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长篇小说《劳燕》：战争中人性与命运的裂变

《劳燕》 张翎 人民文学出版社

面对《劳燕》（载《收获》杂志2017年第2期），首先让我们倍感惊讶的，是毫无任何感性战争经验的张翎，对于战争题材的首度开掘与涉足。我的意思倒也并非说，没有任何感性战争经验者，就不应该涉足战争题材。事实上，这一方面成功的例证，近年来可谓比比皆是。稍远一些的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自不必说，同样聚焦抗战的何顿的《黄埔四期》、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范稳的《吾血吾土》，这些长篇小说的写作实际上也都明显缺乏感性战争经验的支撑。因此，一个必须面对的冷酷现实就是，由于战争硝烟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行渐远，亲历性的战争题材写作日益成为不可能。我们所面对的，事实上只可能是非亲历性的战争题材写作。既然都已经远离了感性战争经验的支撑，那么，我们研究考察的重心，自然也就落脚到了作家的艺术想象力上。换言之，也就是在强调，一位毫无战争经验的作家，究竟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想象一场遥远的战争。阅读《劳燕》，我们注意到，小说结束之后，张翎曾经以附录的方式，记载了“一封丢失在世纪尘埃里的信”。按照张翎的交代，上海市静安区的一位业主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封七十年前的信件。虽然由于年代久远，信件已经多处受到侵蚀，以至模糊不清，“但依旧大致可辨，看似一位叫伊恩的援华美军写给一位叫温徳的中国女人的。信纸是那个年代常见的米纸，字为毛笔所书，字体老辣遒劲，不像是一位外国人的手迹，极有可能是寄信人口授请人代笔的。这封信很短，更像是一封略嫌臃肿的电报。”具体来说，这封模糊不清的信件内容是：“亲爱的温徳：假如你愿意，在收到这封信时，请立即按照信XX址来找我。我打算向XX事务处申XXX许可证。近日XXXXXX剧增，等候期XXXX个月。具体面叙，请速XX。你的伊恩。”附录中的这封未能寄达的尘封七十年之久的信件，存在着真与假的两种可能。其一，它仍然有可能是被张翎虚构出的一封信，作家意欲借此补充交代伊恩并非一位简单的言而无信者，抗战胜利，他在先期抵达上海之后，的确给远在月湖的温徳，写过这样一封信。只可惜，由于战争刚刚结束，社会秩序尚未彻底恢复正常的缘故，他的这封信并未能如期寄达收件人手中。而且，很显然，这样被遗失的一封信，极有可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伊恩与温徳这两个人的命运走向。其二，这封信并非张翎虚构的产物，而是的确是在上海发现的一封七十年前的通信。假如这封信是一件真实的历史遗物，那么，它就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张翎战争想象的全部出发点。温徳是谁？伊恩又是谁？他们之间究竟构成了怎样的一种情缘关系？这样一封重要信件的遗失，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各自的未来命运？由伊恩与温徳二人，又可以进一步延伸编织出怎样的一种人物关系网络来？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以上所有这些问题，与那场可被诅咒的战争之间所构成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内在关联？所有这些，恐怕都是张翎战争想象中不可忽缺的艺术元素之所在。尽管张翎对于这封信的真假并未做明确的说明，但我个人却更愿意在后一种意义上来加以理解。设若果真如此，那么，张翎《劳燕》一种小说写作发生学上的意义价值就无论如何不能被低估。经由一封意外发现的尘封已久的往日信件，如何合理地完成一种战争的叙事想象，如何营构编织人物之间的曲折关系，《劳燕》的示范性意义价值，无论如何不容低估。

小说的发生学意义之外，张翎这些年来在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叙事艺术上的多方面探索努力，也格外引人注目。从《金山》到《睡吧，芙洛，睡吧》，从《阵痛》到《流年物语》，张翎的长篇小说文本，真正可谓一部一个模样。中国新文学草创时期，沈雁冰（茅盾）曾经在《读<呐喊>》一文中，盛赞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①相比较而言，张翎在长篇小说文体方面那样一种特别专注的探索精神，恐怕也能够当得起如此一种高度评价。这一点，在她这部以战争为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劳燕》中，表现得同样非常明显。具体来说，作家叙事艺术上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多种文体形式的适度穿插式征用。举凡书信、日记、新闻报道、地方志、戏文，乃至于两只狗之间的对话，等等，全都被张翎有效地纳入到了自己的叙事进程之中。作为叙事源头的那封丢失在尘埃中的信件，自不必说，文本中穿插的由美国海军历史档案馆所珍藏的伊恩写给家人的三封家书，其叙事上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忽视。借助于这三封家书，一方面巧妙交代了如同伊恩这样的美国青年为何会主动请缨，远渡重洋，到远东也即中国战场参战的根本动机，另一方面也简洁地叙述了美军战士在中国日常生活的艰难状况。同时，也还草蛇灰线般地含蓄讲述了自己和温徳之间的情感纠葛：“我的心情以至很低沉，所以我做了一些蠢事——我是指情感上的蠢事。我尚不知道我的愚蠢会把我带进天堂还是地狱。”联系后面的写信时间来判断，伊恩在这里很显然是在以一种美国人的自嘲方式和妹妹丽雅谈论着自己与温徳之间的情感故事。新闻报道的形式，则出现在《美东华文先驱报》关于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特别纪念专辑报道中。张翎的叙事智慧，突出地表现在人物特写的主角，是当年远赴中国战场作战的美国海军中国事务团的一名成员伊恩·弗格森（简称伊恩），这位伊恩，与前面曾经两度提及的信件被不慎丢失的伊恩，以及那三封家书的书写者伊恩，都是同一个人。而报道的书写者、这家报纸的资深记者凯瑟琳·姚，与伊恩之间却又是充满着恩怨纠葛的亲生父女关系。由凯瑟琳·姚撰写的这则以伊恩为主人公的人物特写，以格外详尽的笔触，真切记载了伊恩曾经深度介入过其中的一次夜间行动炸毁日军军需库的战斗过程。多少具有一种巧合意味的是，日记形式的作者，居然也是这位伊恩。而且，伊恩的日记，也恰好被作家穿插到了这次炸毁日军军需库的特别行动过程之中。借助于伊恩的日记这种形式，张翎对战争状态下人物一种特有的微妙心理状态进行了特别真切的揭示与记述：“在第三个和第四个小时时进入了严重的疲劳期，脑子已经无法连贯性地思维，胃里开始产生饥饿的感觉。饥饿的感觉一旦产生之后，很快步步加深，脑子几乎无法从这张厚厚的蜘蛛网中挣脱，开始联想起在美国家中的各样食品；开始质疑自己当初擅自报名参军是否是一时的冲动；开始害怕如果在这次行动中受伤致残将如何应对停战之后漫长的未来？甚至开始质疑来到一个遥远的和美国并无接壤之地的外国参战是否真有意义？这一阶段身体的极度疲劳导致了心理的厌倦感，平时从未思考过的问题开始莫名其妙地浮现……”请一定不能轻易忽略伊恩这段日记对于美军战士战争中潜意识的真切揭示。如果说由于长时段行军所导致的严重疲劳与饥饿感而诱发对于食物的联想，尚且不难理解，那么，由此而更进一步地联想到对于参战意义的怀疑，乃至于战争所不可避免造成的伤残现象，并由此而引发出对作为暴力机器的战争的整体否定情绪，很显然就是现代意义上反战思想的一种集中表达了。

