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实际上，他这个人还是有一点狂气的，喝点酒爱瞎说两句，说文学史上他会留下一笔，我们都笑他，没拿他当回事。”
1974年，汪曾祺到呼伦贝尔草原体验生活，作家兴安的父亲负责接待，12岁的兴安第一次见到汪曾祺。第二天饭后一行人去看大草原，时值六月，黄色的小花铺满草原，绿草几乎尽数被盖在黄色的花海之下，汪曾祺一时兴起，做了一首打油诗：“草原的花真好看，好像韭菜炒鸡蛋。”众人皆笑。
“起初我觉得这叫什么诗呀，后来一琢磨，黄花配绿草，跟韭菜炒鸡蛋的感觉真是像，汪老在诙谐当中将触目所及的草原极生动地传达了出来。”5月29日，值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汪曾祺小说全编》之际，兴安在故宫西华书房举办的文化沙龙上介绍第一次与汪曾祺接触的情景。
《汪曾祺小说全编》书封。
《汪曾祺小说全编》收入180多部小说，是迄今为止对于汪曾祺小说搜罗最为完备的集子，比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的汪曾祺全集增加了27篇。人文社方面介绍：“其中24篇创作于民国时期。汪曾祺小说创作起步于西南联大，他的老师沈从文对其创作的影响很大。
汪曾祺写于民国时期的小说，如新增补的24篇早期小说中的《翠子》《除岁》《灯下》《最响的炮仗》《驴》等，都是很圆熟的短篇精品。与《鸡鸭名家》《老鲁》《落魄》等同样写于1940年代、早已被公认的那些名篇具有相同的品质，更不输于他后来赢得文坛声誉的《受戒》《大淖记事》。新增27篇小说，有的是近年来学者发现并提供的，有的是汪先生家属找到的，像《葡萄上的轻粉》《锁匠之死》《八宝辣酱》是在一校、二校甚至是通读时才发现的。”
被称为“中国当代最具名士气质的文人”的汪曾祺自1940年开始文学生涯，在小说、散文、戏剧创作领域皆有成就。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知道他的人并不多。
198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学的刘树勇（微博名老树画画）在《在江湖》一书中写道：“我大学快毕业时写论文，当时看了一个叫汪曾祺的作家写的几篇小说，与当时的那些作家写的东西完全不同。确定选题后去问教当代文学的老师怎么写，结果这位老师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作家，还说其他老师也不大知道这位作家是谁，还是写别人的好。”
市井小说“感觉如玉”
作家阿城说汪曾祺是“坐飞船出去又回来的早年兄弟”“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工农兵气”，阿城初读《受戒》，便觉得此文“感觉如玉”。刘树勇说：“‘感觉如玉’，说得真是到位……我太喜欢他的东西了，没有当时作家那种煞有介事的做作和特别用力地要表现什么历史责任的粗暴感，哪怕是说‘文革’时自己下放受罪的事儿，也是轻描淡写，而且好像挺享受那段在张家口沽源农业研究所没人管的、天天掐把豆花儿来画图谱的日子，不像当时的伤痕文学作家们那样，站大街上伸胳膊挽袖子朝大家声泪俱下地数伤口。”
文学评论家王干在沙龙上说：“汪曾祺写的市井满是诗意。写乡土、写乡村、写山水容易写出诗意，但是市井写出诗意很难，譬如《水浒传》。但是汪曾祺写的也是社会，但是他有诗意，有韵味。我们的文学史家与评论家老觉得市井是一个庸俗的、边缘的介质，随着我们城市化进程，农民是慢慢在减少的，我们都是市井中人，所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汪曾祺先生的价值会越来越体现。”
兴安认为：“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属于文人小说。他写的市井小说不一定真是给市井之人看的，可能是给相对文人的来看的。一般的人说你看第一遍，真是看不出什么，要仔细分析。另外，汪老在那个时代将现代汉语写得那么纯粹、纯净，没有受到那种意识形态的政治干扰也是很罕见的。”
汪曾祺之女汪朝。
汪曾祺之子汪朗。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沙龙中汪曾祺先生的女儿汪朝谈到父亲时说：“实际上这个人还是有一点狂气的，但是在我们家真的是没有发挥的地方，他喝点酒爱瞎说两句。他老是说文学史上会留下一笔，我们都笑他，没拿他当回事。”
汪曾祺的自我和女儿眼中的“狂气”在其文章中也有所反映，如他的作品《人间草木》中所收的《夏天》：“凡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令人读来痛快淋漓。
汪曾祺被人谈到时，其美食家的身份也屡屡被关注。
他的孙女汪卉在《“名门之后”个中味》中写道：“有美食家之誉的爷爷厨艺其实算不得过人，只是对各色菜品‘背后的故事’知之甚详，总能在文章中将口腹之欲联系上几分文化内涵，让人食欲大动的同时亦得精神餍足之感，久而久之竟为汪府的‘家宴’闯出一番名头，至今老家高邮仍有餐馆以此为噱头招揽生意。这位在西南联大穿过‘开裆裤’，辗转京沪落魄到有意轻生，当过‘右派’戴过帽子，种过葡萄画过土豆的爷爷，对于美食虽有追求之热情，却无讲究之矫情。街角小馆的一碟毛豆、路边菜摊的几把香椿，都可以让他眯起老眼，美美咂摸许久。”
原北京出版社编辑张守仁在其《我所认识的汪曾祺》中说到：“就是萝卜白菜，汪老也写得异常精彩。我曾编发过他的一篇散文《萝卜》。他从从容容，娓娓道来，谈及高邮家乡的杨花萝卜、萝卜丝饼如何好吃，说北京人用小萝卜片氽羊肉汤，味道如何鲜美。说天津人吃萝卜要喝热茶，这是当地风俗。写到四川沙汀的小说《淘金记》里描述邢幺吵吵每天用牙巴骨熬白萝卜，吃得一家人脸上油光发亮。还提到爱伦堡小说里写几个艺术家吃萝卜蘸奶油，喝伏特加，别有风味。”
