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专程来到深圳读书月讲书活动特别场——“中华书局与中华传统文化”,与深圳书友面对面交流。作为全国单品出版社的唯一一位十九大代表,徐俊与大家分享了他作为书业中人对书香中国、全民阅读活动的感受。
徐俊为深圳书友挥墨题词。
105年前,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之一。此后的一百余年间,中华书局以其奉献给亿万读者的近四万种出版物,其中包括《资治通鉴》《全唐诗》等一系列高质量图书,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日前,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专程来到深圳读书月讲书活动特别场——“中华书局与中华传统文化”,与深圳书友面对面交流。作为全国单品出版社的唯一一位十九大代表,徐俊与大家分享了他作为书业中人对书香中国、全民阅读活动的感受。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读书月期间,中华书局还将通过展览展销、新书首发、专题讲座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与广大深圳读者交流互动,为今年读书月增添一道丰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餐”。
时代交替之际的产儿
提到中华书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不得不提及中华书局的历史。1912年的元旦,中华书局诞生于现代出版史的摇篮——上海。那是在辛亥革命即将胜利之际。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意识到清朝帝国大厦将倾,共和政体必兴,暗中计议策划并加紧编写适合共和政体需要、体现自己教育思想的中小学教科书。在陆费逵的主持下,中华书局教科书伴随着中华书局的诞生问世,令人耳目一新,立即风行全国,也由此奠定了中华书局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地位。民国期间,中华书局先后推出“新中华教科书”“新编教科书”等共计30余套教科书,包括中小学、师范、农业专科、商业专科、大学各科用书和教师用书500余种,编写者包括陆费逵、戴克敦、陈寅、沈颐等数十人。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教科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华书局自创立以来,以共同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学术求实精神,聚集和吸纳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推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徐俊介绍道,成立之初的中华书局几经变迁,还曾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到过香港。据统计,在中华书局的全盛时期,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新加坡开设的分局曾多达50余个。
古籍传承,学人比肩
1958年是中华书局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就在这一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确定中华书局属文化部领导,以整理出版古籍和当代文史哲研究著作为主。至此,中华书局成为一家专业出版社,而这一基本出版格局亦延续至今。广为人知的则是上世纪50年代末,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历时20年完成的古籍整理工程,包括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等著作。这批著作出版问世之后,成为了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
徐俊介绍,在古籍的传承与发扬之外,一代代优秀的学人著作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主题之一。从顾颉刚、陈寅恪、汤用彤、于省吾到启功、王力、季羡林、饶宗颐等,不胜枚举。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因为在中华书局出版过著作而名扬学林。中华书局既仰重于这些学术名家而提升了自身的学术品位和品牌价值,同时一批批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因中华书局的精校细刊而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在今年读书月期间,中华书局还将在深圳举办“致敬百岁选堂——饶宗颐雕版笺谱首发式”。
从守正到出新,让经典走进寻常百姓家
21世纪,中国人开始了新的文化自觉的追寻,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国学热”的风潮。凭借自身雄厚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华书局陆续推出《尚书》《史记》等传统经典的普及读本,让大众了解中华民族光辉的文化传统。另外,找寻一条让传统通向大众的出版之路,亦是中华书局这些年所孜孜探求的。2004年中华书局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合作,推出了《正说清朝十二帝》,引领“正说”历史热潮;继而在2006年出版《于丹<论语>心得》,单本销售超过600万册。由此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阐释方式、传播方式的思考。
除此之外,古籍数字化工作也是近些年来中华书局颇受业界关注的重要方面。徐俊介绍,中华书局作品语料库的数据化经历了十年的整理过程,前年第一次推出了中华经典普及库。而在去年4月,中华经典古籍库微信版面世,将庞大的古籍数据库几乎原版移植到手机等移动终端,包涵近千种各类整理本古籍。
谈及近年来对全民阅读活动的感受,作为书业中人的徐俊用“蔚然成风”四字概括。他提出了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全民的阅读需求持续增长,读书、爱书的群体不断扩大;二是出版业态的多元、阅读方式的多样化,数字出版、传统出版融合发展,给读者阅读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三是全民阅读活动的推动在这几年表现尤为突出。徐俊尤其推崇深圳读书月在全国阅读风气中发挥的风向标作用。“深圳读书月已经18届了,从政府到出版、发行、书店、企业到广大读者,形成了全民参与的浓厚阅读风尚。”徐俊表示,作为出版人,他们则将不断探索,提供更丰富的内容、更精准的阐释,以及更适合大众阅读的形式,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