地方志的穿插，则是在小说开始不久，阿燕她们家所在的偏僻山乡四十一步村惨遭日军炸弹袭击之后。关于那场袭击，多年之后的县志中是这样记载的：“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早晨七时二十分左右，六架日军轰炸机突袭我县四十一步村，投下十一枚炸弹。除一枚落入水中，一枚落在山坳之外，其余九枚皆在居民区和茶林爆炸，炸毁民房九间，造成八人死亡，二十九人受伤。牲畜伤亡不计其数。”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文体，尤其是在第一人称的叙事模式中，叙述的主观性色彩非常突出。在虚构的小说中引入地方志这种形式，意在凸显事件本身的客观与真实性。更进一步，张翎之所以要刻意地引入地方志的形式，也是为了强调这一突发事件对于若干主要人物未来命运的决定性影响。非常明显，正是这一突发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阿燕与刘兆虎这两位人物的命运走向：“假若没有那场战争，这个叫姚归燕的女孩子，会慢慢地长大，长成一个美丽的女子——我已经从她的眉眼里看出了端倪。她会找一个敦实可靠，最好识点文墨的男人嫁了，生下几个在茶园里跑来跑去的娃子。”

至于戏文，则很显然是指在鼻涕虫壮烈牺牲后筱艳秋的那一场越剧演出。那一场越剧演出，一共演出了两个剧目，其一为《梁山伯与祝英台》，其二为《穆桂英挂帅》。倘若联系张翎的《劳燕》文本，你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两个剧目都是精心选择的一种结果。在国家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下，选择《穆桂英挂帅》这样的剧目，其意义不言自明。关键还在于《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剧目选择的潜在内涵。作为中国戏曲舞台上长盛不衰的一个经典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所讲述的，其实是一个真诚相爱者最终被迫劳燕分飞的爱情悲剧。所谓“劳燕分飞”，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权威解释，典出“古乐府《东飞伯劳歌》：‘东飞伯劳西飞燕。’后世用‘劳燕分飞’比喻人别离（多用于夫妻）。”而百度百科的解释，则特别强调相聚的偶然与分离的必然。以此来对应于张翎的小说标题，则张翎的标题显然包含两方面的寓意。其一，是指情侣之间的一种被迫分手。从这一角度来看，小说中来自于美国的牧师比利与海军中国事务团军官伊恩这两个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爱上了他们各自心目中的斯塔拉或者温徳。然而，由于乖谬的命运作祟的缘故，他们的这种情感追求，到最后却都没有获致圆满的结果，男女被迫劳燕分飞。其二，则是指一种事实上已经超越了男女情感的真切凝结着战争期间的血与泪情义的战友情感。对于“战友”这一语词，作家曾经借助于伊恩之口作出过精辟的谈论：“我知道我让你们久等了，但我毕竟还是来了，而且是在第一时间。请别用那样的眼神欢迎我，我的同伴，我的战友。”“我们把生活轨迹和情绪起伏交托给彼此，但不是生命。所以他们只能是朋友，而不是战友。”“我把‘战友’这个称谓像东方少女的贞洁一样保存着，不轻易送人。”“虽然我们的生命交集是如此短暂，可是我却会把你们称为‘战友’。”非常明显，按照伊恩的理解，只有那些彼此之间存在着生命凝结的朋友，方才能够称得上是“战友”。在战争年代，可以被称为战友，到了和平时期，伊恩所谓的生命交集现象，其实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刎颈之交。毫无疑问，张翎在《劳燕》中所集中描写展示的牧师比利、伊恩、刘兆虎这三位男性与那位原名姚归燕的女性在月湖这一地区的相聚与交集，他们之间在战争环境中所结下的深厚情谊，的确当得起刎颈之交这样的一种高度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四位主要人物在战争结束后不得不分手，并且因为国情的不同而走上迥然相异的人生道路，也就的确称得上是“劳燕分飞”了。而且，他们四位的交集，充满了偶然的意味，但他们的最终分手，却又是必然的。就此而推断张翎小说标题的灵感来自于“劳燕分飞”这一成语，实际上也是很有一些道理的。假若说我们对于张翎“劳燕”来历的理解能够成立，那么，作家之所以选择《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一个剧目来穿插到文本中的根本用意，自然也就异常显豁了。归根到底，即使是一个演出剧目的穿插运用，也一样是作家艺术上深思熟虑的一种结果。

