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半个多世纪、由三代学人接力完成的新旧《五代史》的点校、修订工作终于在近期完成，并在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继《史记》修订本出版两年后，“点校本二十四史暨《清史稿》修订工程”的第二批成果。
2015年10月10日，修订本新旧《五代史》出版座谈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座谈会上，两《五代史》修订主持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回顾了三代学人接力完成两《五代史》点校、修订工作的历程，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则总结了新本两《五代史》所取得的学术成绩。
从北京到上海
“二十四史点校工程是新中国影响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不仅赢得国内外的广泛声誉，也确立了中国近三四十年古籍整理的基本规范。”陈尚君在座谈会上评价道。
作为二十四史点校工程中的一部分，两《五代史》虽然篇幅不大，但陈尚君认为其情况复杂，整理难度很高。上世纪60年代初，两《五代史》的点校最初由历史学家陈垣分别指导学生刘乃和、柴德赓进行，后因陈垣先生去世，两《五代史》点校工作从北京转到了上海，《新五代史》由华东师范大学承担，《旧五代史》以及《旧唐书》则转给了复旦大学负责。
复旦具体的点校工作由陈尚君的导师朱东润领衔，参加者有历史系的陈守实、苏乾英等教授，中文系的张世禄、胡裕树等教授，中文系陈允吉教授则是担任点校组长。这批学人高质量地完成了两史的点校，陈尚君认为是特殊时期复旦文史学科最具标志意义的成果。
2005年，中华书局着手二十四史修订工作的前期调研，据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介绍，当时，季羡林、任继愈、冯其庸、何兹全四位学者联名致信中央，呼吁支持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工程，得到了中央的重视。2006年，二十四史暨《清史稿》修订工程启动。
对于两《五代史》的修订工作，中华书局从延续性和学术积累两个原则考虑，选择了复旦大学作为修订承担单位，陈尚君作为主持人。在各方的支持下，陈尚君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汉唐文献工作室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两位年轻学者又花了七年时间，完成了两《五代史》的修订工作。
新本两《五代史》实现了超越旧本的目标
在徐俊看来，修订本新旧《五代史》主要的学术成绩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海内外存世版本进行了系统调查，梳理版本源流，版本校勘细致充分。例如《旧五代史》利用了日本静嘉堂文库藏邵晋涵旧藏钞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孔荭谷旧藏钞本这些流散在海外的善本，《新五代史》则抽换了所有的通校本，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多个宋元本，这些都是上一次点校中囿于条件，未能使用的。
二是对新旧《五代史》的源出文献及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排比互校，以揭示史文渊源，订正流传中的讹误。特别是《旧五代史》，据《通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五代会要》等同源文献做了大量的他校工作。
三是广泛利用出土文献，尤其是新出碑志，进行细致的比勘校证。近三十年来，新发表墓志数量众多，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也是修订中用力较多的部分，对墓志等石刻资料的运用是修订本的一大亮点。
四是对于学术界有关两《五代史》的研究考订成果，特别是点校本出版以来的各类补正考订文章，作全面调查和搜集，予以适当吸取。
据中华书局编辑部的统计，《旧五代史》修订本出校勘记3901条，比原点校本增加2195条，虽然篇幅仅及《史记》的五分之三，但校记数多出443条；《新五代史》出校勘记1261条，较原点校本增加1103条。
这里面的每一条校勘都是严格、严谨按照古籍整理的标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每一则校勘记都曾经过初点、复核、责编、外审专家的反复推证，务求必是。”陈尚君说。
今人喜欢讲学术创新，但陈尚君团队在长期的点校工作中，时时警惕创新意识的诱惑，“仔细拿捏校史与考史的分际，任何细节的改动都从各种角度和立场反复推敲论证，博取约出，多疑慎断。”以欧阳修的名为例，到底是“修”、还是“脩”，陈尚君等人不仅利用欧阳修存世手迹和《新五代史》古本所署，在字义上辨析，还经北京大学邓小南、辛德勇二教授的审定，最终定为“脩”。
“这使得修订本两《五代史》，均较原点校本有了较大改进，实现了超越旧本，形成一个‘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升级本的学术目标。”徐俊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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