙毓修刻骨铭心一辈子的，是他心爱的女儿贵度的去世。贵度和茅盾同年，十分聪慧和懂事，给孙先生带来极大的欣慰和快乐。但是，贵度姑娘在十五岁那年因病去世，中年丧女，给孙毓修打击很大。女儿去世不到一年，即1911年夏，夫人张氏因痛失爱女而体伤，也撒手西去，给孙毓修先生又一次沉重打击。
1913年，孙毓修回无锡故里散心，顺便参观已故妻子的姑母张浣芬办的荣氏女塾，认识了后来的夫人顾氏。而儿子孙贵定在这一年从南洋公学毕业，赴英国留学。所以，孙毓修虽然在商务印书馆收入不菲，但支出不小。茅盾进商务印书馆并协助孙毓修时，贵定已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心理学学士和文艺科硕士学位，秋天考入该校教育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自然，在这样的家事和生活背景里，生活的重担已将孙毓修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商务印书馆又派比他儿子还小的茅盾来协助他，孙毓修自然不把茅盾这个年轻人放在眼里，言语间有些傲气和名士派头，还是合乎情理的。同时，孙毓修近年家庭连遭变故，估计对商务中的人事关系无心关注，对茅盾这样的新进员工，只知是张元济先生直接安排的，还想当然地以为与张元济有点沾亲带故。
而此时的茅盾心气也不低，在他看来，这位老先生——其实当时只有四十五岁，对他的傲慢态度让他有点郁闷。因此，当译完《人如何得衣》后，为表谦虚，向孙毓修表白，不想在版权页留名。但恰恰因为这一点，正好与孙毓修的想法和看人标准一致——孙毓修并非认为茅盾不在版权页署名就好，而是觉得张元济派来的这个年轻助手谦虚、可造。
孙毓修觉得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小的桐乡人沈德鸿“懂事”，而年轻人沈德鸿觉得这个老先生有点迂。这就是互不了解的两人开始接触时的真实想法。
随着交往的深入，一老一小开始渐渐融洽起来。但是，孙毓修对茅盾这个桐乡人刮目相看，是一次偶然一瞥，发现茅盾在看《困学纪闻》，让国学底子深厚的孙毓修大吃一惊！《困学纪闻》是南宋学者王应麟（1223-1296）的一部著作，王应麟是个奇才，也是影响最大的《三字经》的作者，宁波鄞县人，九岁通晓《六经》，南宋淳佑元年中进士后仍发愤读书，后官至国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兼侍读，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等。在仕途上，王应麟与丁大全、贾似道、留梦炎等权臣不合，最终辞归故里。宋亡后，王应麟闭门著述以终。他涉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著有《困学纪闻》《玉海》《通鉴答问》《深宁集》《诗地理考》《三字经》等。其中，《困学纪闻》考订精详为后世所推崇，《三字经》流传甚广。对《困学纪闻》这类著作，眼前貌不惊人的年轻人正在阅读，让孙毓修吃惊不小。因此，两人面对面坐着，因这部书，开始有了译书之外的交流。据茅盾回忆：
在这段时间内，我有闲暇继续阅读《困学纪闻》。孙老先生看见了，大为惊异，说：“你喜欢考据之学。”我回答：“谈不上考据之学。我是个‘杂’家而已。”孙更惊异，问我读过些什么书。我答道：“我从中学到北京大学，耳所熟闻者是‘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涉猎所及有十三经注疏、先秦诸子、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昭明文选》《资治通鉴》。《昭明文选》曾通读两遍。至于《九通》，二十四史中其他各史，历代名家诗文集，只是偶然抽阅其中若干章段而已。”孙又问：“你不过二十岁，哪有时间看这些书？你在中学和大学的中文教员是什么人？”我回答：“其中有章太炎的同学和弟子，说出来，你也不熟悉。不过，我这些‘杂’学，不尽来自学校，也来自家庭。”孙恍然大悟道：“怪不得人家说你是张总经理的亲戚，张菊老是海盐名门望族。”我说不是，而且与总经理从无一面之缘，即如我的介绍人卢表叔与总经理也素不相识。