二者之间形成对话关系的那两只狗，分别是隶属于伊恩的幽灵与隶属于温徳的蜜莉。身为军犬的幽灵，其父亲是一只柯利犬，母亲是一只英国灰狗，二者杂交的结果，就是幽灵这样一只“集智慧和速度于一身”的公狗。拥有如此一种天性优势的幽灵，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成为军犬的命运。具体来说，作为一只经过特殊培训的侦察犬，幽灵“可以在行军时成为队伍的先导，能搜捕到人耳所无法察觉的异常动静，看见人眼所不能发觉的陷阱和地雷导线，或者埋伏于树枝之下的武器装置。一旦发现异常，它不会发出任何声响，而只是用竖起耳朵或项背上的毛的方式，来提醒主人可能到来的危险。”而蜜莉，则是一只白色的梗犬。按照百度的说法，这种犬，一般来说，精力充沛、个性活跃，是一种对主人忠诚、亲善的犬种。梗犬一般个子较小，灵敏，活泼，富于表现，兴奋性强，大多属于宠物犬。蜜莉的主人，原来是一个瑞典传教士。这位传教士在回国前，把蜜莉留给了牧师比利，比利又把它转送给了斯塔拉。请注意，当幽灵与蜜莉这两只狗之间开始对话的时候，幽灵已经在一次战斗中因为救人而壮烈牺牲，变成了真正的“幽灵”。它们之间的这种对话关系，一直延续了长达五十天之久，一直延续到蜜莉因怀孕难产身亡也变身为“幽灵”的时候。借助于幽灵与蜜莉这两只狗之间的对话，一方面可以叙述交代一些人物的情感隐私，比如伊恩在失去原来的美国女友艾米莉·威尔逊之后的暗地悲伤。在收到前女友的美国来信之后：“我的主人看完那封信，没有告诉任何人，独自一人跑上了山顶。‘独自’在这里不完全准确，因为他还带上了我。当他确信周围只有我的时候，他才靠在一棵树身上嚎啕大哭。”既然只有幽灵一只狗在现场，那么，伊恩的悲伤便只有通过幽灵的叙述才能够为读者所了解。当然了，作家之所以要特别采用两只狗对话的方式，其根本意图乃是试图借此而巧妙地叙述传达它们各自的主人伊恩和温徳之间的一段跨国爱情。比如，来自于幽灵的叙述：“跑不动了，他会歇下来，搂住我，趴在我的耳边说：‘温徳，真是个小可人儿，你说是不是？是不是？’”这其中，伊恩对于温徳的温情和爱意流露得非常明显。再比如，来自于蜜莉的叙述：“在这点上，你的主人伊恩远比牧师比利聪明。伊恩懂得青春和忧虑是一对天敌，他知道怎样把严酷的现在零敲碎打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快活。伊恩不是故意投温徳的巧，伊恩只是还没想到将来——他不可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送给温徳。”更为关键的是，在比较了伊恩与牧师比利之间的差异之后，利用一次伊恩不慎受伤的机会，聪明的蜜莉通过温徳见不得牧师比利的缝合过程这一细节，便清晰地洞察了自己的主人温徳对伊恩之间的微妙感情生成：“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过来她爱上了伊恩——天底下只有爱才可能让人一下子丢失了所有的勇气，叫人从无所不能的勇士变成一筹莫展的废物。我知道在这一刻我的舌头我的鼻息都派不了用场，没有任何东西能安慰得了一个被爱废挫了的人。我只能躲到一个清静点的角落，省得挡着他们的路。”实际上，幽灵也罢，蜜莉也罢，张翎却又哪里是在写狗？写来写去，她所写出的，也还是人。

其二，是对交叉性亡灵叙事手段的精心设定。我们注意到，最近两三年以来，的确有不少作家在他们的长篇小说写作中采用了亡灵叙事的艺术手段。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诸如余华的《第七天》、雪漠的《野狐岭》、孙惠芬的《后上塘书》、艾伟的《南方》、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等长篇小说，都不同程度地使用着亡灵叙事这种艺术手段。“细细翻检晚近一个时期以来小说中的亡灵叙事，即不难发现，那些亡灵叙事者绝大多数都属于死于非命的非正常死亡者，这些小说中的亡灵叙事者，皆属横死，绝非善终。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这些亡灵内心中充满着愤愤不平的抑郁哀怨之气，所以才不甘心就那么做一个鬼魂中的驯顺者，才要想方设法成为文本中的亡灵叙事者。”②假若说其他这些长篇小说中的亡灵叙事者，的确属于死于非命的非正常死亡者，那么，张翎《劳燕》中三位最主要亡灵叙事者的状况却稍有不同。具体来说，其中的两位明显属于正常死亡，这两位分别是牧师比利和美军军官伊恩。牧师比利之死，很显然是自己过于疏忽大意的结果。一次看似不起眼的火疖子切除手术时，手术刀一时不慎在比利的食指上割了一个小口子。唯因其不起眼，所以比利就没当回事，只是做了简单的处理。未承想，到最后，他果然死于由此而引起的败血症：“事后证明，我的犹豫是致命的。三十五小时之后，我死于败血症。”比利之死，与那位名叫诺尔曼·白求恩的加拿大人好有一比。同样的死亡方式，两人死后的境遇大不相同：“他死在合宜的时间合宜的场合，他从而被封为‘以身殉职’的楷模，记载在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教科书中。而我的死，却被掩埋在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中国内战等等的重大新闻里，成为尘粒一样微小的小事。”在叙述者如此一种看似理性节制的比较叙述过程中，我们其实不难感受到些许历史反讽意味的存在。就客观实际的工作状态而言，你很难说牧师比利在抗战中给中国做出的贡献就比诺尔曼·白求恩少多少，但诺尔曼·白求恩的青史留名与牧师比利的寂寂无名却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两相比较的一种直接结果，就是再一次地强力印证了历史的残酷无情。美国海军中国事务团一等军械师伊恩之死，则很显然属于年岁很高的寿终正寝。身为曾经在中国战场参加过二战的一位美国老兵，一直到94岁高龄时才与世长辞，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寿终正寝了。他们两位，一个死于自己的一时疏忽，一个寿终正寝，毫无理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相比较而言，三位亡灵叙事者中，后来的命运格外坎坷者，只是抗战当年那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营的中国学官刘兆虎。结合文本后面的交代，刘兆虎其实是因肺癌晚期而且已经扩散转移到了骨头不治身亡的。唯其如此，所以，十七年之后，出现在牧师比利目前的刘兆虎才会是一副瘦骨嶙峋的模样：“我觉得用瘦来形容你简直是一种矫情。你岂止是瘦，你几乎完全没有肉，你的皮肤是紧贴在骨头上的，紧得几乎可以看清骨头的颜色和纹理。你的头发几乎掉光了，剩下稀稀疏疏的几根，根本无法掩盖你的头皮。你的头皮和你的脸色一样泛着病态的苍白，不过你看上去很干净，说明有人仔细地清理过你之后才送你上的路。”刘兆虎虽然在那个荒唐的政治至上的年代饱受折磨，而且，我们也不能说，他的罹患重病，就与那种不合理的政治迫害无关，但很显然，就直接的死因来说，刘兆虎的死亡乃是肺癌发作并扩散的结果。这种死亡方式，与其他亡灵叙事小说中那些死于非命的叙述者相比较，恐怕还是应该归之于正常死亡的范畴之中。既然三位亡灵叙事者都属于正常死亡的范畴，那么，同样是亡灵叙事方式的征用，张翎《劳燕》与其他同类作品的区别，也就非常明显了。

