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老舍 著赵武平 译补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9月

近日，一套全新、号称“完整版”的《四世同堂》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与此前国内广为流行的版本相比，它多出了10万多字。

《四世同堂》是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在1944至1948年之间创作完成的抗战题材三部曲。前两部《惶惑》《偷生》是一边写一边连载，于1944年至1945年在副刊连载，并于1946年先后由良友、晨光公司出版发行单行本。

1946年，老舍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访美。到了美国之后，他继续《四世同堂》第三部的创作，至1948年完成全稿。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突破阻挠回到祖国，开始了他的新的文学生活。《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在上海《小说》月刊连载了20章，但后16章等待修改未能刊出，后丧佚，这部杰作遂成残卷。

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四世同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四世同堂》第一次出版，但这个版本的第三卷只有前20章。1981年，老舍家属请翻译家马小弥从美国出版的英文节译本中把第三卷最后的13章转译成中文。在美国出版的《四世同堂》经过当年美国编辑的大量删减，译成中文只有3万多字，只能算作故事梗概，很是粗糙。所以，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在研究老舍的领域里，人们这么多年看的都是美国的删减版。

直到201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在美国访学，无意中在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浦爱德档案中发现《四世同堂》的英文翻译全稿，上面还保留了老舍与译者商讨翻译和修改的手迹、示意图、译名。经过数年的校勘，如今文学爱好者可以完整地阅读到这部文学经典。最近，赵武平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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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档案一看，简直就如同阿里巴巴进入一个宝库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是怎样的契机，让你在2013年在美国做研究时，发现了珍藏于哈佛大学浦爱德个人档案里老舍和浦爱德合作翻译的《四世同堂》英文全稿？

赵武平：我最初于2013年5月随同友人王海龙先生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古籍和手稿部，集中查阅那里收藏的著名文学代理人劳埃德先生档案中的老舍文件，那是老舍在美国的英文档案最集中的地方。这个档案中老舍的信件和手稿，国内外学者已经广泛利用，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这些信件以外的所谓非文学的资料，从来没有系统梳理，而这些内容在我看来又有特别的吸引力。结果打开档案一看，简直就如同阿里巴巴进入一个宝库：这批档案主要是来往书信、手稿、文件和剪报，或者出自老舍手笔，或者是别人所写，都同他在美国的经历有关。

这些资料中有老舍写给代理人的许多信件，包括赛珍珠引荐老舍的一封信，和劳埃德就老舍小说出版同出版商、文学代理和其他人的往来函电，以及别的电话记录、会谈纪要、账单和相片等杂件，总数大约为800件，涵盖的时间从1948年到1958年，由劳埃德之女阿德里雅·马·劳埃德1982年捐赠。

2015年4月间，利用前往魁北克书展参加合作项目的机会，我在魁北克的拉瓦尔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老舍与曹禺1946年9月间访问蒙特利尔和魁北克时候留下的最早记录。随后，又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查阅了老舍1946年秋天在雅斗文艺营写作《四世同堂》期间的所有的档案资料。

发现《四世同堂》英译全稿之后，我曾经花了一些时间，将底稿同根据1952年压缩稿而出版的英译本The Yellow Storm进行了部分对比，发现内容差别非常大。很显然，如果不根据哈佛保存下来的英译全稿重新翻译出来，无论对于老舍先生本人，还是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都有欠公允，我于是就有了将之回译出来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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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认为《四世同堂》没有写完，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初看到这份印有老舍多处笔迹的译稿，哪些内容特别吸引你？

赵武平：看到这些文稿经过70年之后，依然完好无损，真是感慨万千。要知道，人们之前都以为这部巨著第三部《饥荒》的后半部分，经过“文革”之后，再也没有可能重现人间了。

全面看过英文译稿，确认这就是没有经过出版社删节和编辑的打印底稿之后，我就在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重大的发现向傅高义和裴宜理等关心支持我从事老舍研究的前辈学者进行了汇报。

这部文稿的发现，对于中国的现代文学来说意义重大，而且会改写费正清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和夏志清先生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老舍先生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不公正的论断——他们曾经都认为《四世同堂》没有写完，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发现《四世同堂》英译全稿之后，你花了多长时间将底稿和1952年压缩稿而出版的英译本The Yellow Storm进行对比，结果如何？差异大吗？

赵武平：察勘和对比花费的时间，大约有半年左右。我本来以为，两个版本的差别，也许只是部分段落的删节，看到后来却发现不仅是某些段落和句子的删节，最令人吃惊的是最后一段的全部删除，以及其他几个章节的大幅度删节与合并。也就是说，1952年的版本的后半部分，看上去更像故事梗概，或者通俗的文学故事，而根本不是一部出自老舍先生之手的细腻文学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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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辗转保存，历经60余载，大体完好，只有不多几处，微见瑕疵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还原语言艺术家老舍的作品，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听说你在翻译的时候还整理了“老舍词汇表”。翻译这部作品的最大困难与挑战是什么？

赵武平：“回译”是一个特殊的翻译，因为只是利用外语优势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简单的字面翻译，10多万字的篇幅，3年前从美国回来后，我在小汤山学习期间，只用短短一个月就完成了。但是，如何遣词造句，如何把握原著的行文风格，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事实上，无论是“回译”还是“复译”，毕竟都要经过译者语言习惯和老舍语言风格的转换，而这个过程往往无法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

