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使用的四卷本《辞源》是《辞源》的第二版。《辞源》第二版的工作从1958年开始，是由商务印书馆承担的。当时没有所谓的“国家项目”之说，但实际上这是国家的大项目。这一版的工作与第一版相比，基本上是另起炉灶，它收录的单字有一万两千多个，复词大概是六万多个，是相当庞大的一部书。《辞源》第二版以1840年为界，收录的是1840年以前出现的字和词。为什么以1840为界呢？因为按我们过去的历史分期，是以1840年为线划分古代和近代，《辞源》收录的是属古代部分的字词。
一开始，我父亲（编者注：赵珩父亲是赵守俨先生，为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参与了这项工作，过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为了《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工作，他被调到中华书局。此后这项工作实际主编是两位，一位是吴泽炎先生，一位是刘叶秋先生，恰恰这两位前辈我都非常熟悉，我从五十年代起就认识他们，他们和我生活的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参加《辞源》工作的有上千人，但由两位先生主要负责，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一部语文方面的重要工具书。
吴泽炎
我通过他知道毛姆
先说吴泽炎先生。吴先生生于1913年，江苏常熟人，操着一口浓重的常熟话。常熟话是不太好懂的，但我多少能听懂一些。很多人问我怎么能听懂这样的方言，我说这个不奇怪，因为我从小就认识一位常熟人，那就是吴泽炎先生。吴先生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在当时也是上海的名校。他是一个很渊博的人，不但在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英文也非常好。他早年曾在当时非常有名的《东方杂志》工作过，撰稿五十多篇。他的兄长，也是我国非常有名的一位学者——社会学家吴泽霖先生。吴泽霖先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鼻祖，和潘光旦齐名。
吴泽炎先生无论从工作的关系，还是私人友情，和我家来往都非常多，尤其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一起迁到翠微路二号，父亲和吴先生就在一座大楼办公。吴泽炎先生的家在骑河楼，我家搬到翠微路之后，他仍然住在骑河楼，因此他几乎每天中午都在我家吃午饭。我也常常去骑河楼，他们那个院子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地方，所以我跟吴泽炎先生的子女也非常熟。因为那个院子过去是清华大学的宿舍，也是清华招待所，当时住的还有其他几家。
吴泽炎先生的个子很矮，将近一米六的样子，他的嘴里永远叼着烟卷，说话时烟就粘在下嘴唇上，包括他翻书、查资料的时候，也是嘴上挂着烟。有时候烟灰也来不及掸，所以经常弄到身上、书上。因为常含着烟，所以他说话的声音有点含混，再加上他浓重的常熟口音，一般人比较难听懂他的话，但是我仍能听懂。我今天闭上眼睛都能想到他的样子，非常亲切。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五十岁上下，比我父亲大十三岁，我父亲生于1926年，但他们关系非常好，和我母亲关系也非常好，所以可以说我们是通家之好。
吴先生到我家里来，总有谈不完的话题，涉及比较多的是中国历史和文学类，他对我影响尤其深的是外国文学。1960年到1965年，“文革”前的那段时间，我读了很多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因为我读不懂原文，就看翻译的。吴泽炎先生在看到我读某位作家的书时，就会向我介绍这位作者以及相关的著作，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左拉、福楼拜，他都给我讲过很多。其中一位我印象最深，也是我当时不了解的作家，就是英国作家毛姆。