之所以要设定如此一类带有生命达观特色的亡灵叙事者，与张翎意欲完成的叙事意图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关联。这当然不是说张翎的《劳燕》中，已经不再有社会政治层面的批判内涵。事实上，社会政治批判，仍然是《劳燕》思想内涵一个非常重要，不容轻易忽视的组成部分。这一点，集中通过抗战老兵刘兆虎战后的不幸命运遭际而体现出来。身为一名为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抗战老兵，刘兆虎在战后不仅没有获得应有的勋章和荣誉，反而因为自己当年错误地参加了美国与国民党联合组织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营，就被诬为“美帝国主义训练的特务，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并因此而被捕入狱，被判处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徒刑，在邻省的一座煤矿服刑。若非阿燕作为一个有心人从他入狱一开始就想方设法在营救他早日脱离苦海，那么，依照刘兆虎的身体状况，到最后服刑期满能不能活着走出监狱，恐怕也都是一个问题。“还要过一些日子，我才会慢慢领悟阿燕出类拔萃无师自通的特工技巧：她把一个庞大的营救计划肢解成一个个细小的零件，分散在一些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细节中，等待着我慢慢地发觉捡拾。”最终，凭借着阿燕的不懈努力，刘兆虎得以被提前释放：“释放的理由是：我因与一名罪犯的名字相似而被误捕。”却原来，在这个过程中，一共有三名当事人为刘兆虎出具了书面证据，“证明我不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营名单上的那个刘兆虎，因为我在一九四三年春天起使用的正式法律名字就已经是姚兆虎。”这三个人分别是阿燕、四十一步村的支书杨保久（也即瘌痢头）以及契约的执笔人德顺爷爷。但即使营救及时，五年的煤矿服刑生活事实上也已经严重伤害了刘兆虎的身体。这种糟糕的身体状况，再加上后来所遭逢的那个大饥饿岁月，刘兆虎身体的彻底垮掉。就是无可避免的一种结果。这个过程中，虽然已经尽释前怨的阿燕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求医问药，但人力却终归敌不过天意，在饱经苦难人世的蹂躏与折磨整整十八年时间之后，刘兆虎最终还是以一副瘦骨嶙峋的形态出现在了早就在月湖等着他的牧师比利的亡灵面前。不管怎么说，抗战老兵刘兆虎战后十八年的苦难遭遇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于那个荒谬绝伦的不合理时代一种尖锐犀利的社会政治批判。

社会政治批判固然重要，但张翎为自己的《劳燕》所设定的高远艺术目标，却绝不仅仅是社会政治批判。依照我个人的愚见，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空范围内，以中国战场的抗战为根本聚焦点，对非正常的战争状态所导致的人性与命运的裂变进行足够真切的透视与表现，方才应该被看作是张翎《劳燕》意欲达致的高远艺术目标。亡灵叙事手段的有效征用，实际上是为了企及这一艺术目标的基本路径之一。一九四五年日本天皇“终战诏书”的宣读，标志着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中国抗战的全面彻底胜利。这一喜讯，对于那些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作出过浴血牺牲的抗战将士们来说，真的是期待已久。那个特别的时刻，月湖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营顿时陷入到了一种狂欢的状态之中：“疯狂是从你们的营地开始的，后来才像流感一样传染给月湖的每一户人家……上帝怜悯你们，把疯狂的一天安排在盛夏，叫你们尽情胡闹，却不用去烦愁夜里睡觉的冷暖。”也就是在这具有特别纪念意义的一天，“待众人散后，你们两个人，你，伊恩·弗格森，美国海军中国事务团的一等军械师，还有你，刘兆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营的中国学官，还没有尽兴，就偷偷溜出来到了我的住处”，继续着三个人的狂欢。也就是在这次彻夜狂欢的时候，“你说以后我们三个人中不论谁先死，死后每年都要在这个日子里，到月湖等候其他两个人。聚齐了，我们再痛饮一回。”在牧师比利看来，“你才是我们中间的智者。你已经预见到随着天皇的‘玉音播送’，我们将很快各奔东西，我们今后的生活轨迹，也许永远不会再有交集。活人是无法掌控自己的日子的，而死人则不然。灵魂不再受时间空间和突发事件的限制，灵魂的世界没有边界。千山万水十年百年的距离，对灵魂来说，都不过是一念之间。”没想到的是，相约容易，真正践诺却很艰难。三个人中，最早来到月湖践诺的，是三人中年龄最大的牧师比利。那时候，距离他们约定的时间才不过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十八年的时间过去后，刘兆虎成为第二个践诺者。然后，牧师比利与刘兆虎的亡灵又苦苦等待了长达五十二年的时间之后，以94岁高龄辞世的伊恩方才姗姗来迟地抵达月湖践诺。三位抗战老兵（尽管牧师比利并不是正式的军人，但他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却为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从这个进度来看，笔者更愿意把他划入到老兵的范畴之中）的亡灵不仅终于如约在月湖相聚，更何况，很显然地，在他们之间，也还夹杂着一位共同的女性：“我知道我们正在渐渐接近事物的核心。我早就从你们闪烁的眼神里，看出你们最期待的话题，是那个被我称为温徳的女人。不，女孩。她其实是我们相聚的最主要原因。假若我们各自的生活是三个圆，那么她，就是这三个圆的交汇点。你们很想谈到她，却又不敢，或者说，不忍。”毫无疑问，对于七十二年后终于聚集在月湖的牧师比利、伊恩以及刘兆虎这三位亡灵来说，这位讳莫如深的女性，事实上是他们各自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位女性。只不过，在刘兆虎的眼中，她是阿燕，在伊恩的眼中，她是温徳，而在牧师比利的眼中，她是斯塔拉。一位女性，三个名字，分别代表着她生命中的三个不同阶段。实际上，七十二年之后相聚在月湖的三位抗战老兵的亡灵，也正是围绕这位共同的女性，展开了对于既往生命历程的追忆。其中的故事焦点，当然是他们由于战争的原因而在月湖地区相识、相交一直到最终分手的整个过程。

