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新作《北鸢》：“管窥之下是久藏的民间真精神”

出身艺术世家的作家葛亮，上月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新作《北鸢》，引发众多关注。

新作《北鸢》是葛亮书写近代历史、家国兴衰的“南北书”之“北篇”，历时七年，是他继上一部《朱雀》之后的最新长篇小说。葛亮在小说自序里提到，小说题为《北鸢》是出自曹雪芹不大为人所知的著述《南鹞北鸢考工志》，“曹公之明达，在深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之道。字里行间，坐言起行。虽是残本，散佚有时，终得见天日。管窥之下，是久藏的民间真精神。”

谈到葛亮，常有人上溯到其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学者葛康俞、太舅公为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表叔公为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这些赫赫有名的家族成员，为葛亮披上一层传奇色彩，也赋予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关于此书的创作缘起，葛亮回忆起祖父遗作《据几曾看》编辑的一封信，“这位我很尊敬的编辑在信中说，希望我从家人的角度，写一写祖父的过往。”他曾考虑以非虚构的文体进行写作，然而反复思量之后，仍然选择了小说这样一种更“有温度”的表达方式。

对族中人物在新著中的处理，体现了葛亮作为小说家的独特历史观念。葛亮的外公，亦即《北鸢》主人公卢文笙的原型，他的姨父褚玉璞（《北鸢》中名为石玉璞），是民国初年颇富声名的直系将领，其鼎盛期与张学良、张宗昌并称“奉鲁直三英”，因其在民间的争议，也曾屡屡为人所书。民国鸳蝴派作家周瘦鹃在《秋海棠》中就曾写过这位传奇军阀。葛亮在《北鸢》中，再次对这一人物进行了着力书写，并落墨于北伐大幕之下军阀阶层的没落境遇。

“鸢”即风筝，葛亮全书以“鸢”作喻，犹如命运引线。在《北鸢》中，葛亮工笔勾勒了政客、军阀、寓公、文人、商人、伶人等上百位经典民国人物，小说内容涉猎大至政经地理、城郭样貌，精至烹调、书画、服饰、曲艺，包罗万象，不啻为一幅“民国清明上河图”。这样细致入微的描绘来源于葛亮的翔实考察与案头之功。在七年中的写作时间里，他做了大量的访谈以及埋首于文献的“格物”工作，比如书中提及“祭孔大典”，虽只是一处段落，却事先对府县两祀的日程，主祭的祭辞格式，祭服的具体样式他都做了详尽查证。

访谈

我愿将作品终结于一个优美的循环

羊城晚报：《北鸢》有一种特别的语感，让人似乎需要放慢节奏去阅读。

葛亮：实际上我对语言确实是有自己的考量的，因为《北鸢》描写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找到和这样一个时代的在场感互相匹配的语言。

此外，这种语感的形成可能也还是得益于父辈的引导和培养，因为我少年时看了不少笔记体的小说，如《阅微草堂笔记》等，它也建构了我对于语言的审美跟语感。包括在写《北鸢》的过程中，我还看了一些民国时期的小说，得到某些启发或体悟。

羊城晚报：能问一下有关您的家族成员的趣事或者典故吗？

葛亮：如果说有趣的话，我觉得我外公的有趣程度远远高于祖父，这也是我会选择外公作为小说主线的主要原因。从趣事的角度，可能我父辈的趣事更加多一些，也跟他们幼时一些教养有关。比如我的父亲，他实际上是学理科出身的，学物理，他在大学剃了一个大光头，非常酷，而且最喜欢做的游戏就是挑战中文系和历史系的人，例如和他们比赛背诵《史记》，而且父亲每次都能赢。他是我内心非常直观的一个关于文学或者关于生活化的偶像，祖辈对我而言则更像一种历史的轮廓，我会比较敬畏。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北鸢》的写作真是缘起于家族前辈在精神上对我的滋养，使我会有一种动力或信念，花费时光去建构这样一部小说。

羊城晚报：那么你听老师讲课提到陈独秀或者邓稼先，你会紧张吗？或者老师会紧张吗？

葛亮：我做学生的时候，老师应该不知道我的这些（家世）。我还好，就把他们当做历史人物来学习就好了。

羊城晚报：此书的创作过程长达七年，其间遭遇过什么困惑吗？

葛亮：这个时间是够长的。在创作过程中，我梳理了外公的前半生，如果有困惑的话，就是他最终结局的结点应该在哪里。实际上外公人生的后半程更为跌宕，因为他是这个城市里最年轻的资本家，经历了公私合营、“文革”。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个“老运动员”，各种各样的运动都少不了他，经历了人生中极大的转折和苦痛。我当时犹豫，要不要把这些写出来，但是最后选择了1947年作为一个中止的结点。这始终是出于我自己内心审美的考量。无论是知识分子也好，还是贩夫走卒也好，在一个时代里他们都承担自己的某种位置，外公一生都是一个和时代和解的姿态，这种姿态实际上在我看来是非常动人、温和与优美的。所以，我希望在作品终止的一刹那，他能进入到一个循环：收养了朋友的婴孩。那一刹那他的人生仍然非常温和而优美。就这本书而言，他的人生结点是在那个美丽的循环上，而之后到上世纪50年代，对一个普通人而言是非常杂乱、没有选择的，我觉得不是那么美。

