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提到汪曾祺，我们只会想到《沙家浜》和《受戒》。“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出名的作家吧”“样板戏作者”……对这位原本上世纪40年代便惊艳文坛的作家，我们的认识太不够了。而近年来，文学圈的口风变了，汪曾祺的名字前缀上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师级作家”、“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具名士气质的文人”等称谓。在他去世近20年后，他终于被文学史、被大众读者重新认识了。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小说全编》，收入180多篇小说，比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增加了27篇。以此为契机，北京阅读季在西华书房邀请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杨早、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干、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李春凯、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兴安和汪曾祺先生的儿女汪朗、汪明、汪朝座谈，和近百名读者一起走进汪曾祺的小说世界。
在我的记忆里，汪先生的小说倒真的没读过太多。并不曾想到，仅仅是中短篇小说作品，他就写了百余篇。他有首打油诗让人难忘：“草原的花真好看，好像韭菜炒鸡蛋。”说的是六月的草原开满了黄色的连翘花。想来还真是形象生动。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作品，他的文字有古文的干净简洁又有现代人的时尚清新。
汪曾祺小说创作起步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汪曾祺出手不凡，写于民国时期的小说，《翠子》《除岁》《灯下》《最响的炮仗》《驴》等，都是很圆熟的短篇精品，艺术质量相当高，与《鸡鸭名家》《老鲁》《落魄》等同样写于上世纪40年代、早已被公认的那些名篇具有相同的品质，更不输于他后来赢得文坛声誉的《受戒》《大淖记事》。而这两篇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文坛是曾引起震动的。由于“文革”粗暴斩断了中国文学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发展脉络，以至于“新时期文学”最初的创作，如“伤痕文学”“知青小说”，都还是对现实政治的简单粗浅的回应——而汪曾祺小说一出现，令当时的作家们惊艳：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这样不急不火、温文尔雅，这样云淡风轻，这样有韵致，这样有文化，以为文坛出了一个新人，殊不知汪曾祺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有成就的小说家了。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是接续了其40年代小说创作，他不是“新人”，他是复生。他将“文革”斩断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由鲁迅、胡适、周作人、沈从文这些人开创的中国新文学源流疏浚、接引了下来。他承上启下。这个文学史意义是很大的。有意思的是，他上世纪80年代的创作，有许多篇是40年代小说的改写、重写、扩写。比如《异秉》，1947年写过，1980年又重写；《职业》，1947年写过，1982年又重写；比如《复仇》，同一个题目也前后写了两个版本——核心故事是一个，叙述完全不同；《戴车匠》也是同题写了两遍……
检验一个作家的价值最好的标准就是时间。汪曾祺便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他去世后，著作出版得比他生前还要多。而且每年都有几种作品出来，都卖得都很好。在他温润而广阔的文学世界里，我们体味到了亘古不变的人性的真善美，这也许正是我们今天会重新发现他的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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