这里，很显然存在着两个无法回避的艺术问题，其一是，张翎的战争想象叙事，为什么一定要在一个差不多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范围内展开？其二是，张翎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牧师比利、伊恩以及刘兆虎这三位亡灵来作为小说最主要的三个第一人称叙述者？首先，如果张翎仅仅局限于战争来讲述战争，那么，她就无法把一场可怕而可恶的战争对人类个体命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表现出来。究其根本，唯有在一个相对阔大的时空中，我们才能够观察到战争的发生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改变着一个人的命运，并进一步地洞悉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人性与命运到底会发生怎样一种难以预想的裂变。比如，假若不是抗战爆发，并且蔓延扩展至如同四十一步村这样普通的偏僻山乡，那么，打小就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刘兆虎与阿燕，就极有可能顺利成婚并过上普通山民的日常生活。然而，可怕的战争最终不仅发生了，而且也还的确以强大的蛮力把刘兆虎与阿燕他们席卷到了战争的漩涡之中。那么，他们命运的改变，也就不可能避免了：“可是战争的手一抹，就抹乱了世间万物的自然生长过程。我们都没时间了，我没时间逐渐生长爱情，她没时间悠悠地长大成人。”可怕的战争不仅先后剥夺了阿燕父母双亲的生命，而且也还残忍地剥夺了她身上被传统中国女性视若生命的贞操，进而从根本上改写了阿燕的命运。倘若不是战争的发生，阿燕不仅不会遇到牧师比利与美军军官伊恩，而且也更不会彼此之间发生深入骨髓的生命交集与嵌入。不只是阿燕的命运轨迹被可诅咒的战争硬性改变，同样被改变了命运轨迹的，也还有刘兆虎、牧师比利以及美军军官伊恩。在中学校接受国文老师左翼思想影响的刘兆虎，本来已经打定主意随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块去延安，没想到，就在一切都已准备停当的时候，日军飞机对四十一步村的侵袭，以及日军士兵紧接着的进一步侵犯，却硬生生地改变了刘兆虎的命运。他因失血过多而昏迷长达一个星期，等到他终于休养到可以重新走动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后。到这个时候，他的那些同学因为等他不及，早已先行一步出发，并在四个月后如愿抵达延安了。尽管不死心的刘兆虎，此后也还曾经再次努力试图实现他的延安梦想，但却因国文老师的被捕而以失败告终。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刘兆虎的命运，就此走上了与同学不同的人生岔道。到最后，四处碰壁实在走投无路的刘兆虎，在偶然发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营的招生启示之后，终于如获至宝，“一分钟也没有耽搁，就赶去了月湖。”就这样，刘兆虎的生命，不仅与牧师比利、伊恩他们发生了交集，而且也再次与他一再避之唯恐不及的阿燕交集在了一起。曾经有过医学院学习经历的牧师比利，在战前本来只是一个兼及医道的本本分分的传教士而已。但因为战争的发生，更因为其母国的参战，尤其是母国将士远赴中国战场参战，牧师比利终归还是身不由己地深度介入到了这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之中：“虽然你不穿我们的灰色杂役服，也不在我们的登记名录之中，你没有和我们一起参加过任何一次行动，可是，我依旧把你叫作‘战友’。”为什么呢？因为牧师比利其实已经以他的特别方式积极参与到了这场战争之中：“你是牧师，而且行医，所以你的教堂里，终日走动着各式各样的人，有教书先生、屠夫、茶农、织娘、甚至有行乞经过的流浪汉……你总能用你狗一样敏锐的鼻子，蛇一样灵巧的簧舌，从那些人嘴里诱出各样的信息，然后用你那辆正骑或倒骑的自行车，传送到我们的情报官手里。所以，我们的定时炸药，常常能在恰当的时间里在恰当的地点引爆。”以至于，等到战争终于结束的时候，牧师比利竟然不无自嘲地这样看待并谈论自己：“战争，这场可诅咒的战争，让一个循规蹈矩的牧师，变成了一个油头滑脑的探子、走私犯、青帮门客，还有酒鬼。”归根结底，牧师比利多种身份之间的转换，所充分见证说明的，正是他在那场战争中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同样的道理，伊恩的命运转换，也是拜那场战争的爆发所赐的结果。假若没有战争的发生，伊恩就很可能只是一家普通汽车修理铺的老板，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的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不仅把美国拖入到二战之中，而且也改变了热血青年伊恩的命运。在报名参军之后，伊恩很快就被派遣到中国，不仅成为了美国海军中国事务团的一名一等军械师，而且很快就结识了牧师比利、刘兆虎以及他生命中一位最重要的女性温徳。

事实上，也正是在阅读张翎《劳燕》的过程中，我对于“小说是时间的艺术”这一命题，产生了更其真切的体会和认识。作品中四位主要人物的命运变迁，只有在拉开一定的时间长度之后，方才能够露出端倪。在一篇关于方方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的文章中，我曾经特别强调所谓命运感的生发与传达对于一部长篇小说的重要性：“在我们看来，衡量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大中型文学作品优劣与否的一种重要标准，就是要充分地考量作家在这部作品中是否成功有效地传达出了某种浑厚深沉的命运感。说实在话，笔者近年来每年都要阅读大量的长篇小说，然而，这些作品中能够具有某种命运感，能够让读者自觉地联想起命运这一语词来的，却是相当罕见的。更不要说对于一种浑厚深沉的命运感的艺术性表达了，那样的作品简直就真的是凤毛麟角了。只要粗略地回顾一下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我们即不难发现，那些真正杰出的大中型文学作品中，其实都有一种格外浑厚深沉的命运感的成功表达。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自不必说，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无需多言，其他的诸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巨制，诸如鲁迅的小说，诸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其中的命运感都是表现得十分突出的。即使是在已有三十年历史的所谓新时期文学中，诸如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长篇小说中，也同样有着对于命运感的突出表现。这样看来，举凡优秀的文学作品，大约都会有一种浑厚深沉的命运感的体现与表达。其中，不仅仅有作家自己对于人类命运问题的索解与思考，更为关键的问题是，通过作家自身的思考还能够激发起广大读者对于命运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强烈兴趣来。”③关键在于，倘若舍却了时间的足够长度，那么，所谓命运感的表达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很多时候，正是在看似波澜不惊的漫长时间长河中，个人的命运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发生着堪称惊心动魄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说，所谓的命运，其实也正是时间。离开了“逝者如斯夫”的时间，命运感的生发与传达绝无可能。

