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启思是一个作家的使命

梁晓声 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品有《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

《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 梁晓声 著 现代出版社

继《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郁闷的中国人》之后，作家梁晓声又一次深度解剖了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生活状态。日前，这本纪实录——《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正式出版发行。

梁晓声生活低调、充满温情，但他又是个斗士。在书中，他保持了一贯冷峻而智慧的笔调与渗及骨髓的透视深度。至今仍保持手写习惯的梁晓声，一笔一画为当代中国社会描摹写实。

我经历了一个“微型中国”

读书周刊：自上世纪80年代，您就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整体思考。从《中国人生存启示录》《郁闷的中国人》，再到《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关注的是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状况和社会生态，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关注关乎全民的“大问题”？

梁晓声：说实话，这一类的书，除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其他的书名都不是我定的，而是由编辑来定的。我的习惯是，出一本集子就选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来作书名。比如说，我有一篇文章《国人辩论的表情》，我就觉得作书名不错，但往往发现编辑们都喜欢选一些更大的题目作书名。

现在的编辑们都很年轻，有些和我儿子的年纪差不多，考虑到他们的工作需要支持理解，有时候我会妥协。我也想过他们为什么要坚持，可能觉得我这些文章放在一个好的题目下，现在的读者尤其年轻人能够从中读出某种相同的感受，并通过书名把这种感受凸显出来。

这本书里还是有一部分旧作，但是新作很多。不瞒你说，我在2014年开始进入长篇写作的状态，一写就写了150万字。休息时会读读书、看看碟，有想法就随手记下来了，没想到要拿出来发表，写完就放在一旁了。有时和学生交流，这些文章能够引导他们思考，类似于讲稿。写得多了，编辑来组稿的时候，谈起来就说我们出本书吧。

我觉得我有新的想法应该贡献出来，因为不只我的学生需要这样的思考，读者们不管在哪一个省哪一个城市，只要他们读了我的书，就有一种隔空交流的感觉。

读书周刊：《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被称为一部社会观察实录与社会“田野调查”。收视率、“寒门”与“贵子”等热门社会话题都被您诉诸笔下，您始终保持着对社会新鲜而敏锐的感觉。

梁晓声：我能感受到一些别人习以为常的东西，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活到我这个年龄，看得多了、见得多了，也就有感受了。我像一根碳棒一样，会吸收很多别人的看法、见识。

我在书中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了看几部电影的观后感。这几部电影并不是大热的影片，我还会把其中的几句台词拎出来。其实我是想传达，即使大家在休息的时候，哪怕看的是价值不大的作品，你的眼睛也应该习惯寻找适合我们的那些篇章，也能有独特的感悟。

我是一个时代的亲历者，经过了从“无悔青春”到“底层关怀”，再到“现实关怀”，一个个时代、一个个社会群体、一个个社会现象……都为我提供了一些思考。我经历了一个“微型中国”。所以，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抱怨？中国人的火气从哪里来？传统文化的回归动力与空间在哪里？古城与小镇能拯救中国吗？因为历史的感受和现实的思考是融为一体的，而这我觉得也应该是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现实中国的一份本能担当。

努力做回那五十分之一

读书周刊：您在北京语言大学担任教师已经近15年了。您刚刚也提到书中的很多文章起初是用作启发学生思考的，所以是不是很多文章的目标读者是年轻人？

梁晓声：我确实有这方面的考虑，很多文章也是写给年轻人的，但我最想和他们说的是保持独立与个性。

我想举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的例子，他曾说过：“我面对5万人歌唱过，也面对50万人歌唱过，但是让我最感到压力的是面对50个人歌唱。”这是为什么？因为他面对50万人的时候，这50万人可能体现为同一人格，他们说着类似的话，一起挥舞手臂，情绪色彩也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容易被旁边的人所同化，但如果你是那50个人中的一个，往往会意识到我和别人是不同的，会保持自己的个性，不一定别人喜欢的音乐我也喜欢。

我想提醒青年们的是，在当今有些浮躁的社会，我希望每个人都想想我是那五十万分之一，还是那五十分之一。要努力做回那五十分之一，做回自己。我们今天确实有很多人是特立独行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常常是我们房子的装修要和别人不一样，穿着、发型、用的东西都要和别人不一样，但是我们忘了要真正做回自己，最主要的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而这就是五十分之一的特征。