孙似疑似信，又问：“令亲是何出身？”我答：“孝廉公，清末壬寅科乡试中式第九名。”孙问：“令表叔大概有五十多岁罢？”我说：“还不到四十。”孙太息道：“我半世从事试帖，只青一衿而已。”又问：“尊大人是何出身？”我答：“我十岁丧父。”孙又问：“刚才你说家庭教育，想来是祖父。”我答：“不是，是家慈。”孙默然不再问了。我猜想他断定我是名门望族子弟；否则，我的母亲怎么会通晓文史呢。
现在我要盘问他的底细了。此时他的名士派头收敛了，说他曾在南菁书院（清末科举未废前江阴有名的书院）中攻研八股制艺，后来从美国教堂的一个牧师学英文，半路出家，底子有限；从缪艺风学版本目录之学也只是六七年前的事。
后生可畏获青睐
这次相互交流之后，孙毓修觉得后生可畏而格外青睐茅盾，茅盾则对孙毓修多了一些了解和敬意，常以师傅之礼相待。
因为有了第一次深谈，茅盾有什么事也就直接与孙毓修说。1916年底，茅盾接到财务室通知，从1917年元月起，每月薪水三十元，等于每月加了六元。孙毓修听说，便愤然为茅盾抱不平，说，你五个月翻译两本半书，人家一年译一本的，月薪六七十元，他们欺侮你年纪小，我去为你说说。后来，茅盾制止了他。孙毓修还取瑟而歌，借此发牢骚，认为那些终日无所事事者，却拿百元以上高薪，无非后台有人。
其实，孙毓修的牢骚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事实。据说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邝富灼推荐美国人哈格罗夫到编译所，聘期一年，半日工作，月薪两百元。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十多年的孙毓修天天上班，也就是百余元的月薪，而且此时商务当局还在背后认为他的工作量太少，效率不高。据张元济1916年12月的日记记载，“孙星如功课太少，应每月督催。”星如，是孙先生的字。为此，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还专门找孙毓修谈了一次话。当高梦旦与孙毓修谈话后，德高望重的孙毓修面子上有点挂不住，所以发一点牢骚，也属正常。
牢骚发完后，孙毓修问茅盾，来年除了看《食》《住》三校外，还有什么想法？茅盾表示，可以编童话，或少年丛书。然而，孙毓修却说，要编一本开风气的书，编“中国寓言”。孙先生又说：“编这部书，必须要对古书有研究的人。德鸿，你正合适。”可见，孙毓修对茅盾了解后，也在努力发掘茅盾的潜能，发挥茅盾的才能。后来，收集寓言材料时，茅盾不想收《百喻经》材料，但孙毓修先生要收。茅盾解释说，这是印度寓言，不宜作中国寓言材料，“将来应另出外篇。”孙毓修听后，觉得有道理，也就同意茅盾的想法。
其实，茅盾的想法是有道理的。《百喻经》是一部佛教文学作品，全名叫《百句譬喻经》，简称《百喻经》，是古印度僧伽斯那著，南朝齐求那毗地译。内容是通过故事宣传佛教思想。所以，将它作为中国寓言的材料，自然是不合适的。
半年后，茅盾终于将这部孙毓修要开风气的《中国寓言初编》编妥，交给孙毓修审阅。孙用半个月时间，专门为这部开风气的《中国寓言初编》写了千把字的序，表达自己对中国寓言源流的认识。对孙先生的这个序，年轻的茅盾并不认可，认为有点不伦不类，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引用这个序，并表达自己对这个序的想法，认为寓、喻不分。
然而，让茅盾没有想到的是，这部《中国寓言初编》于1917年10月出版后，竟然大受读者欢迎！一年之内，已出了第三版。所以，平心而论，这位南菁书院习八股出身的孙毓修先生，对出版选题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眼光的。
创作始于
编童话
从某种意义上讲，茅盾的文学创作，是从编写童话开始的。而他编写童话的机缘，是与孙毓修这位“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有很大关系。