同样不能被忽略的一点是，命运被战争悄然改变的同时，这几位主要人物的人性世界也由于战争的原因而发生着程度不同的裂变。关于人性，作家曾经借助于伊恩之口发出过这样的一种议论：“当我坐上从加尔各答返回美国的飞机时，一路上我也想起过温徳。与其说我想起了温徳，倒不如说我想起了牧师比利离开月湖时给我的忠告，尽管那时听起来逆耳。牧师比利毕竟比我年长了十五岁，到底比我更近地听到过上帝的声音，他知道人性是怎样一件千疮百孔的东西。战争是一个世界，和平是另一个世界，两个世界各自有门，却不同彼此。”这段话的要害处，在于“人性是怎样一件千疮百孔的东西”。很大程度上，张翎就是在通过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来展示并确证着这人性本身的“千疮百孔”。比如，伊恩。伊恩在与温徳的情感交往过程中，最大的一个人性过错，就是他对于温徳的始乱终弃。战前，伊恩在美国本来已经有一位名叫艾米莉·威尔逊的心仪女友。但因为战争的发生，他们被迫天各一方。同样也由于战争对生命所造成的强力威胁，这位艾米莉·威尔逊竟然匆匆忙忙地弃他而嫁给了一个名叫罗宾逊的男人。或许与他急于填补情感空白的潜意识有关，在短暂的战争期间，伊恩竟然不管不顾地爱上了温徳这样一位中国女性，而且还致使她有了身孕。尽管伊恩也明确表达过要和温徳结婚的愿望，并且在滞留上海期间，也的确给温徳写过一封中途不慎被丢失的信件，但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却是，在回到美国，甚至还未回到美国的时候，伊恩就已经放弃或者说改变了与温徳结婚的愿望。秉持着西方价值观的美国大兵伊恩，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已经怀有身孕的温徳未来在中国的尴尬与不堪处境，又或者，对于温徳的怀孕状况，伊恩根本就不知情。然而，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假若说战争刚刚结束时，伊恩与温徳的被迫劳燕分飞，尚且存在着非人力所能为的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那么，到了一九九二年，当他和温徳的亲生女儿凯瑟琳·姚出现在他面前，他却因为惧内而怯懦地不敢相认的时候，他的行径就无论如何都不可原谅了。“那场风暴貌似突兀，其实已经孕育了很久。它是那场战争的产物，它像一只藏匿在茫茫黑夜中的巨兽，悄无声息地匍匐在远方，等待着风云变幻促成的某一个因缘际会，才猝然横扫过一汪大洋。等它最终把第一个浪头摔在我门前的时候，它其实已经蓄了四十多年的势。那场风暴凶猛地冲开了我的情绪大门，叫我看见了一些藏得很深我从未发觉过的恶魔。那场风暴卷起来的波浪，一直延续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倘若说战后四十多年来对于曾经倾心追逐过的温徳的遗忘，还能够时空距离过于遥远作为逃遁的理由，那么，面对着自己的亲生骨肉都没有足够的勇气相认，那伊恩人性世界中的自私与猥琐也就真的不能被轻易地理解和原谅。尽管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自觉惭愧的伊恩一直在想方设法寻找凯瑟琳·姚，并试图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实现自我救赎，但他的人性世界曾经有过的“千疮百孔”却无法被否认。

即使是那位身为上帝使者的牧师比利，其人性深处也会存在“千疮百孔”的状况，也会在有意无意间犯下需要不断自我忏悔的罪衍。具体来说，牧师比利自认为不可自我原谅的一种罪衍，就是他刻意地向斯塔拉隐瞒了在营地传播关于她的留言的真相。由于斯塔拉内心里早已认定，自己此前不幸遭遇的知情者，不过只有牧师比利、刘兆虎以及自己。所以，一旦事情的真相外泄，那她首先的怀疑对象，就一定是和自己有着恩怨纠葛的刘兆虎。没想到，事情真相的被传播，其实与牧师比利的厨子有关：“可是我知道刘兆虎是无辜的。真正的始作俑者是我的厨子。”“我的厨师，那个可怜的虔诚的女人，知道自己嘴上的那条缝酿出了大祸，觉得无法面对上帝，无颜见斯塔拉和我，就坚决辞职离去。临行前，她一再要求我为她保守秘密，于是，我就没有声张厨子离去的真实原因。”正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牧师比利既然接受了厨子的委托恳求，答应替她保守秘密，然后就真的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从表面上来看，牧师比利的行为简直无懈可击，切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伦理原则。但只有牧师比利自己才知道，他之所以能够信守诺言，自始至终都没有向其他人尤其是当事人斯塔拉透露真相，还是有着内心里的小九九的：“我知道这件事是斯塔拉的死结，从那以后，斯塔拉留给刘兆虎的门才真正关严了。最初我隐瞒实情，是因为我对厨子许下的诺言，而后来，却是因为一己私念——我无可抑制地爱上了斯塔拉。我的私念渐渐膨胀，最后完全淹没了初衷。”在经过了一番认真的比照之后，牧师比利认定，虽然一直有伊恩和刘兆虎掺杂与其中，但在斯塔拉的这一场情感战争中，最后的胜利者却一定会是自己：“我坚信，同情信任和抱团取暖虽然不是爱情，但比爱情更坚固。在战争飓风卷扫过的废墟里，斯塔拉最终可以依赖的人只能是我，哪怕经过了刘兆虎，哪怕经过了伊恩。”只可惜，牧师比利把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自己生命的短暂，没有想到自己仅仅在数月之后，就会因为破伤风感染不治而过早地离开人世。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情感自私心理作祟的缘故，牧师比利最终也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给斯塔拉，以至于斯塔拉对于刘兆虎的严重误解还又延续了很久。唯其如此，牧师比利内心里才会深感愧疚不已，一直到七十年后都还在强调自己欠刘兆虎一个郑重的道歉。