关于毛姆，可能现在知道的人比较多了，但在那个时候，中国知道毛姆的人很少。1965年毛姆去世，《参考消息》在其中一个版的右下角登了两三行字，说“英国作家毛姆去世”。我在吃中饭的时候看到了这条新闻，当时很好奇，由此吴泽炎先生就在饭桌上给我讲了很多毛姆的事。他对毛姆非常了解，说毛姆的著作主要是在二战以后，其人关注英国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而且是对于人的审视和事物的认知近乎苛刻的一个作家。要知道那时候中国翻译毛姆作品还很少，中国人中也很少有人知道毛姆，而他能给我讲很多关于毛姆的事。
我小时候有不解的问题都会去请教他。吴先生的知识俯拾皆是，所以向他请教，于我来说受益匪浅。我也常到他家去，跟他家孩子一块儿玩（到他家去，目的不是找他），他几个孩子也都很有出息。
做卡片做了几万张
吴泽炎先生是一个做事情非常严谨的人。我那时候到他家去，看到他家里的书桌、书架、书柜上，摞的全是卡片盒子，他做了几万张卡片，大概总要有上百盒不止。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完全劳而无功的事情，因为电脑检索很方便，没有人再做卡片了，可是从前做学问的人，都是要做卡片的。现在卡片可以变成文物了，我家还有若干卡片盒子，我父亲也做，但是没有吴先生那么多。刘叶秋先生有一次指着卡片盒子说：“如果一个人下这样大的工夫，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刘先生的意思是说用此工夫个人做研究，一定能有很大成就，言下不无惋惜。但刘先生的话似贬实褒。很多人不愿做基础工作，更不愿为他人做嫁衣。吴先生却踏踏实实，无怨无悔，丝毫不计较名利，现在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吴先生后来搬家到东大桥，他去世以后我到他家，看着那么多蒙着灰尘的卡片盒子依然还在，但人去楼空，令人非常伤感。
吴泽炎先生是一个不理家务的人。他在骑河楼的家是一个平房式的单元房，就是进去一个走廊，四间房，加一个厨房，是一个大院子中的一栋小房。他平时除了上班就是在家里读书、做卡片，到吃饭的时候，总是夫人来叫才起身。夫人叫汪家祯，是非常贤惠的知识女性。
吴先生也很诙谐，有趣。冬天老是穿一件中式对襟罩衫，两只手永远插在袖筒里面，在书桌上写东西时手才掏出来。他的身材不胖不瘦，就是个子矮。后来做到商务印书馆的副总经理，也是全国第五届、六届和七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他1995年去世，比我父亲晚一年，大概活到82岁。
全副精力扑在《辞源》工作上
吴泽炎先生是我从小就非常敬重的一位学者。在我心里，所谓学者形象，就是他那个样子。
我还记得没有搬到翠微路的时候，吴先生他们跟我父亲一块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午有时候就去逛逛琉璃厂。吴先生这个人不拘小节，有一回走路揣着手蹭来蹭去，一不小心就把店家摆在桌上的一个红木盒子给碰掉在地上，那当然人家不干了，就说你把它买了吧。那个盒子是十五块钱，没办法吴先生只好买了下来。但是他买了没有用，于是就转手送给了我父亲，这个红木盒子至今还在我这里保存着。
吴泽炎先生和我父亲有共同点，都是非常谨慎的人。在那个时代，大家处处谨小慎微，在家里聊天，他们会天南地北，但在外面一句不敢乱说，让我们孩子们看起来就是“树叶掉下来都怕砸掉脑袋的小老头”。好在吴先生和我父亲“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幸免于难。“文革”中他们两个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是都不太大，都没有被抄家，吴先生最大的罪状也不过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的一些评论、政论性的东西。后来吴先生再也不写政论性的东西了。
吴先生本人也翻译过一些东西，但不是太多。他后来全副精力都扑在《辞源》的工作上，包括所有词条的审定、撰写，辞书的撰写组织工作，他那时才四十五岁。他晚年身体不好，最后还有些痴呆，很可惜，他搬到朝外以后，我们去看望他的次数也不太多。
《辞源》第二版共四卷，“文革”前只出了一卷，一直到1975年，四卷本的《辞源》才全部大功告成。《辞源》对我来说的使用率还是很高的，每当我检索《辞源》的时候，我都能想到他。
刘叶秋