茅盾在主编《小说月报》之前，编写了大量童话作品：《大槐国》《负骨报恩》《狮螺访猪》《狮受蚊欺》《傲狐辱蟹》《学由瓜得》《风雪云》《千匹绢》《和平会议》《蜂蜗之争》《鸡鳖之争》《金盏花与松树》《以镜为鉴》《寻快乐》《驴大哥》等，都是1918年在孙毓修的指导安排下或编或著出版发表的。次年，还有《书呆子》《树中饿》《牧羊郎官》《一段麻》《海斯交运》《金龟》等。据说，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童话，非常认真，孙毓修每写成一篇，都要请编译所国文部长高梦旦过目。而高梦旦则将稿子带回家，先召集儿女们演讲，孩子们听后乐了，高才自己读。如果孩子们不喜欢，或听不懂，高就动手修改，直至孩子们满意为止。由此可见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人对儿童精神食粮质量的高度重视。
茅盾在孙毓修先生身边，耳濡目染，兴趣很浓，也很努力，1918年至1919年编著童话达十六种。后来，因岗位再次变化，才慢慢少起来，1920年只有一种。这是因为“五四运动”兴起后，青年茅盾的兴趣已经转到社会问题、妇女问题了。
同时，孙毓修的精力也从童话编著转移到古籍收集整理。据说，当年要在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书中发表作品，也并非易事，即使是商务同事也是如此。商务印书馆老人谢寿长回忆：“有一次，我见高（梦旦）的本家高真常写了几篇童话，经高交给孙毓修，不久出版，获得稿酬数十元，很是羡慕。因此，也于业余从西文书上译了一篇，交给高梦旦，高即放在案头，隔了好久，没有下文。我有些耐不住了，一天下午下班时，高正准备回家，我赶忙冒昧询高上次那篇东西怎样了？高听了即从案头将那件文稿检出，重新坐下来从头到尾细看了一遍，遇有文句不妥顺处，用笔勾出作一标记。阅毕对我说：‘明天让我交给孙先生好了。’这一来，足足花了他半个小时工夫……”这样，孙毓修才录用谢寿长编的那篇童话。
孙毓修对中国童话事业的贡献，直到茅盾晚年，他仍难以忘怀，曾在多个场合提到，希望能重印孙毓修编辑的童话作品。因此，如果茅盾没有机会在孙毓修这个中国童话开山祖师身边工作的条件，恐怕就不会有编著童话的机会；而没有这个机会，茅盾就不会写出这么多文采斐然、童趣盎然的童话。同样，茅盾的文学世界就会天缺一角，对中国童话的感情，茅盾也就不会这么深。茅盾晚年时曾深情地讲到：
儿童文学最难写。试看自古至今，全世界有名的作家有多少，其中儿童文学作家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
儿童文学又最重要。现在感到适合于儿童的文学性读物还是很少。七十年前，商务印书馆编译的童话如《无猫国》之类，大概有百种之多，这中间五花八门，难道都不适合于我们这时代的儿童么？何不审核一下，也许还有可以翻印的材料。
茅盾上述这段话，既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儿童文学难写，也有对当年孙毓修先生主编“童话”丛书的肯定和怀有很深的感情，虽隔七十年，依然无法忘怀。
1979年，晚年的茅盾多次就儿童文学作品创作发表意见，而每次意见的发表，常常勾起这位八十三岁老作家对年轻时和孙毓修一起编写童话往事的回忆。在《少儿文学的春天到来了》一文中，他建议：“希腊罗马神话，北欧神话，有许多可以写瑰奇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品。庄子，列子、中国神话、中国寓言、百喻经（即印度的寓言），其中都有可以改写为少年儿童文学的材料。”显然，当年编写童话的情景常常浮现在这位老人脑际，年轻时认为《百喻经》只能作为《中国寓言》外编的想法，七十多年后的茅盾依然记得并认为可以作为少儿文学材料。茅盾在回忆录中还讲到，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他仍在随孙毓修整理、编译童话，同时也为其他刊物杂志写稿。他记得孙毓修编写的《玄奘》内容翔实，深入浅出，“既宜于少年阅读，也使成年人增加历史知识。”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
孙毓修先生去世得早，后来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他生前不会想到，他在商务印书馆兢兢业业为中国儿童创造健康的精神食粮的贡献，事隔六七十年，由当年青年助手、桐乡沈德鸿重新唤起人们的记忆，称孙毓修先生为“中国编辑儿童文学读物的第一人”。