相比较而言，人性世界最为“千疮百孔”的，应该是那位一生命运坎坷曾经经历过深重苦难的刘兆虎。而且，刘兆虎那“千疮百孔”的人性世界，集中体现在对于阿燕的数度辜负上。刘兆虎最早的辜负，出现在日本飞机突袭四十一步村后。眼看着年幼的阿燕就要被逼着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刘兆虎曾经心有不忍：“那一刻我几乎有些动摇，想留下来算了，姚家人对我有恩。”但家国破碎所激起的报国之志，却还是让他选择了出走远方。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阿燕的格外坚强，刘兆虎的这次辜负对她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他对于阿燕的第一次深度伤害，是在他从母亲的口中了解到阿燕曾经惨遭日军凌辱的消息之后。当他在四十一步村外意外地撞上瘌痢头把阿燕紧紧地压在地上意欲非礼的时候，刘兆虎虽然毅然出手狠狠地教训了瘌痢头一通，但他对阿燕那拒之于千里之外的冰冷态度，却严重地伤害了阿燕。一方面，是阿燕怯生生地询问刘兆虎是否还会再度离家，另一方面，却是：“我隐隐闻到了她身上的气味。那是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复杂气味，是泥尘的味，是草皮的味，是呼吸的味，也是身体的味。谁的身体？日本人的？瘌痢头的？还是……”于是，“我突然感觉窒息。那一刻我感谢夜色，它合乎时宜地降落下来，遮住了我眼中无法掩盖的一丝厌恶。”是的，厌恶，就是“厌恶”。因为“厌恶”，所以，刘兆虎说出来的话语才会句句都是刀子：“阿燕，其实，我和瘌痢头一样，都不是人。”在以冷冰冰的自我诅咒方式完成了与阿燕的切割之后：“我知道她听懂了，不是从我的话语里，而是从我的举动上——我挪开身子，坐到了一个离他稍远些的地方。”就这样，从言语到行动，刘兆虎都明确表示出了对曾经被日本人肆意凌辱过的阿燕的排斥和拒绝。如此一种辜负，对阿燕精神世界伤害的严重程度，不管怎样估量都不过分。问题在于，刘兆虎对阿燕的辜负与伤害，却并未到此为止。抗战结束后，本应很快返回故乡的刘兆虎却迟迟不肯启程。究其原因，还是为了逃避早年与阿燕曾经有过的婚姻约定。为了达到甩脱阿燕的目的，刘兆虎甚至还煞费苦心地登报声明离婚：“于是我改变了计划，我决定在警校再混上几个月的时光。我会利用那段时间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和姚归燕脱离关系的声明——那时的城里人都是采取这种办法解除婚姻束缚的。”尽管小说并没有细描阿燕看到离婚声明后的具体反应，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它一定会对阿燕形成极强烈的情感刺激。就此而言，这则声明对阿燕的精神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由以上的分析，即不难看出，假若张翎致使局限于战争的范围来关注描写战争，那么，这所有的人性与命运裂变，恐怕都无从得以充分的表现。作家只有把叙事时间拉到将近一个世纪的长度，才可能尽可能真切地逼近人性与命运的裂变真相。而这，也正是张翎的战争想象叙事，之所以一定要在差不多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范围内展开的根本原因所在。至于第二个问题，也即张翎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牧师比利、伊恩以及刘兆虎这三位亡灵来作为小说最主要的三个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想，答案恐怕应该从两个方面加以探寻。首先，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普通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因此，要想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来对长达百年之久的曲折人生进行叙述，就必须想方设法突破寿命的限制。亡灵的特点，就在于它事实上已经最大程度地挣脱了时间的羁绊，已经拥有了在阔大时空中任意往来的自由。这样一来，技术上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次，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一种中正、客观而又平静的叙事态度问题。一方面，牧师比利、伊恩以及刘兆虎，都曾经是历史的在场和见证者，而且都与女主人公发生过程度不同的情感纠葛，另一方面，他们现在都已经是身在天国的亡灵，已经与历史现场拉开了足够大的距离。这样的一种情形，很自然地就会让我联想到苏东坡的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很大程度上，只有既置身其内而又跃身其外者，才可能把事情的真面目看清楚。而这三位亡灵叙事者，正可以做如此一种理解。更进一步说，一者，这三位亡灵叙事者都属于正常死亡，再加上他们都已经远离尘嚣，都已经摆脱了置身于历史现场时必然会同时具有的各种喜怒哀乐的情感困扰，因而，也就能够用一种与意气用事无关的通透眼光来看待曾经的恩怨人生。究其根本，同时拥有三个名字的女主人公这样一位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也正是依赖于如此一种通透的目光才能够被成功刻画塑造成形的。

概略地说，张翎《劳燕》所讲述的，其实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而且，很显然，这三位男性的第一人称叙事全都是围绕这位女性为核心而运行的。同时，这三位男性也可以说，都是这位女性不同程度的喜欢与恋慕者。别的且不说，单只是如此一种“一女数男”人物关系的设计构想本身，就已经大大突破了我们在很多作品中惯见的“一男数女”模式。其中，一种男性批判的女性主义意味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这，实际上也就明显预示着，性别歧视与女性自尊的书写，恰恰是张翎《劳燕》最不容忽视的一部分重要思想内涵。“阿燕，温徳、斯塔拉。它们是一个人的三个名字，或者说，一个人的三个侧面。你若把它们剥离开来，它们是三个截然不同的版块，你很难想象它们同属一体。而当你把它们拼在一起时，你又几乎找不到它们之间的接缝——它们是水乳交融浑然天成的联合体。”这位同时具有三个名字的女性，可以说是《劳燕》中苦难最为深重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十四岁的娇小年纪，即已先后失去父母双亲，被迫挑起生活与生存的重担不说，她自己也还同时惨遭残暴日军的肆意凌辱。出现在牧师比利眼中的女孩“几乎完全赤裸，身体上没有明显的外伤，只是大腿上有湿黏的血迹——血还没有止住。我分开她的双腿，发现中间插着一根已经被血染成紫酱色的粗木棍。”但日军的残暴还在其次，相比较来说，较之于日军的残暴，更其糟糕十倍百倍不止的，反倒是来自于国人的冷漠与歧视、侮辱：“她们母女两人的遭遇，早已在四十一步村里传得沸沸扬扬……而那天的劫难，连同所有的细节，经过女人们一轮又一轮压低了嗓门的流传，已经成为村里每一户人家饭桌上最公开的秘密。”既然流言已经漫天飞扬，那么，四十一步村人对于阿燕的歧视与排斥乃至于公开凌辱，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很显然，从一种象征的意义上说，四十一步村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缩影。就此而言，张翎实际上也就是在通过对四十一步村人的描写而最终实现一种对于国民劣根性的尖锐批判。然而，阿燕的劫难却并未到此为止，她根本想不到，即使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营这样的抗日军营里，自己曾经遭受日军凌辱的流言也不仅会广为流播，而且竟然还会成为鼻涕虫企图强暴自己的借口。幸运之处在于，到了这个时候的阿燕，已经在精神层面上彻底完成了一场由蛹到蝶的蜕变。事实上，也只有在完成了这种精神蜕变之后，阿燕方才会在阻止了长官枪毙鼻涕虫的行为之后，声泪俱下地讲出了一番可谓是石破天惊的话语：“我逃回家后，他们都不认我，他们觉得我遭了日本人的欺负，他们就都可以欺负我。”紧接着，阿燕发出了强力诘问：“你们为什么只知道欺负我，你们为什么不找日本人算账？”