一直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
另一位《辞源》的主编是刘叶秋先生。刘叶秋先生1917年生人，比我父亲大九岁，比吴泽炎先生小一点儿。刘叶秋先生字叶秋，名桐良。一般古人的字和名都是有关联的，刘叶秋先生也是。他名桐良，桐是桐树，从前说秋天将至，叫“一叶知秋”，所以叶秋和桐良是相吻合的。
刘桐良先生后来以字行于世，所以查百度时，查“刘叶秋”才能查出他来，检索“刘桐良”是没有的。
刘叶秋先生命运多舛。他毕业于中国大学历史文学系，在旧中国虽然不算是很棒的大学，但是它的中国语言文学系、社会学系都是很不错的。刘叶秋是俞平伯先生的弟子，所以俞平伯先生的那一套学问他都熟悉。他的社交圈子也很广，和丰子恺先生等都有交往。他一直生活在北京，是北京土著，说标准的北京话。他之所以坎坷，就是有一个问题说不清楚：他跟他的父亲解放前夕去了台湾，他的夫人汪元澂没去，他们夫妻很恩爱，太太在大陆，所以他大概是1950年或者1951年就回来了。他为什么去台湾我不是太清楚，但是从台湾跑回来，别人就怀疑他“是不是国民党派遣回来的特务”，所以一直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
刘先生在五十年代之前，也教过书，虽然他不太熟悉西学，但是汉语，尤其是古汉语功底非常好，字写得也很漂亮。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58年进入“辞源组”，但一直是编外人员。“文革”中被迫回家，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又开始工作，真正落实政策，成为商务印书馆的正式员工，则是在1979年以后。
由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刘叶秋先生一直处于极其压抑的状态。他住在珠市口的一个大杂院里边，房子在院子最深部，只有三间。当时他太太在天津教书，夫妻俩一直两地分居。他有两个儿子，还有他母亲，和他住在一起。三代人，原来仅两间小屋，所说第三间是他在这两间小屋旁边自己搭的一间，面积是二米七，能容下他的一张床。刘先生戏称这两米七的小房为“二秘栖”。这也是我以前常去的地方。今天这个房还在，因为大杂院的前面都拆光了，就剩下几户人家，他次子还住在里边。
刘先生因为身份的问题，虽然一直上班，但收入不高。六十年代吴泽炎先生的工资大概是180多元，我父亲是153元，属于比较高的工资。刘叶秋先生最多时大概也就八九十元，因为他是编外人员，所以生活很拮据。他在搬到珠市口之前住在晋阳饭庄旁边，就是传说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的那个地方。
笔记、类书的学问都从他那里来
刘叶秋先生的学问非常好，他的特点是熟知旧京掌故。他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也写了很多语言文字学方面的通俗著述，这些著述都是很有水平的。他写过《中国古代的字典》，小册子，不太厚。还有《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历代笔记概述》什么的，都送过我，这些在网上也能查得着。
刘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历代笔记概述》。他把笔记的分类讲得非常清楚。笔记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体裁，它既不是大部头的文学创作，也不是史书，它是读书人随笔而记的东西，但不同于小说，而是史实。笔记五花八门，刘叶秋先生就把笔记做了分类：比如属于史料型的笔记，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像宋朝的《挥麈录》就是史料笔记；有一种属于读书笔记，像《越缦堂读书记》；另外还有社会生活笔记，这一类有很多；还有一种属于文学笔记，诗话、词话这一类。我对于笔记的认识，实际上是秉承了当时刘先生的思路。
关于类书，他也写过通俗性的介绍——《类书简说》，虽然文字比较浅显，但是对于年轻人阅读古籍是很有裨益的。我们今天知道宋代四大类书，《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太平广记》是最杂的，讲述志怪小说这一类。在那时候，能出版这种普及性的知识类书籍已算很不易了。因为在“文革”前后，不能谈老北京，属于旧事物和怀旧。“文革”后，刘先生进入了创作高峰期，我在燕山出版社做总编的时候，就出版过他回忆老北京的书。我也编辑过他的书，邀请他写过一些北京的掌故。
