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唐力行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第一版，58.00元
传统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村和分散的农民，小农经济极为脆弱，然而却是国家的主要税源。如何确保税收？如何保持乡村社会的稳定？这是传统中国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此，《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延续与断裂》）一书，从传统中国的一个区域剖面——徽州乡村社会切入，进行了具体的案例分析和深刻的理论求索。
《延续与断裂》的研究时段为16至20世纪上半叶，在此一时期内，徽州乡村社会长期保持着内部的稳定和繁荣，即使是偶有战争、动乱或是大小事件的发生，都能迅速地恢复稳定。探究其原因之所在，无疑深具学术价值。
区域史的研究有其难度，在传统的史籍、文献中鲜有区域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记载，相关的材料分散在方志、谱牒、笔记、小说、文集、契约、文书、碑刻、档案等中，要想从这些历史的碎片中重构徽州基层社会的图景，并从中探讨徽州乡村社会长期保持稳定的原因，殊为不易。《延续与断裂》一书，既立足于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徽州社会进行的具体而入微的研究，同时，又深深扎根于作者自己30多年来对徽州研究的深厚积淀之上，通过搜集的大量第一手史料，从整体史的系统论角度出发，创新性地提出并综合性地考察了构成徽州乡村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内外两个循环体系理论，力求揭示出近代徽州乡村自治的规律和特点。
徽州乡村社会的整体特征是什么呢？《延续与断裂》告诉我们，根据系统论的观点，首先要将该区域的要素（即局部）提炼出来，从要素与要素、要素与整体，以及整体与环境的互动中来揭示区域的整体特征。
那么，徽州乡村社会的要素是什么呢？与一般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区域社会不同，徽州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区域社会。经过多年的研究，《延续与断裂》的作者化繁为简地归纳指出：徽州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了“经济上的徽商”“社会上的宗族组织”与“文化上的科举理学”这三个富有特色的要素。在这一特有的区域社会生活体系中，徽商、徽州宗族与科举理学始终处于互动互补的状态中。中原士族在徽州复制的宗族生活，是酿造程朱理学的酵母。反之，程朱理学又加固了徽州的宗族秩序。新安文化的内核就是程朱理学酿造出的宗族文化。宗族为了在山地有限的生存空间里争得生存发展的权利，必得依靠科举张大门第。徽商为宗族聚居、为文教科举提供物质条件。宗族组织、宗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又是徽州商帮特别强固、富于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徽商借助宗族势力，获取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借助宗法制度，控制从商伙计；借助宗族势力，投靠封建政权。徽商投资教学、培养子弟业儒入仕，正是他们成为官商、取得商业特权的捷径。区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又使大多数徽商成为儒商、具有较高的商业素质。
落实到对这一个个具体而微观的现实事例的生动剖析，《延续与断裂》通过对16至20世纪上半叶徽州乡村社会的整体史考察，告诉我们，徽州乡村社会长期稳定和繁荣之所以能够实现，就在于，既要守住地域的疆界，又必须超越地域的疆界。正是三大要素在内外两个循环中的良性互动，构成了徽州乡村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而它是处于动态之中的。
概括地说，通过《延续与断裂》一书的细致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世前期，徽州内外循环的良性互动始终稳定；而进入近世后期之后，其内外循环分别受到冲击，徽州乡村社会先后出现了内循环的断裂（太平天国战争的冲击）和外循环的断裂（抗日战争的破坏），使得传统的乡村自治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通过《延续与断裂》的描述，我们也将会看到，在受到短时段事件的冲击后，即便其内、外循环之一端遭到破坏或中断，徽州乡村社会也会在另一循环的带动下迅速地得到恢复，并导致其内外两个循环重新进入良性运行之中，乡村自治得以延续。这正是徽州乡村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特有属性。
就此，《延续与断裂》一书还从理论的高度总结了国家权力下徽州乡村社会权力关系与维持农村社会的稳定机制，指出，这正是在要素与要素之间、整体与要素、整体与环境的良性互动之间实现的。该书作者深刻地指出，只有当我们把握了一个区域的整体特征后，我们才会对该区域的每个局部，乃至每一历史的碎片，每一幅拼图，有新的深刻的认识，因为每一个历史的碎片、每一幅历史的拼图都是在整体良性互动的系统与环境中存在的。反之，当整体的互动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中断时，该区域的稳定就无法维持。落实到徽州乡村社会，正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徽州社会三要素间的良性循环造成的超稳定结构，构成了其乡村社会的整体特征。只有当其内外循环都无法进行时，徽州乡村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才会出现断裂。
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社会的沉浮沧桑，对于我们今天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发展，是颇有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的。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