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代人》的出版很不容易，汤一介在2003年就写完了，但直到今年才由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版。汤一介在该书的开篇序言里写下这么一段话，他说：“我用我亲身的耳闻目睹以及可得知文献材料，通过我们三代人的经历，来描绘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遭遇以及我的感想。”
在我看来，《我们三代人》的出版价值在于，以汤氏一门三代记录了一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心态历程。汤一介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进士，也当老师，开门收徒；汤用彤，也就是汤一介的父亲，是第一批到美国用庚子赔款读书的学生，后来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和当时的吴宓、陈寅恪一起被称作“哈佛三杰”；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了一辈子书。
《我们三代人》记录了三个主题，第一是知识分子心态，记录家国之忧，民族大义。为祝贺汤霖六十岁生日，有学生画一幅《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汤霖写了一篇约五百字《自序》，表现了他为人为学之要旨。他说他这一代人是失败的，学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业，但该怎么安身立命呢？应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前两句是儒家的思想，后两句是道家的思想，就是孔夫子所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根。在汤一介的墓志铭上，这个家训就刻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也是我们立身处事的信条。
这本书除了记录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正面认识，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拥护新中国；还如实记录了经过历次运动，知识分子在心态上的变化。比如汤用彤先生认为，1950年代大学院系调整时，郑天廷被调出北大，使北大历史系清史的教学与研究成为空白；以及哲学所、中文系都因院系调整，元气大伤。此外，汤一介认为，现在看来，当时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使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的人格，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失去了创造力，这是应该深以为教训的。
《我们三代人》还记载了很多在正史上难得的史实，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关于“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梁效”。这对汤一介来说是很纠结的心病。他在书中做了很多自我批评，他说：“任何人在他的一生中总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些错误会得到别人谅解，甚至他自己也可以原谅自己，但是有些错误是不会得到别人谅解的，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我参加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即‘梁效’，这属于后一种情况。这事虽然已过了30年，而且组织上也不下结论，也不再追究，但在我心中总是一个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交代。……现在趁我写回忆的时候，也许是一个我和‘梁效’做一个交代的好机会。”所以，他对此写了1.2万字，做了详细的交代。从历史上看，中国知识分子大多以仕途为归，“文革”使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失去了自我，无疑是一个大悲剧。汤一介的话是写给现在和未来的知识分子的，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前途。他认为“文革”的教训对他来说是一面镜子，必须从中来时时反省自己，这是他最后的觉悟。
我曾把汤先生人生的肖像勾勒为四个方面：学贵乎专，思贵乎大，见贵乎远，人贵乎定。他终其一生，对待世界、对待人生的态度都是这样一种理性明达的态度。
（2015年11月29日，汤一介遗孀乐黛云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读书沙龙解读《我们三代人》，此文为演讲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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