他对于北京掌故、天津掌故和一些旧时代的人和事，包括北京的市肆、商家、酒楼、饭馆，都非常熟悉。我当时也很受他的影响。北京擅长写通俗小说的是张恨水，这人人都知道。刘叶秋先生当时给我讲过和张恨水齐名的一位天津作家，名叫刘云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出版了很多刘云若的书，比如《小扬州志》等等。刘云若主要写底层社会，用天津的语言，极其生动，入木三分。就和我第一次在吴泽炎身边听说毛姆一样，在刘先生这儿我知道了刘云若。
抽烟的工夫即可吟诗作对
刘叶秋先生也很有才气，作对子、作诗，都很好。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同事的父亲突然去世，老人家是当时农学院很有名的一位二级教授，留日的，学园艺。我为他父亲写了一副挽联，但总是不太满意，觉得哪里不合适。那天下着大雪，我就冒雪去找刘桐良帮我改。真是找对了，不过抽烟的工夫经他一改，挽联变得既通俗又朴实。因为同事父亲是学园艺的，所以上联改为“种树栽花动关国计”，下联正好应时即景：“飘风飞雪骤失耆贤”，比我原来那个好多了。
刘先生对戏曲掌故也很熟。他和姜妙香关系很好，姜妙香与梅兰芳合作一生，在刘先生嘴里经常叫“姜六爷”、“姜圣人”。为什么叫圣人？是因为姜先生腹笥甚宽，知道的戏特别多，而且为人厚道。刘先生这个人为人也很好，吴小如先生的父亲、天津书法家吴玉如那时到北京来就住在他家，他们关系很好。
每年春节初五之后，刘先生都要请我们家和吴家去吃顿饭，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在他家里，他自己做，主要做一些北京的家常菜，很简单，但是很精致。每年如此，包括“文革”期间。他那两间不大的斗室中，一张桌子挤挤挨挨坐三家人，很温暖，也很让人感动。
他非常会做酱牛肉。那时候买牛羊肉、猪肉还都是要票的，刘先生不知道从哪儿淘换来的肉票，能做很多酱牛肉。冬天，正是大雪纷飞的时候，他让他的次子刘闳专门给吴、赵两家送酱牛肉。他每次来端着个锅，锅里搁一整块酱牛肉，没有五六斤肉做不出那么大块的酱牛肉。直到今天我和他儿子谈起这件事，还是很感动。在那样的时代，政治环境与气氛让人与人关系疏远。能够每年想着做一块酱牛肉，专门打发孩子送，确实体现了一种人情的温暖。而且刘先生做的酱牛肉不塞牙，软硬合适，酱料特殊，味道远胜于月盛斋。我现在在家里做酱牛肉，总觉得吃不出刘先生做的酱牛肉的味道。
退休后名气大
在《辞源》上，刘叶秋先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在改革开放以后他恢复了工作，成为商务出版社的正式工作人员，在辞书编辑室工作。
退休之后，他反而在社会上名气更大了。他还有一本《学海纷葩录》记载了很多学人的往事。因为他是俞平伯的弟子，所以接触的学界面很广。晚年他还被聘到南开大学去讲古典文学课。另外，中国楹联学会的活动也请他参加。但正在他能够发挥余热的时候，突发心肌梗死，在北京友谊医院病逝，大概是在1990年前后。
刘叶秋先生面貌清癯，比吴泽炎先生略高一些，虽然生活比较困难，衣服却永远干净利落。夏天穿白色的夏威夷衬衫（那时候我们管下摆放在裤子外面的衬衫叫夏威夷衬衫），永远熨得平平整整，头发黑黑的，梳得又光又亮，戴金丝边眼镜，因为腿不好，有时候拄着文明杖，是非常注重仪表的一个人。
吴泽炎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活动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刘叶秋先生到了晚年却很受追捧，也说明了今天社会价值取向的变迁。但是直到去世他都住在珠市口的房子里。我很喜欢跟他们聊天，和吴先生聊天是一种内容，跟刘先生聊天又是一种内容，都很长知识。这两位先生都对《辞源》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令我至今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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