随师赴宁因《四部》
在茅盾商务印书馆生涯里，还有一件与孙毓修密切合作、为孙先生当好助手的事，就是1919年去南京江南图书馆为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选书抄写书目。《四部丛刊》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古籍丛书，从1919年开始出书，1923年印成，集经、史、子、集三百二十三种，八千五百四十八卷，用六开纸印，线装订成一千一百册。
关于影印《四部丛刊》的起因，茅盾回忆录有一个粗线条的回忆：
商务印书馆当权者此时却也为一件大事而发生争论。这件大事便是《四部丛刊》的性质究该如何？当权者的一派主张《四部丛刊》应尽量采用宋、元、明的刊本而精工影印。这一派可称为“善本派”，也有人讥讽地称之为“制造假古董者”。另一派主张注重实用，例如《庄子》，便应采用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或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墨子》就应采用孙诒让的《墨子闲诂》等。这是“实用派”。据说两派争论了五六个月，最后还是“善本派”得胜。“善本派”就他们同馆外人接触而得的印象，举出这样一个理由：《四部丛刊》的购置者将是附庸风雅的大腹贾、军阀，地主阶级的书香人家，少数几个大学图书馆（那时公立图书馆寥寥可数）。至于真正做学问的寒士是买不起的，他们所需要的如《庄子集释》之类，通行本很多，早已买了木刻原版，不会再来买铅印本（实用派主张《四部丛刊》用铅字排印）。何况倘用铅印，合格的校对人员很难找（编译所中只有编辑《辞源》的一班人可以胜任），即使找到，薪水必高，则《四部丛刊》的成本也将随之增高，也会影响销路。如果影印善本，估计可销一千，那就已有盈利。这一笔经济账，使“实用派”哑口无言，因为“实用派”也不能不打经济算盘。后来中华书局所出的《四部备要》，实即商务所不采取的“实用派”的办法。
茅盾的记忆大体不错，但实际上，商务当局尤其张元济对此事十分重视，甚至亲自推进，所以《孙毓修评传》作者柳和城先生认为，《四部丛刊》的“策划人与‘总主编’都是张元济，孙毓修是名副其实的‘副主编’”。这个说法是准确的，而且“建议”由来已久——据柳和城研究，《四部丛刊》的前期准备工作在1914年启动。1915年下半年，商务印书馆曾在其刊物刊登出版《四部举要》的广告。《四部丛刊》最早称为《四部举要》。当1919年茅盾参与《四部丛刊》工作时，孙毓修和张元济等已作了许多年准备。
1919年1月2日，商务印书馆当局正式研究决定，请孙毓修去南京图书馆查阅旧书。张元济在日记中载：“商定请星如赴南京图书馆查阅旧书。”次日，他又记下：“商定，请星如先赴南京图书馆，选定可印之书，作《四部举要》之用。”茅盾记得：
这样决定以后，孙毓修可就大忙了。当时的版本目录家一致认为已知的宋、元、明刊的善本，其属于湖州陆氏皕宋楼的早已为日本人收买了去；属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的，则尚待托人和瞿氏情商借印。（当时估计此事不能急，因为收藏家如果把善本借给商务影印，则他所藏原本的身价会相应缩小。这些收藏家都是有钱的，若要借印，必得有人情，不能光用钱；瞿氏谅也如此。）只有杭州丁丙（松生）的十万卷楼藏书现归江南图书馆所有，商务当局和当时雄踞南京的军阀素有往来，至于江南图书馆馆长，送他一些干股，他一定欣然愿意于效劳。这条路马上就可以走。商务当局办事一向不许浪费时间，方针既定，一面叫南京分馆经理先向南京军阀的亲信幕僚打招呼，也和江南图书馆馆长联络；一面派孙毓修专程到南京，查核南京图书馆所藏丁氏十万卷楼善本究竟有多少是够条件的“善”本？因为宋、元、明刊本中也常有不够条件的。孙毓修要带个人同去，指名要我。于是我的“打杂”工作又多一个方面。
据记载，孙毓修去南京江南图书馆为选书和摄影等事宜，去了四次。其中两次是带着茅盾前往的。茅盾在回忆录中说：
我和孙毓修于本年七八月之间到了南京。南京分馆经理事先已安排我们住在龙蟠里江南图书馆的客房内，还派了个厨子专管我二人的伙食，肴馔十分精美丰富。孙毓修每餐必邀请馆长和馆内高级职员，这样，一下子就彼此感情融洽。诸事顺手。