精神蜕变彻底完成之后的阿燕，事实上变成了一位极其难能可贵的以德报怨的人间苦难超度者。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她与曾经数度辜负伤害自己的刘兆虎之间的关系上。具体来说，当刘兆虎面临被抓丁威胁的时候，毅然挺身而出替他排忧解难的，是阿燕；当他潜逃回四十一步村，面临着被当作逃兵抓捕的危险时，将他藏在家中者，是阿燕；当他因为与美军以及国民党之间的瓜葛而被捕入狱之后，长期坚持和他通信并千方百计将他营救提前出狱者，是阿燕；当他从狱中走出面临生存困境的时候，毅然决然地用自己的身躯和心灵抚慰他的，是阿燕；当他晚年病入膏肓卧病在床的时候，多方面想方设法为他求医问药者，同样也是阿燕。尤其令人倍感意外的，是在以德报怨帮助刘兆虎的过程中，阿燕自己其实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直到有一天，阿燕在挽起袖子揩拭身体时，我偶然发现她胳膊上有一串青紫色的针眼，我这才恍然大悟，这些天里我喝的不是猪肝汤，而是阿燕的血。”这是说阿燕在被迫卖血。“就在她转身的时候，我发现她夹袄后襟的一个衣角，掖在了她的裤腰里。”“刹那间，我的脑子产生了一些古怪的念头，我觉得那些猪肝，那些混在泥鳅里的肉末星子，那些飘在鲫鱼汤里的油花，突然都变成了裤腰带。阿燕的裤腰带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松动了的呢？是在为我索求那张盖着戳子的身份证明的时候？是在她胳膊上的静脉硬实得再也扎不下针的时候？还是在我吐出了那片煎炒得油亮的猪肝的时候？第一次也许很难。第二次就容易多了，第三次就成了习惯。再往后，兴许她再也不需要裤腰带了。”实际上，也正因为明确意识到自己以及牧师比利、伊恩们太多地亏欠了阿燕，所以，成为亡灵之后的刘兆虎，才会以强烈的自遣笔调说到：“其实扔下阿燕的不只是我，还有你们——你，牧师比利，还有你，伊恩·弗格森。我们在不同的阶段进入过她的生活，都把她引到了希望的山巅，又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离开了她，任由她跌入绝望的低谷，独自面对生活的腥风苦雨，收拾我们的存在给她留下的各种残局。在我成为鬼魂之后，我甚至暗自庆幸过我死得其时，我不用目睹阿燕在几年之后的那场大灾难中遭受的更大屈辱。”唯其如此，刘兆虎才会如此犀利地自责自忏：“我的自私罄竹难书。”实际上，面对着阿燕或者斯塔拉或者温徳，感到自惭形秽者却又何止是刘兆虎呢？牧师比利，伊恩，其实也都应该有同样的强烈感受才对。唯其如此，到小说结尾处，面对着业已处于脑中风状态的女主人公，作家张翎才会借牧师比利的亡灵做这样一种真切的表白：“在我的记忆中，你是那个连眼泪都能照亮别人的小星星啊，我怎能把你跟眼前这个身体像掏空了的麻袋似的老妇人联系在一起？”那么，“是谁掏空了你的麻袋的？”“是战争。”是的，当然是战争。但与此同时，却也包括了其他很多人：“战争把第一只恶手伸进你曾经饱满结实的生命之袋，我们跟在它之后也伸出了自己的手。这个‘我们’，不仅包括我、伊恩、刘兆虎，还有阿美、杨建国、瘌痢头、鼻涕虫、那个在枕边传了你流言的厨子、那个在营地门前用枪指着你的哨兵……‘我们’其实是每一个走进你生活的人。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有罪孽，我们每个人都从你的袋子里偷过东西。”

尤其不能忽略的，是牧师比利和上帝之间的一段虚拟对话。上帝问：“请你告诉我，你们到底从这个可怜的女人身上拿走了什么？”“不多。我回答说。不过是一点点信任、耐心、慰藉、勇气、善意，最多再加上一副完好的牙齿，一个光洁的额头，两只饱满的乳房。”“那么，你们又给她留下了什么？”“不少，我的主，比如一辆破旧得连厂名都找不见了的自行车，一颗几乎可以和泥土混成一色的金属纽扣，一本书脊几乎散了架的《天演论》，还有一些不是用竹简绸卷纸张油墨记载在任何国法、城镇管理法、婚姻法、家庭法、甚至治安法中，而是用窃窃私语在人们的舌头上游走了几个世纪的耻辱。”到最后，牧师比利还留下了如下一句话：“我们拿得很少，却留下了很多。真的。”只要认真地对比一下，我们即不难从以上的虚拟对话中读出强烈的反讽意味来。正是从这强烈的反讽意味中，我们才能够清楚地了解到，漫长的人生中，周围的人群到底对阿燕或者斯塔拉或者温徳这样一个地母式的女性犯下了怎样无法饶恕的罪孽。也因此，我们才能够更加充分地理解牧师比利在叙事过程中对于斯塔拉的高度评价：“上帝回应了我的祈求，祂果真赐了一颗星星，却不是给她的。后来我才慢慢领悟，上帝的那颗星星是给我的——她是我的星星，她照亮了我的路，给了我方向。”因为，“我才是那个迷失的人。”事实上，迷失者由何止是牧师比利呢？某种意义上说，前面罗列出的那众多曾经掏过女主人公生命之袋的所有人们，也全都是迷失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位拥有三个名字的女主人公，其实是一位拥有博大悲悯情怀的拯救者。实际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真切理解，张翎为什么要给她设定三个名字。归根结底，女主人公的三个名字，带有鲜明的三位一体的意味。而在基督教的教义里，唯一的三位一体者，正是所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本身。论述至此，《劳燕》中女主人公的突出象征意义，自然也就不言自明了。借助于女主人公的“三位一体”，张翎为她的这部《劳燕》成功地引入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宗教维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作家之所以要在作品中专门设置牧师比利这一与宗教紧密相关的人物形象，其根本意图，恐怕也正在于宗教维度的引入。宗教维度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衡量人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只要是关注张翎小说创作的朋友，就不难发现，在她近期的小说创作中，宗教性因素已经日益演变成为一种显赫的存在。细细想来，这一点，恐怕与作家在西方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受到基督教的浸染影响紧密相关。也因此，我们最后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劳燕》之所以能够令人信服地成功刻画塑造如此一位具有博大悲悯情怀的女性形象，与作家张翎本身同样堪称博大的，其实源于西方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