谦卑，是指与时代和解的能力

羊城晚报：对于理解这本书，你还有一句关键的话：“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请问应做何阐释？

葛亮：提到这句话里的“谦卑”，我想在《北鸢》这部小说里可能更多指向了卢文笙这样一个角色。因为他自己在很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历了人生非常大的开阖，目睹了某一个阶层的繁华、鼎盛，同时也在短期内经历了巨落和凋零。在这种起落之下，他形成了自己人生的一种状态——谦卑——可能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他造就了自己和时代之间的一种和解的能力。这种能力实际上是一种包容感，对于时代、对于他人、甚至对于苦难的包容感。这部小说的跨度是从上世纪20年代到1947年，前面有一系列的中国历史大震荡，包括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所有大的历史事件实际上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仍然是有影响和刺激的。但是文笙在他自己的人生序列里，我想他始终坚守一点，就是对于人生的退势，而不是攻势——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他会把它慢慢化解掉。这就是他所说的包容感，包括他人生的江河所在吧。

羊城晚报：从构思到写毕，你心目中的民国发生了变化吗？如果有，是变得越来越清晰，还是跟你预想当中不一样？

葛亮：其实民国是一个大话题，怎样写、从什么角度写，不同的作者也都会有不同的理解跟出发点。这本书是在台湾先出版，当时的宣传语中有句话——（怎样去表达民国？）自由、至性、不拘一格。对我而言，民国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不拘一格。这本书里写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在我自己的理解中，民国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1905年废除科举，以往所有知识分子的独木桥“学而优则仕”被剪断了，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分化，从某种意义上也赋予该阶层不同发展的可能性，所以说不拘一格。

羊城晚报：小说到快结尾的时候写了一个吃的场景，描写主人公在落难之后仍然有从容和余情来慢慢体会每道菜的香味，这其实也是民国的大户人家传承下来的审美之一——饮食的审美。这个细节给人印象深刻，很具有某种“民国范”。

葛亮：这场面有一个背景，主人公已经不想和时代发生所谓的政治上的联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选取了新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是什么？就是寄情于饮食。他就职于母校杭州艺专之后，在旁边开了一个菜馆，他自创了一系列的菜肴，把杭菜和徽菜中各种各样不同的原料、气息和创意联络在一起，变成他的一种人生新抱负。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人在他的时代里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你可以纵横捭阖，也可以选取一方净土。

新古典主义：表现时代的“常与变”

羊城晚报：《北鸢》封面上标有“新古典主义小说定音之作”的字样。最近经常会听到“新古典主义小说”这个词，不知你对此有何看法？

葛亮：首先我觉得要由审美的层面去理解和把握它。本身从文字的角度还原历史，或者还原历史的审美，这是其中之一；第二，把历史的题材放在一个当下的语境里进行检验。我特别喜欢的一位作家是沈从文先生，他的长篇力作《长河》非常可惜并没有完成，但他提到一个概念和“新古典主义”这样的界定是相关的——他想表现的是时代的“常与变”。我理解“常”的一端就是代表所谓的传统文化，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里，传统必然会遭受一系列的流失、冲击、凋零、重塑，这就是“变”的那一端。

新古典主义某种意义上就是把这种传统的东西、古典的东西放在当下，用当下人的处理、消化重现一种来自传统的精神。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羊城晚报：你计划中的“南北书”已出两部，第三部能透露吗？

葛亮：现也在构思中，也会包含历史的元素，也会涉及到一方面家族，包括时代的叠转跟凋零。

羊城晚报：你写《朱雀》花了五年，《北鸢》花了七年，第三部不会要九年吧？

葛亮：这是算术的算法。但我不会在创作周期上给自己一个规定，顺其自然就好了。

葛亮，1978年出生，原籍南京，现居香港，任教于高校。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著有小说《北鸢》、《朱雀》、《七声》、《谜鸦》、《浣熊》，文化随笔《绘色》，学术论著《此心安处亦吾乡》等。部分作品译为英、法、俄、日、韩等国文字。曾获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发展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等。长篇小说《朱雀》获选“亚洲周刊全球华文十大小说”，2016年以新作《北鸢》再获此荣誉。