我们住了半个月光景，孙毓修每天很忙，他把整个江南图书馆的藏书浏览一番。我的工作倒清闲，只把孙毓修选定拟用的书，抄个清单，注册版本，有多少卷页，多少藏书家或鉴赏家的图章（这是版本目录学家最注意的，图章愈多，书的身价愈高）。因为事情清闲，我把带去的英文书看完，又翻译了其中若干篇。
五十多年后茅盾的回忆，在一些时间上与当时实际有出入。据《孙毓修评传》介绍，茅盾陪孙毓修去南京江南图书馆并非他回忆录中所讲的“七八月间”，第一次是1919年1月14日至18日，第二次是4月17日至26日。估计他把两次南京之行当作一次而且弄错了时间。孙毓修领了这个任务后，立刻准备，并指定茅盾一起去，还让茅盾负责两人的川旅费保管和使用。一路上，带了《善本书室书目》《江南图书馆书目》《四部举要》和算盘等。据孙毓修1月14日记载：“早车启行至南京。同行者沈雁宾。编译所交川资五十元，交沈君收管。午后二点至下关。天雨甚，雇车进城，暂住都督街华洋旅馆。康侯来谈，询知图书馆借阅事，渠已向省署核准，明日即可至馆。”
孙毓修次日即去图书馆，但虽经省署核准同意，仍遭汪振之馆长阻挠，认为快放年假，不肯发书。后经孙毓修再三交涉恳求，才允许看阅四天。孙毓修与茅盾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选书。孙毓修在《江南阅书记》中说：“汪君以年假在即，坚不肯发书。再三恳之，仅许留四日；照单发书，不能多阅一部。诸事谈妥，已午后矣！”当时孙毓修在书库看书，茅盾作记录时，年老病喘的汪振之馆长敬业之极，竟在他们对面“危坐作陪”，监督孙毓修和茅盾看书选书。据说，从15日下午到18日上午，实足三天，孙毓修共阅书一百八十部。其中，十六日阅书七十多部，可见孙毓修十分敬业。
再赴南京见胞弟
茅盾回忆录中说在南京与胞弟见过两次面，应该是他第二次到南京的事。
第二次去南京江南图书馆，是1919年4月17日至26日，孙毓修还是带了茅盾一起去。不过，茅盾比孙毓修先生早二天回上海。这次去的任务除了选书，还要通过省长关系办理借书摄影的事，所以孙毓修一到南京，就跑省长公署。当时江苏省长齐耀琳一方面同意商务印书馆“借照”江南图书馆书籍，另一方面要求签订合同。因此，孙毓修跑上跑下，与省政府、图书馆、上海商务印书馆几方面之间沟通协调，忙得焦头烂额。这样，第二次去江南图书馆，孙毓修阅书的时间相对少了，从4月20日至26日，孙毓修只阅书六十余部。而1月来南京时，一天阅书可达七十余部。因孙毓修要协调上下左右，十分忙碌，而茅盾则相对清闲，所以有时间与胞弟沈泽民见面。
沈泽民比茅盾小四岁，生于1900年。他天资聪颖，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在南京的河海水利工程专科学校， 1920年又辍学与同学张闻天一起东渡日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之一。后来，沈泽民被中共派往芜湖、南京等地工作。1925年，以李立三翻译的身份去苏联，不久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侯补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嗣后，受中共中央派遣，进入鄂豫皖苏区工作，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等中共要职。1933年11月20日，病逝于苏区，年仅三十四岁。
正当孙毓修在南京忙于协调时，商务印书馆高梦旦给孙毓修先生来信，又布置了新的任务，提出新的要求，希望将南京的书借到上海去拍照。但孙感觉难度太大，因与南京方面的许多沟通不是很通畅。于是，孙毓修让茅盾在24日“先行返沪”，向编译所领导汇报南京借照情况。
后来孙毓修又去南京两次，但没有带茅盾。因为这两次主要是沟通拍照事宜。第四次去南京时。主要是带照相的技术人员。而这次去拍照的事，又与茅盾有关联了。这就是茅盾在回忆录里讲到的，自己被孙毓修先生派为在上海审查从南京带来的照片底片，成为《四部丛刊》的“总校对”。他说：
