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环球时报社总编辑，《环球时报》社评主笔，他的两论：论“复杂中国”和论“激荡世界”的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第一线记者出身的他，有着特殊的眼光和对时局的把控力，所有的观点都很独特且深入人心。2015年11月初，推出《胡侃》脱口秀节目，重新将他推到舆论场的顶端。
记者：和您之前的《胡锡进论激荡世界》《论复杂中国》一样，这本《大国不易》也是您的社评集。这本书和它们有共通之处吗？
胡锡进：有一脉相承的地方，这些书中涉及的世界观和看世界的角度都是认为世界具有复杂性。此前，我在书中提出了“复杂中国”的概念，也曾围绕复杂中国思考过很多问题。有人或许有疑问，认为讨论复杂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但是，我认为复杂是有含义的。在世界体系中，中国是复杂的，既与国家大有关，也与中国崛起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压力有关，还与中国崛起的过程中面临的特殊使命有关。《激荡世界》也是在讲述复杂性，而“复杂中国”和“激荡世界”合在一起不就是“大国不易”么？
记者：您是《环球时报》的总编辑，也是身处舆论风口浪尖的“大V”，还是一位处在新闻前线的记者。您认为这三重身份对您观察世界有何影响？
胡锡进：在不同时间，这三重身份给予我不同的经历。记者给予我刻苦铭心的体验，总编辑使我收获许多不一样的经验，“大V”则是由前两重身份派生出来的。这些身份在逻辑上有相通之处，比如我做战地记者时，经历过子弹在耳边飞，当我做“大V”时，很多不同声音也如同“子弹在耳边飞”，而我作为总编辑时，在同一问题上面临着多种多样的选择。其实，这种磨练会积累成一种观察世界的哲学态度。有了这些经历，在面对同一问题时，你会有更多的选择，多元就会装在心中。因为不同的经历，所以每个人内心会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这种矛盾是真实的，随着经历的不同而变化。不过，尽管这些经历会让人产生不同的情绪，再加上不同的时间和角度看问题会得出不同的东西，但还是会产生总的感受，这个感受对于自身来说是很深刻的。其实社会也是如此。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影响力的？胡锡进：一个人的影响力越大，责任也越大。这个责任如果当事人不承担起来的话是会付出代价的。每个人的角色不同，责任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是自由派，那么他的责任就是要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倡导社会的多元，表达合法的不一致的观点，让反对的声音更加规范化。《环球时报》作为党报的一个子媒体，跟政府和主流离得更近。那么，怎样让体制更有活力，怎样让报纸呈现更真实的内容，怎样打破条条框框让媒体更有活力，怎样更好地维护主流价值观，就是我们的责任。记者：这是充满标签的时代，您也被不少网友贴上“左派媒体人”的标签。您是如何看待的？
胡锡进：标签是社会简单思维的产物，实际上每个人都比标签复杂得多，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标签比每个人的价值取向要简单粗暴得多。实际上，标签本身就含有一种价值判断。我不喜欢标签，尤其是标签固化和对标签固化的利用。因为这对发展社会的活力和弹性是不好的。
记者：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在迅速发展，自媒体也在兴起。您是如何看待这些自媒体以及媒体生态的？
胡锡进：自媒体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个人的，有比较重的个人色彩和情感，而不像媒体那样比较谨慎和稳重。最近，网上很多人谈到“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很有力量的，对国家的政策也会产生一些影响。相比官方的媒体，自媒体容易和民粹主义走得更近，更密切。不过，自媒体和官方媒体的影响是相互的，自媒体刺激和影响着我们，我们也在思考和改进。然而，自媒体未来也会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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