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多言，民国书业的两大巨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无论是在出版数量、质量、品类上，都是时代佼佼者。其中，大型典籍丛书的校印，更是奠定了两家出版巨头在民国文教界、学术界乃至整个公共文化领域中的地位。
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以《四部丛刊》扬名海内，中华书局以《四部备要》深得人心；而这两部大型丛书的扉页题笺，书法秀丽别致，业已成为众多读者印象深刻的一种品牌符号。其中，《四部丛刊》的题笺者，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姜殿扬，在丛刊印行前后，他还为多种商务印书馆出品的书籍题笺，从规模数量上约略统计，他可能即是民国书籍题笺最多者。
姜殿揚，又名佐禹，江苏吴县人，生卒年不详。其人在古籍校勘、版本研究、书画收藏、书法造诣上都颇有功底，虽任编辑之职，实有文士之风。但他行事低调，并不以文士自居，故外界对其人其事所知甚少。在书法层面上，他尤以楷书见长，深得业内赞誉。收藏大家、掌故大家郑逸梅曾在一篇文稿中，胪列所见所得近代诸名家手迹种种，文末颇为自得地声称：“姜殿扬楷书录《梅花赋》，更属我纸帐铜瓶室长物。”（《郑逸梅文稿》，中州书画社1981年版）
商务印书馆创建之初，姜殿扬即负责任编辑之职，从事古籍校勘工作，直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馆舍厂房被日军轰炸，馆方一时难以支撑，方才离职而去。但仍接受馆方委托的古籍校勘工作，深得张元济器重。后来，姜曾为商务印书馆校阅《元明杂剧》，其间一度患病，张对其病情非常关心,数次派人殷勤探看。可以说，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无论姜是否为商务印书馆在职人员，他都是张极为倚重，颇为重要的人物。
在职期间，《四部丛刊》的校印工作，姜殿扬几乎全部参与，且有相当数量的有相当学术水准的校勘记、疏、跋撰成，附录于该丛刊之中。而该丛刊所有的扉页题笺，均由其一人包办，其数量堪称空前绝后。怎么个“空前绝后”呢？考察一下《四部丛刊》的出版规模，即一目了然。
所谓“四部”，即按我国传统分类法，将所有的书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门类，“丛刊”即今天通常所说的丛书。说得具体些，《四部丛刊》是一部汇集中国古籍中各方面必读书、必备书的小型“四库全书”。这部丛书，当年鲁迅、陈寅恪、胡适等学者名流都曾购藏，一时洛阳纸贵，简直就成了民国文化圈子里的文人案头“标配”。
从1922年起，到抗战爆发为止，《四部丛刊》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共出了初编、续编、三编，实共502种，分装成3100多册；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新出的规模最大的丛书。也即说，姜至少书写了500种以上的题笺，其数量当然惊人。而中华书局编印的《四部备要》，也于1920年至1936年间陆续印制出版，但这部丛书收书只有336种，其题笺者中华书局董事高欣木，从数量上来比较，也还略逊姜一筹。联系到姜为其他书籍题笺的数量，他的总共题笺数量，保守估计至少也在七八百种之上，真堪称民国书籍题笺最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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