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先生的新书《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部十四万字的非虚构作品是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冰河》（无路可逃）、《凌汛》、《激流中》系列自传体、记录中国文学文化历程的收官之作。这一系列书的责编脚印，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当代》杂志副主编杨新岚以及人文社青年编辑们日前赴天津拜访冯骥才，并围绕新书《漩涡里》做了一次简短对话。
冯骥才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左三）、责编脚印（右二）、《当代》杂志副主编杨新岚（左二），以及人文社年轻编辑
二十年文化遗产保护，悲欣交集
脚印：冯先生好，半年没见了，我知道这一年您都在紧张兴奋的写作中，上半年写作《漩涡里》，下半年创作长篇小说。现在，您最看重的，记录您二十多年艰辛努力的《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终于出版了，我想把这本书精神气息简短地传达出来：这是一个自觉的文化人和纷繁时代的故事，是一部行动的书，也是一部启蒙的书。读者一定非常好奇，您是如何转向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冯骥才：我在书中对于我如何由一个作家变为一个文化遗产保护者有详细地记述，它实际上记述的是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历程，所以我说它是一本生命之书。在过去的二十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比文学写作对于我来说更重要，也更艰难，现在能做这个事的人不多了。那天李陀给我打电话，聊起来文化遗产保护的事，他很感慨。我说我心里面一直很崇敬的，是当时那一批抢救敦煌藏经洞经文的人，陈寅恪、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他们这批人。陈寅恪为失国宝恸哭流涕，他们奔走相告联名上书，要求满清政府保护国宝。有一件事很感动我，为这件事我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去过。那个时候，敦煌藏经洞里面的文物被伯希和盗走后，肯定要不回来了，陈寅恪他们这批人当时在巴黎念书，为了去抄这些被盗的经卷文书，他们每天就带几块干面包到国立图书馆，抄完后把这些稿子拿回国。后来听李陀说，他夫人刘禾调查时还有一个细节。刘半农他们那个年代，国立图书馆只能让中国人看，不允许中国人抄。刘半农他们就在看时尽力地把内容背下来，出来后再拿笔记录下来，然后再进去 背。我听了很感慨。
脚印：是呀，这些先生们很伟大！您在书中通过您的行动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伟大的精神，您一个人干了那么多事，而这些事一般人是不可能完成的，很多都是巨大的工程，而这些工程的点点滴滴都要付出无数艰辛，您有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历史文化责任感，您是有很强大的意志力和强大的行动能力的人，才能做常人无法想象的事情。
冯骥才：我现在经常到一些古村落去，有时候看到很多古村落面目全非了，很感慨，文化本身的纯真已经没有了。做了文化遗产保护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可几年后还是命悬一线，或永久地消失了，在改造旧城的口号下，很多城市已经没有自己的特点了。看到很多有历史的，有承载的东西无可挽回地消失，有时候觉得很茫然。但我们还要努力去做。
回想开始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很艰难。因为缺少资金，好多非遗传承者还没等到我们记录就已经不在了。就像我在《漩涡里》提到的，一次我们的普查人员在甘肃发现一个老太太唱的民歌“花儿”极其珍罕。我们的普查人员想录制下来,但没有录像机, 就回到北京设法弄到一台摄像机。再赶到甘肃，只见到那老太太的女儿。她说老太太上个月已去世，临死前还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呵!”我们每天都在抢时间，你现在不做，那就永远消失了。
脚印：您的行动感动了很多人，也做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成果。你认为您这二十年努力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冯骥才：这二十年的文化遗产保护，悲欣交集。我能感欣喜的是文化遗产保护观念深入人心。有一次，汪洋同志找我，想听听我对文化遗产的意见、观点，我去北京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希望我把我们所做的都记录下来传达给普通百姓。
有的时候我也感到欣慰。有一次我到安徽徽州的一个村庄，当地的人想让我看一下他们村落的保护情况，我忽然看到一根电线，房顶是灰色的，墙是白的，白电线被涂成了灰色。我问，这个线是谁涂的？涂完后电线和房屋就协调了。村民说，这不是您的观点吗？古建筑的保护要注意每一个细节。我当时一听特别安慰。我们这些年一直呼吁的观念，到了最底层，被老百姓接受了。保护文化遗产者跟作家的想法一样，作家最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被老百姓接受。
为历史留影像，为民间文学建数据库
脚印：在您作品里提到，您对“旧城改造”等口号十分警惕，在您看来有很多美好的珍贵的东西会在这种摧枯拉朽的气势中毁掉。那些开发商等不会顾及那么珍贵、那么有历史的东西。所以冯先生这些年的行动有着巨大的价值，即便是很多东西留不住了，但是能够用影像文字把它们留下来，非常伟大的。比如你用抢救的速度给老天津留下了大量影像。大家再看老天津，只能在这套书里看。包括民间故事，非遗的各种艺术，那么大的体量，整个用文字图像呈现出来，这个工程实在是太大了。
冯骥才：我们国家在民间文学的创造上，是一个很了得的民族。世界上哪个国家也没超过我们。口头文学、史诗、叙事诗、神话、谚语、歇后语、歌谣、小戏等，我们现在已经整理好进数据库的是八亿八千七百万字，没有进数据库的大概有二十亿字。很幸运的是国家给了三亿五千万的资金，先出一千部，光民间故事就是一百一十六万个民间故事，全是文字，并且有了数据库。明年估计能把书做出来，每部二十万到三十万字。
“建一座中国文学博物馆”，呈现对文学品质的坚守
冯骥才与人文社的渊源可追溯到1977年，所有故事全在他的《凌汛》中。为写《凌汛》他还专门来寻访他生活过两年的地方。谈话间，当听闻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楼已经被定为危楼时，冯骥才建议人文社的老楼不仅要加固，还要在老楼的基础上建一座文学博物馆。
冯骥才：人文社的老楼不仅要加固，还要在老楼的基础上建一座文学博物馆,建成一座国家文学的博物馆。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文学博物馆，我们需要一个当代文学的博物馆。人文社是第一个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人文社出的书，反映了新中国七十年各种文学成就；当代的重要作家的主要作品大部分是人文社出版的。人文社有大量的作家史料、手稿出版了几万种文学书籍，大量的手稿可以整理出来。像俄罗斯，俄罗斯的国家文学研究所下面有一个文学博物馆，并且还有一个高尔基的博物馆，收藏也是很了不起的。
脚印：冯先生的建议特别好，其实一些作家还可以捐赠一些手稿。通过博物馆，让出版社对文学品质的坚守都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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