在从翻译到还原的过程中，我所能争取做到的，关键是在确定老舍语言风格、用词特点以及语言表达习惯的基础上，“循规蹈矩”或“亦步亦趋”，尽量复原原著的面貌。

整个回译的过程中，困难的不仅仅是如何有效运用老舍的文学语言，而且还有如何识别浦爱德原稿当中的错误、残缺，以及模糊字迹。

原稿辗转保存，历经60余载，依然大体完好，只有不多几处，微见瑕疵。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打印墨色不匀，再加岁月磨蚀，致使部分文字漫漶；二是未经编校，文稿有讹误，亦可见阙漏。因此，动手翻译之前，要进行释读和校勘，即参照1946年版《惶惑》和《偷生》，1950年《小说》月刊连载的《饥荒》章节，以及1951年版哈考特版本，判别原译稿和原著的差异，同时辨认模糊字词，标记拼写异常与错误，以及语句缺失。

关于语言和词汇，以及老舍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利用电脑词汇分析的方法，我整理出了一个“老舍词汇表”，在回译的时候凡是遇到非老舍所用重要词汇，一律删汰更替，以期最大限度还原老舍的语言原貌。

从初译至定稿，前后修改四次。我知道，尽管注意到或表或里的问题，用字造句花足力气，也不一定保证自己的语言能够化作完美的老舍笔墨。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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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译“不完全是翻译”，它是一个曲折而繁难的“翻译还原”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对你而言，翻译和回译有哪些本质差别？

赵武平：回译“不完全是翻译”，因为它“就是例如原来中文，给人译成英文，现在要把英文还原”（思果《翻译研究》）。它是一个曲折而繁难的“翻译还原”，或者说，是一个“文本复原”的尝试，是要用从英文译回的中文稿作基础，辅以相应的修正，恢复原著的本来面貌。若单图简单、省事，把原著晾在一边，只求对原译负责，那么照英文译出，即告万事大吉。问题是，依此而来的译文，是老舍的吗？可以说是，当然也可以说不是。

说是，是因为英译稿的完成，从头至尾，老舍都在场。他是原著者，更是合译者。他参与、认可，且同意将英译成稿交出，由编辑另行删汰。

说不是，则是从风格上说，译者和老舍并不契合，译稿无法等同原著。老舍是语言运用的艺术家，是“一个渐渐的自觉的艺术家的小说家”（借李健吾论沈从文句），他要求自己“在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时候，不忘了语言的简练、明确、生动，也不忘了语言的节奏、声音等等方面”。相对而言，译者不是“全面语言的运用者”，即令有心像老舍那样，追求“文字之美”，也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别的权且不说，单就照顾“文字的律动音节”来说，就简直无法企及。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天然的缺憾。

不用说，译稿不全面修正，和原著就有距离，也谈不上成功。所以，设尽方法缩小，甚至消除两者间的距离，在求“神似”的同时，也求“形似”，成为还原的理想。而实现这个理想，细致体会《四世同堂》的语言风格，也参考作者其他早期作品，整理出老舍的字汇和词汇表，拿它作为用字选字的典范，同时以老舍的语言运用“条规”为原则，对译文的字词和句子作相应调换。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从2013年发现英文文稿到2017年出版，整整4年，这期间，你做了哪些案头及调查、整理工作？

赵武平：回译者，犹如“一仆二主”，需要“双重忠实”：要对原译者负责，还不能远离原著者。

从释读原稿到翻译和回译，我所用的办法，其实是一个很笨的老办法，那就是实事求是，争取在对原译者负责的基础上，实现对老舍先生的最大程度的负责。整个工作的经过，大约分成释读、翻译、修正几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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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消失的16章”，作者在前两部留下的伏笔都将不复存在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这“消失的16章”在整部作品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完整”和“不完整”版的《四世同堂》是否有着本质差别？

赵武平：对于《四世同堂》以前“消失”的部分，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认识，但是从一部长篇小说结构和布局的完整性上来讲，它们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关键部分。

如果没有了后边的这些章节，作者在前两部留下的伏笔，比如刘棚匠的归宿、诗人钱默吟孙子名字的来历，以及老舍先生对中日战争的历史性的反思，都将不复存在，那必然会让读者得出小说是不成功的残篇的错误结论。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就你目前的研究而言，你对浦爱德的翻译是否满意？同为译者，您如何评价她对老舍作品的把握？

赵武平：浦爱德是老舍在美国期间最亲密的友人之一，也是《四世同堂》的英文译者。在中美文化和文学交流史上，她是一位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和文学翻译家。她不光翻译了老舍的作品，还翻译了赵树理、王莹和冯伊湄等许多现当代中国文艺家的著作。

我觉得，浦爱德女士的翻译是忠实可靠的。如果认真比对，就不难发现她是以一种传教士的精神（她自己的父母确实都是传教士），兢兢业业、孜孜不倦从事这项翻译工作的，而且她的翻译从始至终都得到了老舍的配合和支持。

当年在美国有过一种观点，说浦爱德的翻译刻板和凝滞，语言不够生动，文学性有一定的局限。不过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忠实更应该是第一要保证的，而浦爱德女士用直译的方式，在总体上遵从老舍先生的用字风格习惯，的确是让人不得不佩服的，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部翻译作品。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知晓你目前仍在美国进行研究，接下来有哪些工作计划，请透露一二。

赵武平：应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邀请，我今年8月来到哈佛大学，计划用一年时间，对这里的费正清先生的档案资料进行研究。我会比较侧重关注“二战”期间他和中国学术和思想界的学术交往。其中，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和老舍先生的交谊，特别是老舍在美国期间在他们帮助下生活和创作的经历，将是我重点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