读书周刊：所以，您在书中提到，法国戏剧家欧仁·尤内斯库的戏剧《犀牛》中发问，当人人都争先恐后地成为犀牛，你成不成为一个犀牛？里面最经典的台词便是“不，我绝对变得不像他们那样”。

梁晓声：中国青年与其他国家的青年心路历程不同，我们这一辈人经历过总体被同化的历史年代，但是在西方，同化是不容易达成的。和我们这辈相比，如今的80后、90后已经改变了许多，不太容易被简单的号召所同化，但他们成长于以影像文化为背景的时期，商业、科技等特征造就了成功的统一标准，所以为了追求成功，自己可能会变得和周围所有人一样，且没有不适感。

一个人未来的人生想要和别人不一样时，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说，我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要做和同代人不一样的人，只有当你少年、青年的时候不一样，40岁的时候才会不一样。

读书周刊：如果人人都变得容易被同化，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梁晓声：人们可能会被娱乐同化了而不自知，被金钱价值观所同化，甚至体现在生活习惯上。你看到周围的人都是手机控了，你不觉得自己也变成手机控是不妥的，周围的人都喜欢看嬉闹的电影，你也就这么选择。

今年春节，我在外地，特意考察了一下当地院线的情况。正值贺岁档，电影都一部比一部热闹，但也有一些安静些的、偏文艺的。其中有一部音乐动画片——《夏洛特的网》，我看过觉得很适合家长带着孩子看。正好在排队买票的时候，我身边站着一位母亲带着孩子，我就向她们推荐这部电影，但那位母亲立即说：“我才不呢，这部电影票房很惨淡，肯定不好看。”就是这样，在许许多多生活的细节中，我们是很容易被同化的。

这里还有一点，我们总有好的愿望，希望有好的工作，希望被领导重视，希望好的机会都落在自己的头上。有时，别人身上发生了好事，很多人会生出不平，心里会想，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别人？但你再想想，如果你自己和那五十万分一以外的人都一样，凭什么那个好的机会一定落在你身上，凭什么？

永远不要忘记云层上端

读书周刊：书中，您的一篇篇文章可以被归于杂文的范畴。关于杂文的社会角色，很多人将它视为针对当下的批判武器。您怎样看待当下作为“批判的武器”的杂文呢？

梁晓声：我受西方文学理念的影响比较深，青少年时期就读卢梭、伏尔泰、雨果，他们都写过很多杂文，我也便愿意尝试这样的写作风格。

我们国家，最近30几年发展很快，自然而然有些事情就会造成我们的同胞有不适感，这时候适合用杂文的形式，短平快讲清事实。但我们面对的社会现象，即使到了我这个年纪来判断，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较容易判断的，是非比较明显，这时杂文体现为一种表态，你支持哪种观点、反对哪种观点，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但有的时候是非看得不那么分明，甚至很努力也分不出谁对谁错。因为有一些事、一些现象，背景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掌握的，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有限的，这时我们会怀疑自己的表态是否客观全面。当作家自己也迷惘、纠缠不清的时候，恰恰用小说来表达反而更适合一些。小说可以表达这一种想明白但是很难弄明白的过程，写到人性、人格，也会更细致、更生动。

所以，我不能说哪种文学形式更好，只能说面对不同的社会现状、社会现象，作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创作。

读书周刊：如今，您依然保持着那种罕见的真诚、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的义愤和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您是否以纠正社会恶疾和唤醒民众为使命？

梁晓声：首先，我必须说，我的写作绝不会取悦任何方面，包括市场、读者。因为在我心中，民众企盼知识分子能如古代的“士”一般，一定要多一些社会担当的道义和责任。这其中，讲述自己心中的对错，为人们提供启思，确实是一个作家的责任。

批判确实是一种作为，但如果一个作家只局限在这种作为上，那是绝对不行的。我想为这个社会奉献，而不仅仅是指责，当作家能够这样要求自己，就很自然地回到他作品的创作上了。

贾平凹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很认同，他说：“一路写下来都是在学着写，觉着自己有些经验了，也就有些老了。”他还举过这么个例子：他早年没有坐过飞机，之前一直以为云层一遮以后，就那么一点点太阳，可当自己坐着飞机穿过厚厚的云层之后，才发现云层之上万里晴空，自己顿时就觉得眼界开阔了。所以，当作家写一篇东西的时候，要是他打算通过去写一片云来给读者讲一个故事，那么思路境界要放在云端上面，视野一定要看得很宽、很远。

在我看来，作家都是在云层下端写作，但心里永远不要忘记云层上端，因为那里有真善美，也有全人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