我记不清孙毓修选定而经商务采用的善本有多少，但一定很多；书不能借到上海，摄影等等工作，只能在南京做。于是商务派了影印技术人员的裱装工匠等到南京去，就借江南图书馆近旁空房安顿这些人，又装了专用的小发电机，指定专人每天把摄影后印在特制纸上的底片带到上海。我又被派审查这些底片是否合格，是否要修饰，因为书页上的折痕或斑点，照相后印到那特制的纸上便成了黑点或黑纹；必须选用白粉细心涂去，这就叫修饰。当时调用了二、三个人做这项工作，但他们文化不高，有时会把一个字的点、捺、横，也当作折痕或斑点涂去，造成某些字的缺笔，会与真正避皇帝讳的缺笔混淆不清，所以又必须有人把修饰过的底片复校一次。这个工作又由我来担任。当时每天从南京专人送来的底片（三十二开的）大约有二、三百张，必须当天修完校过，因此，我每天忙得很，不过这是属于技术工作，脑子倒可以休息。
其实，当时孙毓修先生带了另一个助手姜殿扬等人第四次到南京江南图书馆拍照，很不顺利，常常节外生枝横生波折，甚至发生图书馆工作人员与商务印书馆派往南京拍照的技术人员吵架等情况。后经孙毓修来往上海南京进行调解，情况才有所好转，古籍拍照的工作才又走上轨道。
大约在1919年七八月，孙毓修在上海坐镇主持《四部丛刊》的具体事务，派姜殿扬去南京照料、协调拍照事宜。姜殿扬比茅盾迟一年半进商务印书馆，开始与茅盾一样，也在函授部做事，不过姜殿扬是在国文函授部。后来跟孙毓修学习古书辑印，由于这位苏州出来的姜殿扬勤奋好学，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因此同样深得孙毓修先生器重。所以，在孙毓修看来，《四部全刊》是件功德无量的大事，他先后分别带茅盾和姜殿扬两位助手去江南图书馆，也有培养之意。当时姜殿扬在南京将拍好印在特别纸上的底片每天派专人送回上海后，孙毓修选中茅盾来担当这些底片的审查任务。这个审查任务就是茅盾回忆录中所讲的“总校对”，即审查这些底片是否合格，是否要修饰，而且要审查两遍，即初审和修饰后的终审。据茅盾说，每天要审查二三百页印好的底片，工作量非常大。但当时茅盾才二十三岁，年轻，所以，他认为这个审查是属于技术工作，“脑子倒可以休息。”茅盾在上海看南京送来的底片工作，时间大约有一个月光景。
当时“借印江南图书馆的书很多，后来正式编入《四部丛刊》的有四十二种，经部一种、史部两种、子部九种、集部三十种。十几种集部书都是数十或是百卷的大书。”当时年轻的茅盾虽然给孙毓修先生当助手，但其中作出的贡献，仍不应忘记。笔者查阅了茅盾主编的两年二十四期《小说月报》，发现茅盾在1921年5月号的《小说月报》上，还为孙毓修当馆长的涵芬楼购买古旧书发布广告，这也是茅盾主编《小说月报》时发布的唯一广告。可见茅盾和孙毓修的关系之深。当然，《四部丛刊》劳苦功高者，当首推孙毓修先生，他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茅盾在替《四部丛刊》所选江南图书馆古籍底片审查把关告一段落后，已是1919年10月，此时，茅盾在孙毓修身边已有整整三年时间。历史的风云际会，茅盾结束了给孙毓修当助手的生涯，开始正式走上杂志编辑之路。
在给孙毓修先生当助手的三年时间里，茅盾学到了许多，比如他的勤奋——据说茅盾在上海的第一年，除了宿舍和编译所，其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全部时间用在读书、译书和工作上。“五四运动”后，茅盾带着在孙毓修先生身边三年的深厚基础，兴趣转移到文学、政治上，从而译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之后主编并革新《小说月报》，大力倡导新文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茅盾的这些变化发展，与孙毓修先生的距离自然渐行渐远。而孙毓修因1919年为《四部丛刊》劳累过度，加上儿子留学费用等家务事，费心劳力，积劳成疾，于1923年1月22日在上海去世，终年五十二岁。
（本文经作者授权由本报独家首发，该文已收入作者著《最初的十年——茅盾与商务印书馆》，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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