刘树勇最后还是决定写汪曾祺，老师没办法也答应了，但表示不了解这位作家，恐怕指导不了，刘就跑去北京找了汪曾祺。
后来在杂志上，刘树勇见到了汪曾祺更多的小说、文章。“多说旧事，但一无炫示于人或者怀念故旧的意思，只不过是日常情况随意道来，无惊奇，亦无怨艾，所谓无悲无喜，冲淡至极。看他说的世俗中事，甚至连咸菜萝卜各色菜品怎么做才好吃都一一道来，今天的人哪有这样的好性情好襟怀？”刘树勇在《在江湖》中写道。
史航曾说：“‘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这两句诗是马一浮的，我读了就喜欢，常常提起。现在要写汪曾祺了，才发现，这十个字是应该专门用在他身上的。”
同是江苏人的王干与汪曾祺交游多年，曾享受过由汪曾祺安排儿子汪朗给他们准备饭菜、他与老人谈文学的待遇。他介绍：“汪曾祺打通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把五四文学的传统延续了下来。此外，汪曾祺虽然写的是白话文，但他的小说和散文中有唐诗、宋词、《古文观止》和《清明上河图》的韵味。他还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之间进行了链接。”王干指出，“汪先生早期小说是现代派的，写得非常时尚。但后来他注重的不是外国小说的形式，而是关注人，体现出对人的悲悯。他把中西方文学也打通了。”
“另外汪曾祺把民间文学和我们所谓的文人文学打通了。汪曾祺在‘反右’期间被下放到乡下接触了大量的民间文学。所以刚才兴安说到韭菜炒鸡蛋，这个就是民间文化。所以汪先生是把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打通了。”王干说。
兴安补充道：“还有小说和散文之间的打通。”“汪先生很多小说用散文化的笔法，不注重外在的情节，而是注重在语言下面给人一些空白，给人一些空间。”
“汪曾祺先生小说和散文做到了南北打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杨早介绍，“作家中，很多南方人就写南方，北方人写北方。汪曾祺从高邮出来，到昆明，再北上北京、张家口转了一圈以后，对整个中国把握得比较深。尽管中国南北各省之间差异非常大，但是无论从文明、口味，甚至到方言上，汪老都能够做到拿来主义。”
“这种打通从汪老浮出当代文学史的水面就发生了。”杨早介绍了一则轶事作为佐证。1982年《受戒》发表以后，传遍大江南北。一个公社晚上开会，第二天收拾会场时发现有两个农村干部在桌布上默写《受戒》里小英子和林海的对话。那个小说写的是一个小和尚谈恋爱的故事，它居然留在1980年代乡村干部的心里。他们能背下来在开会的时候自娱自乐。这说明当汪老浮出的时候，打通的特质就已经呈现出来了。
5月29日，汪曾祺小说文化论坛现场。
“大器晚成，多年陈酿”
“我年轻的时候写东西很快，到现在就变得很平易了。如果我年轻时候就很平易，我现在可能不行。”杨早对汪曾祺晚年说的这段话印象深刻，他进一步解释，“汪曾祺觉得每个人不同的阶段要有不同的追求，年轻的时候探索无限的可能性，到了后来就找到自己最舒服的那个表达方式了。这也是一个摸索的过程。”
“最新出的汪曾祺小说全集，上册收集汪曾祺1949年之前的小说，中下册是1949年之后的小说。恰恰这个分野构成了汪曾祺多重角色。”杨早介绍，“我觉得他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曹雪芹，在第一本的时候是大观园里的一分子，他是京派最后的余韵，他是曾经在民国文学的文脉当中活跃的一个人。到了1980年代，他的同龄人，他的前辈，基本上都不写了。这个时候汪曾祺异军突起，大部分作品写过去的世界。这时他身份由大观园的一分子转变为住在西山黄叶村开始回顾当年繁华梦的时代记录者。”
“作家有两种，一种是张爱玲式的，出名要趁早。还有一种作家属于大器晚成的恒星型的作家，汪曾祺是后者。”王干认为，有一种作家是一种流星一样的作家，比如萧红，她在文坛出现的时间并不是特别漫长，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但她是光芒四射、流行性的作家，一出来以后，让人感到很耀目、很惊艳。还有一种作家就是恒星型的作家，你起初看他的时候，不是特别的明亮，也不是特别吸引眼球，但是过十年、二十年，这个作家还在，过三十年，他还在写。
“也不是说作家活得越长就一定写得越好，比如萧红，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萧红活下来可能变成第二个丁玲。有一些作家是能够保持一个恒星的状态，有些作家就是一个流星的状态。汪曾祺先生属于大器晚成，他有一本小说集叫《晚观花集》也有这样的意味。”王干介绍，“汪曾祺刚出道就赶上‘反右’、解放战争等等，他的能量被积压下来，通过发酵，变成陈酿，所以越写越好。”
当天的沙龙在故宫西门附近举办，当年刘树勇跑到北京找到汪曾祺，“没想到是一个小老头儿，见我一小孩子去找他，和蔼极了。”汪曾祺告诉刘树勇，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在故宫待过一阵子，晚上一个人待在午门上面看着蝙蝠飞来飞去，想象着自己就是那个北京的江洋大盗燕子李三。
（文章部分内容参考老树《在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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